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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原有朵你做的云

核心提示:人類在向艱難險阻的環境挑戰時,與其說戰勝了外部環境,倒不如說是戰勝自我。

  先聲明一下,這是一個真實故事,沒有半點虛構。如果沒有這次“我與《讀者》征文的故事”活動的鼓勵,也許這個珍藏在我心中幾十年的故事,一時半載還不會甚至還不敢解密。

  我這里說的高原,是指藏北高原。從格爾木沿著青藏線到拉薩,上千里的路途除了雪山還是雪山,除了荒漠還是荒漠,甚至找不到參照物;鮮有稀疏不過寸的小草,滿目蒼涼得沒有鮮花,甚至見不到一棵樹木;惟獨藍天藍得藍色透徹,雪山雪得雪白清純,偶遇飄來云朵才覺得萬里羌塘是有生命律動的。

  我這里說的云朵,是指一本雜志。人們知道海拔四千五百米以上的藏北高原,高寒缺氧,所有生命的日子都是苦難的,那里人的頭發是枯燥的,沒有內地人頭發的那種光澤;那里人的指甲是平癟的,顏色是紫青的,沒有內地人指甲的那種飽滿和紅潤,還有那黑青赤紅、粗獷且顯得蒼老的臉膛,明眼人一看,這是高原紫外線的傷害,留下的永恒的紀念。好在那里高海撥,使得人們離天最近,那些低矮隨風飄來的云朵,感覺伸手就可以把天抓。

  慶幸這本雜志,成為我三年援藏的枕邊之書……出差到無人區的身邊唯一忠實伴侶……尤為悲痛的是,為了能擇取天上這朵書云,我的司機還為它獻岀了寶貴生命……可能是老天苦憐或是開恩吧,在一個偶然的機會,這本雜志還轉發了我寫的一篇近萬字的布達拉宮報告文學,使得我成了那個時候的“網紅”。我憑著西藏高原相關的文藝作品,竟然叩開了中國作協大門。更令我驚嘆不已的是,我國大學語文還把我的這篇文章編入課本,讓我這十多年一直成為大學的“坐上客”。

  后來,著名作家莫言、王蒙、麥家,鼓勵我書寫援藏干部這一當下中國特殊階層,寫作出版了致青藏三部曲。莫言、王蒙專門為我的書題詞,麥家為我的書作序……可見,這本雜志是我在高原上遇到的一朵祥云,在我援藏三年最苦難最焦澀的日子,給我帶來了無限的福音和快樂。

  說到這里,人們不免欲問一本雜志怎么會成為高原上一朵祥云呢?這事還得聽我從頭說起,那是一九九五年五月,當時我在東部沿海一家省級機關工作,能到高原上去,主要是受全國掀起的學習孔繁森活動的影響,我被單位選派參加了全國首批援藏大行動,任藏北那曲地區計經委副主任。

  那時雪域高原交通十分閉塞,藏北幾十萬平方公里的無人區,牧民幾乎過著與世隔絕的生活。而內地一般人通常又無法抵達那里,只聽到外國有人說起,“人到海撥四千五百米以上將無法生存”,這是英國人寫的《人在高原》一書所謂權威的斷言。而藏北那曲地區地處世界屋脊的“屋脊”之上,有地球第三極之稱,平均海拔均在四千五百米以上,無疑歸屬排列在生命禁區中。

  到藏北高原之前,我們第一站是集中到拉薩休整,許多人這時都有或重或輕的高原反應。考慮拉薩畢竟比那曲海撥低一千米左右,從適應高原角度無疑有利于援藏干部體能恢復。當地組織部門為了確保我們援藏干部上得去,允許我們在拉薩休整五天。時間催人,倒逼我們強打起精神,愈是高原反應吃不好,愈要強硬咽㖔;愈是高原反應睡不好,愈要閉目養神。

  這時的活著,已成了我們一個最低需求。西藏自治區組織部門的領導,時不時來看望我們。最令人難忘的是,自治區送給我們的見面禮,竟是當時發行量較大的一本薄薄的雜志,一本厚重的高原保健書籍。對于高原上送保健書籍或許人們還能理解,對于送一本雜志總覺得令人不可思議。

  后來才知道在藏北這一生命禁區里讀點小文章勉強還可以,怕的是讀大文章,那的確是件玩命的事。被人們稱為“文壇大俠”的女作家龔巧明,一九八二年畢業于四川大學中文系。她決定要到生命禁區去進行創作,一九八五年九月,她開始了冒險的實踐,可她在高原采訪寫作了沒幾天,便倒下了,遺憾萬分地離開了世界。青年詩人羅啟潮,憑著年輕的優勢也來到高原向“生命禁區”挑戰,可惜寥寥無幾的作品便成了他生命的絕筆……所次,閑時讀點像這本雜志上面的一些小文章,既輕松又不失為一種好的選擇。

  說歸說,沒有身臨其境,我們還是難以理解高原上這份特殊的見面禮。五天之后,我們接時啟程向著更高海拔的那曲進軍。整個那曲的地方剛好有四個浙江省這么大,從拉薩到那曲鎮是三百二十八公里,路上接我們的中巴車總是跑不快,據說汽車也怕缺氧,吼著氣的發動機,馬力總是上不來,顯然在這種惡劣的環境下學習讀書,的確是一件令人尷尬的事。

  那曲鎮,作為那曲地區的所在地,地方與內地的一個鄉村集鎮差不多大。由于海拔高,它也成了當今世界上海拔最高的一個鎮。這里不能長樹,沒有花草,光禿禿的山,空蕩蕩的地,顯得十分荒涼。到那曲的第三天,我不等身體恢復,即到崗上班。辦公室設在二樓上,第一天上班,從底層到一樓,我足足爬了半個多小時,幾乎是每上一個臺階,都要等喘氣平緩后再爬。

  作為一個地區所在地的那曲鎮上,這里除掉紙矮的藏民平頂碉房外,街上幾乎什么也沒有,沒有公園,沒有圖書館,沒有電影院,偶見商店也沒有幾樣東西。基礎設施落后得人們不可思議,沒有電燈,沒有自來水,好一定的單位晚上柴油發電像鬼火忽明怱暗。在那里每收到一封信,接到一個電話,有可能都是一種奢侈的享受。

  整個鎮上,長途直撥電話僅有兩條線,一根是行署專員專線,一根是面向社會線路,白天誰都別想拔出長途,晚上后半夜跑到辦公室,那“噠噠噠”脈沖拔號盤,即便兩三個小時的煎熬,碰運氣才有可能通上電話。而一封家信,在高原要走多少天,始終是一個末知數。報紙新聞通常次月才有機會可能讀到。而這個時候,我手中的得到的這本雜志,一定是我們工余時間相互傳閱的最佳食糧。

  人們可能不知道,我在內地的業余愛好是經濟研究,援藏前已經出版過幾本專著。問題是現在到了一個信息閉塞的藏北高原,這一喜好變成了英雄無用武之地。有一天,我不知是多少次翻開那本雜志時,發覺那上面的一些文章,幾乎篇篇都已熟記在心。這時雜志上的內容好像已經無法吸引我,反倒是一篇篇文章的寫作套路令我動容。這時我腦海中突然冒出一個閃念:可否模仿雜志上的這些文章,把雪域高原上風土人情的故事,向世人講述出來……

  為此,我對這本雜志好奇起來,還跑到那曲鎮上尋找新出版的刊物。當地人不好意思告訴我,這個鎮上壓根就沒有賣個雜志,即便新華書店也是成年舊書,甚至是“文革”出版的紅寶書。終于有一天,我得知單位要派人到格爾本辦事,我馬上支派我的司機到那里去,一邊讓他內地走一走,開闊開闊眼界;一邊讓他順便幫我買幾本新出版的雜志。

  一周之后噩耗傳來,我的司機在回那曲途中,在翻過五千多米的唐古拉山口時,因車禍當場死亡。人們在清理遺物時,發現有一個大信封皮上寫有我的名字,里面裝有幾本最新出版的雜志。當我接過信封,發覺鮮血早已將信封及雜志染紅,突然我眼淚奪眶而出,再也控制不住自己感情的閘門,放聲大哭起來……

  不錯,當地人常說,“人在高原走,命在天上游”。因為高寒缺氧對高速運行的車輛、對全神貫注的司機都是一個極大考驗,但我的司機這次遭遇不測,我一直以為是我引發的“罪過”。后來,我跪在司機天藏的臺前,將一頁頁鮮血染紅的雜志撕下來,一頁頁用火點燃還給了司機……從此我痛定之痛,只字不提這本雜志。

  司機之死,又倒逼我將業余時間,全部花在書寫西藏高原文章上,我想實實在在為高原做點事,想以此洗涮我的過錯,這主要基于兩點考慮:一方面我覺得三年援藏總是有期的,如果能把一個未知的雪域高原盡快告訴世人,這無償不是對援藏工作一個延續;一方面我又發現西藏高原過于苦難,在這里別說做人,即便做一個牲畜也是苦難的……我想我應該為他們寫點或留點文字,亦是彌補空白,也是對這里成千上萬獻身高原的英靈慰籍。

  遺憾沒有電的藏北,電腦成了一種擺設。我馬上尋找寫作稿紙,可惜我工作的單位里沒有這樣的紙,到其它單位去找,一般單位也都從未印制過稿紙。我想通過商店買,這才吃驚地發現,整個那曲鎮的大大小小的數十家商店,從未賣過方格稿紙。我這才后悔,到高原寫作,帶空白稿紙比帶讀者雜志更重要。

  用墨水寫字時,我的第一瓶墨水僅用了七天,我想喝也沒這么快。結果向人打聽,是因那曲氣候極干燥,墨水瓶打開后,如不及時擰緊蓋子,墨水中的水分很快就揮發掉。而到冬天寫作時,又很滑稽,墨水與瓶子永遠是冰在一起。自來水鋼筆在這里,自然也是難派上用場,一管墨水打滿,寫不了幾個字,筆尖上的墨就結上一層硬殼,有時為了提高寫字速度,我干脆把鋼筆作醮筆用。

  我喜歡晚上寫作,人稱“夜貓子”。但那曲鎮沒用上電,只得靠單位發電機供電,由于自發電不穩定,常常煩得你寫不下去。而發電機一到半夜,又要停止發電,這時我只能靠蠟燭照明。缺氧條件下點一支蠟燭,根本就發不出光,我常常點起三支蠟燭,因缺氧蠟燭燃不完全,那煙霧總把屋子熏得烏煙瘴氣,嗆得你透不過氣。所以在那曲,我氣管一直發炎,每天咳嗽難熬。

  在高原寫作,我總感到腦袋特別笨拙,特別遲鈍,很難產生靈感,記憶很差,許多常用字也會記不起來。缺氧引起頭痛,也成了我高原的常見病。高原上的頭痛與內地不同,頭痛似如刀劈開,吃四五顆止痛片,也難奏效。每次頭痛時,又常常逼我不敢隨意睡覺,以減少“長眠不醒”的危險。長時間熬夜寫作,手腳關節痛和腰痛也讓人難受,尤其是握筆寫字的右手,常常會握不住筆,肘關節伸不直,并隱隱脹痛。兩眼眼壓升高,眼珠像兔子眼一樣通紅通紅的,眼珠常常感到欲從眼眶中蹦出來……

  在藏北有人曾做過這樣的試驗,一個馬拉松運動員,如果猛地到了那里他也會寸步難行。那里年平均溫度在零下,有色金屬在那里,金屬內部的分子結構也會發生變化。擺上兩具尸骨,也不難分辯出哪具是內地人,哪具是藏北人,內地人的尸骨呈灰白色,藏北工作到一定年頭的內地人,骨頭會變為黃褐色,有人說這是長期缺氧使人骨質變化的緣故……所以,當地有人說,“活在藏北,本身就是一種奉獻。”

  每每這個時候,我再回過頭來,翻開那本每頁都已破損卷角的雜志時,這才感到這不是一本薄薄的雜志,它每一頁、毎一個字都凝結著雪域高原人的一個期盼一個夢想一個故事……是的,雪域高原上的寫作,就是這樣充滿艱辛、苦澀、遺憾。當時以經濟為主基調的北京《科技潮》雜志,不惜工本為我開了西藏文化專欄。對我寫作的西藏高原文章,連當時擔任國務院副總理的方毅同志都給予了贊嘆。

  其中,發在專欄上面一篇近萬字《說不盡的布達拉宮》的報告文學,很快還被我手中這本雜志全文轉載,這是我始料未及的。當然由于司機車禍一事深深刺痛了我的心靈,這時我對本雜志仍是敬而遠之。直到有一天,有關教育部門人通知我:轉載在那本雜志上的《說不盡的布達拉宮》文章,已被我國教育部門的專家相中,正式編入到高等學校語文課本中……當人們告訴我這些時,我總以為這是在做夢,當時我就仰望著天空,正好有一朵白云飄來,我突然傻傻問自己:難道這真的是髙原的憐惜與施舍,給我的一朵書做的云?

  后來我有機會,與著名作家莫言、麥家在西湖邊相遇,由于我們三人都有當兵的歷史,很快又拉近了相互之間的距離。麥家說他在我援藏時,正好也在藏北高原工作過一段時間,我們有許多共同語言。莫言說我們到西藏只是過客,沒有像你這樣的經歷,你應該把這個資源充分利用起來……這真是聽君一席話,勝讀十年書。莫言、麥家的話仿佛是一股暖流,一下蘇醒了我那顆被高寒缺氧麻木了的心。

  緊接著,我又快馬加鞭,寫作完成了我畢生第一部援藏干部長篇三部曲:《致青藏1——我的藏區生活》《致青藏2——生命在無人區》《致青藏3——一家人的朝圣》。之前,中國作家雜志、中國報告文學雜志等刊物,搶先在出書之前全文予以發表,這又一次引來了社會轟動與好評如潮。也許闖過生命禁區的書寫,面對這一無意中創造的“奇跡”,使我愈加明白,人類在向艱難險阻的環境挑戰時,在很多情況下,與其說戰勝了外部環境,倒不如說是戰勝自我。

故事說到這里人們可能等不及了,這本薄薄的刊物到底是一本什么樣的雜志,它為什么會如此這樣充滿魅力和誘惑?或許是到了水到渠成、瓜熟蒂落的時候——那我就向大家揭開這一謎底,這本雜志它的名字:叫《讀者》。叩心而說,的確是讀者這本雜志成全了我,但今天我要告訴大家這個故事,只是讓自已二十多年來,一直玄而不下的心盡快放下,而不是為什么刊物來站臺的。

  老實說,我那篇《說不盡的布達拉宮》一文,可能是迄今為止讀者雜志轉載最長的一篇文章。但它發在那一期上,我早已忘卻。寫這文時,為了不出差錯,我又用百度上網檢索了一番,發現讀者精品匯編的《月光下的喇叭手》一書中的第六篇,就是我寫的那篇《說不盡的布達拉宮》之文。在這里,我之所以還要說這件事,表明我真的忘記了該刊物。

  我非常喜歡這樣一句話:書本是智慧的磨刀石。我對這話理解的重點不是書本,而是磨練。這就是說,磨不好一把刀時,千萬別去責怪磨刀石,而是要反思或追問自己,有沒有用心去磨練自己。相信只有這樣,髙原上的你,才會尋找到關乎自己的那朵云,那朵像哈達一樣潔白純真的祥云。


文|張國云 工商博士,哲學博士,中國作家協會會員。已出版《走進西藏》《穿透靈魂》《叩天問路》《云邊書話》《水流云在》《一條大河里的中國》《致青藏1——我的藏區生活》《致青藏2——生命在無人區》《致青藏3——一家人的朝圣》等作品。

曾獲冰心散文獎、徐遲報告文學獎,人民文學獎、詩刊獎,三次浙江文學獎,獲中國時代藝術文學貢獻獎,被譽為全球高海拔4500米以上“生命禁區”——寫書第一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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