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陀談新作《無名指》：我在寫作上的一次反向實驗
李陀
（編者按） 暌違35年之后，李陀以長篇小說《無名指》，再次回到創作者的行列。本文為李陀先生的創作談，也是一篇“反現代主義宣言”。在他看來，在改革開放的時代動蕩里生長起來的中國當代知識分子，很多人在精神上、心理上，都是帶病的，因此，他在四十年來，一直不遺余力地試圖“回到十九世紀，向曹雪芹和陀思妥耶夫斯基致敬”。《無名指》全文發表于2017年《收獲》雜志長篇專號（夏卷）
李陀
什么是我寫作《無名指》的最持久的動力？其實是一種沖動，就是我想反著來——在寫作的最基本的追求上，面對長時期以來流行的小說寫作習慣（或者叫范式，叫教條，怎么叫都行），處處都“反著來”，用一個不很準確的說法，就是在長篇小說寫作上做一次反向實驗，這包括：
二十世紀以來，文學人物作為小說要素的意義和作用，長期被忽略、被貶低、被壓抑，與此同時，作家習慣于以敘述為核心來統合其他文學要素，把它們組織起來形成小說的骨肉和肌理——這已經成為小說寫作的天然品質，而人物在小說里是個配角。那么，《無名指》能不能反著來，恢復小說“寫人物”的傳統，把塑造人物重新放在寫作的中心，而且“寫一個，活一個”，讓一部長篇小說成為一個生動的人物畫廊？納博科夫說，世界上，只有托爾斯泰的小說，才能讓讀者像說自己的親人、朋友、鄰居那樣議論他筆下的人物（安娜，彼埃爾，娜塔莎等等），不過，我們對曹雪芹筆下的人物不也是如此嗎？難道林黛玉、薛寶釵、史湘云，賈寶玉，還有鳳姐、紫鵑、晴雯，甚至混蛋薛呆子，不都時刻生活在我們中間嗎？不都是我們的熟人嗎？我們不是通過這些人物才認識賈府、大觀園和有清一代歷史的悲喜劇演出嗎？既如此，今天的寫作為什么不這樣做？
二十世紀以來，象征、意象、隱喻、反諷等美學元素被人從詩歌大量搬進了小說（尤其是長篇小說），成為小說表達的最普遍的性狀，甚至成為小說連接“現實”（？？？——什么現實？）的主要手段，那么，《無名指》能不能降低這些要素的比重，弱化它們的功能，而把“寫實”（這個字眼常常被極盡嘲諷，變得灰頭土臉）的要素放在寫作的中心位置，像曹雪芹那樣，像托爾斯泰那樣，把現實生活寫得活靈活現？讓日常生活充滿了可見、可聞、可以撫摸的質感（不錯，就是質感，日常生活的質感），如在眼下，就在眼前？想想《紅樓夢》里的生活，那還像小說嗎？那還是小說嗎？那不已經是生活本身嗎？我們自己不是經常出沒于林妹妹終日揮淚其中那“龍吟細細，鳳尾森森”的瀟湘館嗎？不是聽到了鳳姐叉著腰罵人的那盛氣凌人的嗓音嗎？不是親眼看到了劉姥姥的自尊如何被一群丫頭戲耍的尷尬嗎？既如此，我們今天為什么不這樣做？
二十世紀以來，先有普魯斯特，后有亨利·詹姆斯，后來又有很多所謂大師的人，或者用具體的寫作，或者著文直接鼓吹，全都倡導和推崇寫人物心理，小說寫作要直接寫人的內心世界，寫人的意識活動，甚至把心理分析當做小說寫作進入當代人的思想世界、理解現實人的唯一途徑，從而忽略、貶低、壓抑人物對話在小說寫作中的意義和功能，那么，《無名指》能不能不信這一套，反過來繼承中國小說的寫作習慣，特別是曹雪芹在《紅樓夢》寫作里展示的榜樣，把“對話”當做小說寫作的最主要的手段，不僅用來刻畫人物，而且用來結構小說？難道《紅樓夢》不是幾乎全都由人物對話構成的嗎？難道這個長篇不是從頭到尾都是“對話”嗎？這對《紅樓夢》的偉大和深刻造成任何損傷了嗎？如果不拘泥于學術的嚴謹，如果明知不很恰當也要把兩個時空相距很遠的作家拉在一起做一番比較，然后問一下， 曹雪芹和亨利·詹姆斯，在探索其筆下人物心理的深刻和復雜上究竟誰更棒（斟酌再三，我只能選擇這個和文學批評一點不沾邊的俗詞）？很明顯的，難道不是后者遠不如前者嗎？既如此，為什么我們今天不這樣做？
前幾天網上貼出了幾年前我的一個采訪的片段：《回到十九世紀，向陀思妥耶夫斯基和曹雪芹學習》（活字文化7月22日推送），這個采訪里我說西方人對二十世紀現代主義評價過高，對此我們要有警惕，要有自己的評價。我一直認為，今天我們應該停止對現代主義那些經典作家的膜拜，而且應該和一切晦澀的、灰色的寫作習慣告別，對他們抱有“一種不抱任何希望的清醒感”（這是薩特的一句話，但是這話也適用于他本人，雖然我個人對他懷有很大的敬意，但不包括他的小說和戲劇）。前些天，在一個聚會上又說起這個話題，我說，這些話我已經說了二十多年，戴錦華糾正我，不止二十多年，已經差不多四十年。算一算，真差不多。
為什么我這么固執？那是因為，今天已經是二十一世紀，不徹底擺脫現代主義的陰影，不形成新的寫作理想和習慣，文學要有大成績，寫作要想比肩曹雪芹，那絕不可能。九十年代以來，不少新作家崛起，他們起點都很高，都有才華，也有很高的抱負，可是為什么一直沒有“大作品”出現？這已經成為一個很多人都關心的話題。追究起來，原因很多，但是其中一個比較隱晦的、也是非常重要的原因，我覺得是今天的很多寫作，仍然都和現代主義寫作有著很親密的血緣關系，打斷了骨頭連著筋，可是往往不自覺。
這樣的血緣怎么來的？一部分，是從八十年代寫作那里暗渡陳倉，拐了個彎接過來的，不過，更大一部分，似乎是從當代一些獲了各種獎（如布克獎）的外國作家那里學習過來的——可是，他們的寫作真值得我們效法，跟著他們的腳步走嗎？放在文學史里看看，很明顯，那些寫作其實還是借著現代主義的余暉在發光，其中最大的一股潮流，是對佛吉尼亞·沃爾夫寫作路數和風格的追隨和模仿（為什么沃爾夫影響這么大？已經遠遠超過卡夫卡，這本身就值得研究），如果作家對這追隨和模仿再追隨和模仿，我們的寫作還可能有創造性嗎？
不少人認為現代主義已經是過去時，那太麻痹了。我不同意。話說遠了，回頭再說我的“反向實驗”。
寫《無名指》，要反著來——要處處和現代主義的寫作習慣反著來，這個沖動對我非常重要，是這個沖動讓我一直保持著寫作的興趣，而且，由于這樣“反著來”遇到了我很多意想不到的困難，于是，怎么克服這些困難就又帶來新的樂趣。例如，下了決心要像曹雪芹、托爾斯泰那樣寫人物，寫一個，活一個，我本以為這又不是創新，“回到十九世紀”，有老樣子擺在那里，不會太難吧？可事實完全相反，太難了，真寫起來，不要說把一個人寫“活”到黛玉、寶釵那個層面，就是寫“活”一個相對來說比較“簡單”的人物，比如司琪、小紅那個級別，原來也是那么難！太難了。困難這么大，以致很快我就明白，為了重新學習那些自已很熟悉的東西，我不得不做各種“實驗”，在不同的寫作實驗里學習寫人物。這讓我想起當年寫短篇小說《自由落體》時候的情形，當時為了“實驗”一種新的寫作，還真是費了些功夫，可是，今天回首，那“實驗”也太容易了！今天的實驗干什么？是要寫是今天的人，是剛剛從二十世紀脫身，又剛剛進入二十一世紀的人，怎么寫活？一個簡便的法子，就是向二十世紀的寫作去直接獲取經驗，可是，當我努力去尋找可學習的資源的時候，真是太失望了——誰能寫人物寫到曹雪芹和托爾斯泰的水準？有嗎？沒有。就說大名鼎鼎的海明威，今天看他的幾部長篇小說，究竟有多高的水平？這另說，若說其中人物刻畫，如果要和十九世紀的經典作家相比，那是多么蒼白扁平啊！不錯，他有些小說里人物寫得相當好，像《白象似的群山》，可那都是意象人物，不立體，也不具體。其他還找誰參考？馬爾克斯？可是《百年孤獨》里都是超現實人物，或半神話人物，如果寫活人，參考起來就很難了——我不想細致說我的種種失望了。總之，我的感覺是，今天寫“活”人，特別是當代人，恐怕難免有某種實驗性，寫作實驗是難免的。
關于“反向實驗”，最后還要說幾句的是，這個“反向”并不是倒退，也絕不是在寫作上復古——如果說復古，那和文化史上多次發生的“復古”一樣，從“古”尋找資源和靈感，不過是為前進找到新的支點，為一次新的跳躍找到更合適的踏板。那么，《無名指》是往哪里跳？這我也說不大好，但有一點很清楚，這小說的一個內容是揭示中國當代知識分子的病態，我懷疑在改革開放的時代動蕩里生長起來的知識分子，很多人在精神上、心理上，都是帶病的，讓我常常想起陀思妥耶夫斯基筆下的人物（在《無名指》的反向實驗里，這些人物成為某種實驗劑），其中最自覺的一些，都不免卷入了一場內心里發生的精神戰爭，并且在其中苦苦掙扎，尋找出路，而另外為數更多的群體，則毫不察覺，樂于病態之中，混名混利，實際與魯迅先生所說的庸眾并無區別。
不過這些與“反向實驗”的話題就遠了，以后有機會再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