畢飛宇    陳夢溪

 
　　
　導語：　
　　6月25日，“畢飛宇研究中心”在揚州大學成立。揚州大學是畢飛宇的母校，“畢飛宇研究中心”依托高校的優勢資源，旨在培養更多的優秀作家，共同推進江蘇當代文學的研究與創作。
 
　　十年前，復旦大學中文系聘請王安憶做創作專業教授，開始嘗試曾經行之有效的文學教育模式。如今，許多大學的文學院都相繼引進了一批知名作家進入教學科研領域。不少大學開始聘任駐校作家，北京師范大學成立了由莫言主持的國際寫作中心；蘇童調入北師大；劉震云、閻連科、王家新也進入中國人民大學文學院。
 
　　畢飛宇也加入了作家擔任大學教授的行列。他的小說公開課講稿被發到微博后引發了網友的追捧，他用輕松幽默的語言剖析名家的經典作品，同時用準確實際的方法講解如何寫作一部優秀的小說，從《水滸傳》、《紅樓夢》、《聊齋》等古典名著講到魯迅、汪曾祺等現當代名家，再到海明威、哈代、莫泊桑、奈保爾等外國文學大師，畢飛宇的“小說課”受到學生的熱烈歡迎。
 
　　畢飛宇作為上世紀九十年代成名的作家，在創作上的成熟度不僅超越了同時代作家，甚至超越了很多八十年代成名的前輩作家。在從傳統媒體進入新媒體時代的文學轉型時期，畢飛宇可以被視為承襲了經典文學傳統的代表作家。
 
　　唯一想培養的人是自己
 
　　記者：揚州大學是你的母校，學校稱你是揚州大學的名片，尤其是文學系的學生也以作為你的師弟師妹為榮。這次成立研究中心的契機是什么？
 
　　畢飛宇：說我是名片這個言重了。讀大學之前，我就是一個鄉下孩子，最大的愿望也就是天天能有紅燒肉，我在讀書期間最大的收獲當然是生命質量的提升。當我在揚州師范學院中文系讀書的時候，因為濃郁的氛圍，我知道了一件事，我是一個可以成為詩人或者作家的那種人。我最終沒能成為詩人，可我成了一個小說家，這是可以接受的。我在讀書期間收獲了我的人生理想，最終，我成了一個踐行理想的人。母校對學子的偏愛通常是無與倫比的，學子對母校的感恩也一樣無與倫比。建立研究中心這件事很簡單，母校需要我做什么，我就做什么，不需要任何契機。
 
　　記者：你曾經說過不希望畢飛宇研究中心成為只研究畢飛宇的機構，你對研究中心的定位是什么？
 
　　畢飛宇：這個研究中心不是我的，是揚州大學文學院的，它的定位在哪里，應該由中心說了算。但是，我有一個建議，如果這個中心只是研究我，那么這個中心就很局促，沒出息，我又不是魯迅、曹雪芹，研究我用不著花那么大的人力和物力。我渴望的中心應當以中國的當代文學作為研究的對象，那是一個氣象萬千的大世界。
 
　　記者：你已經擔任南京大學文學院的教授，開設小說分析的課程，此次在揚州大學成立研究中心會做哪些方面的探索？
 
　　畢飛宇：首先我要給你說一說揚州大學的文學院，我讀書的時候叫“揚州師范學院中文系”，因為歷史的原因，在文革之后，它聚集了一大批杰出的學者，曾華鵬、李關元、葉櫓、吳周文、孫露茜、石明輝……正是因為他們，揚州師范學院中文系涌現了一大批作家、批評家和學者。你問我中心有怎樣的規劃，很簡單，一切以文學院的學科建設為前提。學科上去了，研究能力上去了，一切就都上去了。
 
　　記者：畢飛宇研究中心在扶持青年作家的創作，幫助文學新人方面有什么具體的方法？
 
　　畢飛宇：我沒有具體的想法，我從來沒想過我要去培養文學新人，沒有人需要我培養，我也培養不了任何人。請原諒我的自私，我雖然不年輕了，但是，我唯一想培養的僅僅是我自己。當然，如果一個人有足夠的謙虛，他渴望從我這里得到一點幫助，那我會盡力。事實上，我在34歲的那一年就做文學編輯了，經常在編輯部里頭接待作者，有些人比我年輕，有些人比我年長，有些人比我謙虛，有些人比我狂妄，有些人在幫助我，有時候我也幫別人。我總體的感覺是，謙虛的人比狂妄的人走得更遠。謙虛也不是一個姿態，其實就是懷疑自己的精神，也是一個開拓自我的方式。
 
　　中文系和培養作家不能劃等號
 
　　記者：聽說你在高考時的成績并不太高，但老師看到你的作文后破格錄取了，是這么回事兒嗎？你認為在當今的高考體制下，高校的文學專業如何不遺漏掉有文學天分的學生？
 
　　畢飛宇：實際上也不是破格，我剛剛達到分數線，介于可錄取和不可錄取之間。我是踩著最低分數線走進來的，主要還是數學太差，數學本來是100分的試卷，到了1983年，突然變成了120分了，這意味著我又少了20分，你說多氣人。剛剛進校，我惹事，被老師抓住了，老師問叫什么名字？我說，畢飛宇。老師說，“哈，我記得你，本來不要你的，看你語文分很高，我們反復研究了你的作文，這才要了你”。這個女教師叫梅尚筠，她是我一生的恩人。實際上，現在的高考錄取比我們那個時候科學多了，現在有自主招生，可以面試。在我看來，面試是最好的補充，可以在很大程度上彌補筆試的遺憾。
 
　　記者：有作家提出當下的高校文學院或中文系并不是培養文學人才的地方，而是培養學者的地方，寫作實踐的課程比較薄弱，你如何看待這個問題？
 
　　畢飛宇：作家的成長比較復雜，它帶有整合性，你很難說作家是怎么培養出來的，在這個問題上，不能在作家和中文系之間搞簡單邏輯和粗暴邏輯。中文系不培養作家，可是，醫學也不培養作家，魯迅和郭沫若都成了作家。有一句話我想這樣說，如果你喜歡寫作，讀中文系一定比讀數學系好，這句話大概沒有問題。許多作家進入高校，名義上是教師，其實還是作家，我們的工作主體依然是寫小說，我們不會去做研究的，格非除外。你以為做研究那么容易？我們做不來的。
 
　　記者：你在講課時提出，閱讀小說研究小說從來就不是為了印證作者是怎么想的，讀者的閱讀超越了作家。你的作品也在被許多碩士、博士研究生拿去做論文，在看這些研究自己小說的論文時您的感覺是什么？
 
　　畢飛宇：我也知道研究我的論文比較多，但我真正讀過的并不多。我最喜愛的感覺是意外，這話怎么講呢，就是我寫的時候并沒有這么想，但是，在論文里，他言之成理，這反過來又啟發了我。我喜歡這樣的感覺。閱讀的第一個境界是理解，第二個境界是發現。
 
　　小說家的文章通常更好看
 
　　記者：你的《小說課》在網絡上發表后大受歡迎，你也提出分析小說不能用語言學，應該用哲學，這是否是作家講課比較精彩的原因之一？
 
　　畢飛宇：學者或批評家的工作主要是論證，如果他提出了一個觀點，他就需要用很大的篇幅去論證它，對一般的讀者來說，論證都是不好看的，它對閱讀有更高的要求。小說家就不一樣了，直截了當，他可以少論證，甚至不論證。從這個意義上說，小說家的文章通常更好看一些。舉一個例子，關于余華的描寫，莫言說：“如果你讓余華去描寫一棵樹，他會給你一棵樹的倒影?！边@句話很精彩，幾乎成了余華的標簽，可是，如果你要讓一個學者去闡述同樣的意思，也許需要好幾萬字。還有一點，讀者的要求不一樣，讀者在作家這里渴望的是結論，而在批評家那里則是論證的進程。
 
　　記者：你在講課中時常會這樣分析：如果是我去寫這段的話我會怎么寫，您認為作家在分析文本時的優勢有哪些？
 
　　畢飛宇：小說有一個特征，那就是誘導讀者去設身處地、再身臨其境，這是小說的基本功能。作為一個小說家，我在閱讀的時候也會有另一種身臨其境，那就是問問自己，換了我會怎么寫？許多小說為什么在有些地方沒有按照“我的”的思路去寫？這就是一個問題。我就是在這樣的問題里成長起來的，在課堂上，把多重不同的可能性一起呈現出來有很有好處，同學們可以比較。事實是，如果一個人學會了選擇更好的表達，那就說明了一件事，他的審美能力提高了。
 
　　記者：你在解讀他人的小說時反復提到一個詞“把玩”，認為小說可以嚴肅，也可以當成一個玩具、一個手把件，重點在于一遍又一遍地摩挲。這種“把玩”的心態對于分析文學作品有哪些好處？
 
　　畢飛宇：無論是寫還是讀，我都有玩性，有玩心。我把這種“玩”當做摯愛。你同意我也好，批評我也好，我都會實話實說。有一點你必須承認，人是有功利心的，但是，在審美面前，我們并不功利。寫作我不敢說，我在閱讀的時候實在是沒有功利的，我的心很清澈，魚翔淺底。話又要說回來，閱讀的時候你的功利心又有什么用呢？你能治好林黛玉的肺結核，還是能把薛寶釵給娶回家？小說是虛構，它應對的是徒勞。從本質上說，文學是蒼涼的，這是生命的本色。文學無用，它只是大安慰、大無奈。當然，文學一定有它肅穆的一面和現實的一面，那是另外的一個話題。
 
                                                     （北京晚報   陳夢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