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戰救護隊》：一部抗戰救護的民族英雄史詩
2015年9月，抗戰勝利70周年之際，中國作家協會會員楊義堂從貴陽檔案館那一袋袋落滿塵埃的檔案中搜尋整理，寫出了30萬字的長篇報告文學《抗戰救護隊》，作家出版社出版，《人民日報》發表了中國作協副主席、中國報告文學學會會長何建明撰寫的書評《你不知道的林可勝》，這一抗戰英雄事跡才進入了公眾的視野。
2015年12月，全國臺聯和兩岸紅十字機構在貴陽舉辦林可勝教授研討會，貴州省紅十字會常務副會長尹秋蓮向臺灣紅十字會代表贈送《抗戰救護隊》。林可勝的醫療成就和抗戰事跡在海峽兩岸產生強烈反響。
林可勝和中國紅十字救護總隊，一個是偉大的抗日民族英雄，一個是凝結著熱血與奉獻的人道主義隊伍，終于在中華大地上被重新認可，并廣為傳頌：
在中國抗日戰爭時期，英勇無敵的抗日救護總隊，長期在包括八路軍、新四軍在內的全國九大戰區開展戰地救護工作，他們的骨干都是海內外著名的專家教授，共有醫療隊150多個，工作人員達到3400多人，培養的戰地軍醫有兩萬多人，救護軍民890萬人次，有力地支持了中國抗戰。
這支部隊打滿了整個抗日戰爭的全場，他們不僅組織了武漢大會戰、三次長沙會戰、常德細菌戰、宜昌會戰等國內戰場的救護工作，而且走出國門，組織了第一次中國遠征軍救護、第二次遠征軍和駐印軍的戰地救護工作。這支偉大而悲壯的抗日救護力量就是抗戰時期的中國紅十字會救護總隊，他們是一群偉大的抗戰白衣天使，是我們這個民族的英雄和驕傲！
中國紅十字會救護總隊的總隊長叫林可勝，他的父親是著名的新加坡華僑、廈門大學的校長林文慶。可勝從八歲時就被父親送到英國留學，曾經獲得英國愛丁堡大學哲學和科學博士。在英國期間，恰逢第一次世界大戰，林可勝曾經服兵役，從事了4年緊張的戰地醫護工作，為他日后從事抗戰救護打下了基礎。林可勝1924年回國，在北平協和醫學院擔任教授和生理學系主任，后來又擔任協和醫學院執行院長，創辦了《中國生理學》雜志，被稱為“中國生理學之父”，是一位具有世界影響的醫學家。
1937年“七七事變”時，林可勝看到中國軍隊沒有任何戰場救護，一任傷兵喋血死亡。中國士兵在戰場上的慘狀，激發了他的愛國熱情，毅然放棄了一萬塊大洋年薪的協和醫學院執行院長的工作（當時，店員的年薪是100塊大洋，小學校長的年薪是300塊大洋，大學教授的年薪是3600塊大洋，蔣介石的年薪是6000塊大洋），把妻子兒女送到新加坡的父親家中，自己回國投身到抗日戰場上。
最初，林可勝在上海、南京的大醫院從事救護工作，日軍在戰爭中轟炸大醫院和紅十字救護站，使一座座醫院慘遭破壞，他新建的一所5000張病床的南京中央醫院還未來得及使用，就很快葬身火海，這讓他痛苦萬分。
上海、南京淪陷后，林可勝領著一批中央醫院的醫生們來到武漢，在那里成立了中國紅十字會救護總隊，他天天寫信給過去的同事、學生和朋友們，勸他們到武漢為抗戰救護盡一份力量。
由于林可勝在醫學界的巨大影響，除了周美玉、榮獨山等一批協和醫學院的醫護專家們之外，國內外著名的醫學專家們也從各個方面匯聚到武漢。奧地利維也納大學矯形外科專家屠開元，號稱“屠石膏”，他接到林可勝的信后，立即乘船輾轉回國。另一位在印度調查霍亂的著名細菌專家陳文貴也放棄國際組織優厚的待遇回國參加救護總隊。
救護總隊將隊員們按照全國全國九大戰區的部屬，分成9個大隊，34個小隊，每個小隊20多人，將救護隊推進到離戰場最近的地方，使戰場上受傷的戰士盡快得到救治，甚至能在炮彈呼嘯的前線開展復雜的手術，使輕傷員很快就能重返戰斗，重傷員也能得到救治。協和醫學院博士榮獨山夫婦雙雙來到救護總隊，榮獨山成為紅十字會救護總隊副院長兼x光隊主任，利用國際捐助的一批X光機，組建了x光隊，帶領青年醫生進行X光診斷，戰地救治水平大大提高。
林可勝堅持將八路軍、新四軍的戰區作為統一的戰場看待，向延安派駐紅十字小隊，用汽車運送X光機、發電機和藥品，這些珍貴的醫療資源在陜北和山西戰場發揮了重要作用。紅十字會救護隊員、齊魯大學博士金茂岳等人成為延安中央醫院的骨干，中共高層的親筆題詞。新四軍的整個軍醫系統包括醫生、藥品，都是林可勝派過去的，新四軍軍醫處處長沈其震就是林可勝在協和的學生。
武漢淪陷后，紅十字救護總隊部先是搬遷到長沙，后來又遷到貴州省貴陽市。林可勝發現中國軍隊的軍醫十分缺乏，就在長沙、貴陽創辦了中央衛生訓練所，他和專家們組成了18個教學組，對各個戰區抽調來的軍醫進行培訓。由于林可勝的中文比較差，就由專家們用英文寫成各科的培訓教材，經過林可勝審閱之后，再翻譯成中文，在香港印刷，然后空運到貴陽，發給學員學習。榮獨山當時編著的《X線診斷學》是中國第一部X線教材，直到現在都在使用。救護總隊最多時，醫護人員達到3400多人，一些戰區離貴陽較遠，交通不便，林可勝就讓各個救護大隊，按照統一的教材進行培訓，全國培訓的軍醫有2萬多人！
圖云關下的中央衛生訓練所
在貴陽東南郊的圖云關下，救護總隊還建起了重傷醫院、運輸隊以及醫療器械廠、汽修廠等。
林可勝在美國醫學界也有很大的影響，他和美國醫學界人士取得聯系，成立醫藥援華會，發起“一碗飯運動”，為中國紅十字會救護總隊提供資金、藥品和醫療器械。海外華人華僑對祖國的抗戰支持更是不遺余力，不僅捐助資金，還派出技工，開著汽車來華參戰。紅十字會救護總隊得到的海外捐助達6000萬美元。美國醫藥企業剛剛生產的青霉素，在美國都十分緊俏，就被裝上貨輪運到中國。在貴陽圖云關，救護藥品和物資堆積如山，有200多輛的汽車在各個戰場上每天運送醫療物資、運送傷員，給中國抗日戰場給予了堅強的支持。
林可勝將藥品和輔料進行分包，一個藥品箱里各種藥品和材料齊全，方便實用，大包60斤，人能挑兩箱藥品運送，很便于運輸。在前線救護站，醫生拿到醫療包后，立刻就能做手術。
在中日三次長沙會戰中，紅十字會救護總隊各個救護小隊的隊員們擔著藥品擔子，和第九戰區的戰士們一起行軍，一同進退，傷員能得到及時救治。士兵們看到醫生們和他們在一起戰斗，不怕負傷犧牲，士氣很旺。
1941年11月，日軍發動了湖南常德細菌戰，用飛機灑下帶有鼠疫的爛棉絮、谷物，隨后，疫情大面積爆發了。林可勝派我國唯一的鼠疫病學專家陳文貴率醫護人員奔赴常德。陳文貴親自主刀對尸體進行解剖，帶領醫護人員封閉和救治感染人群，他還撰寫了近萬言的《湖南常德鼠疫調查報告書》，第一次真實確鑿地揭發了日軍在中國進行細菌戰的罪行。
在抗戰進入相持階段之后，傷員減少，病員增加，紅十字救護總隊又開始了對軍民霍亂、回歸熱、瘧疾、疥瘡、虱子等疾病的防治。他們用國際援助的金雞納霜治療瘧疾，用汽油桶燒水煮沸衣物消滅虱子，減少回歸熱和疥瘡，使中國軍隊的自然減員大大減少。
由于中國抗戰的正義性，世界各國的30多名援華醫生也積極來華支援抗戰，加入到中國紅十字救護總隊的行列里。他們來到中國，被紅十字會救護總隊派到中國的各個前線戰場。白求恩來到武漢后，很快被安排到山西五臺山，成為八路軍醫院的院長，后來犧牲在了中國。還有一位英國女護士高田宜，和白求恩一樣都是參加西班牙戰爭的醫生，不遠萬里來到中國，因為細菌感染，犧牲在貴陽圖云關。
日軍對林可勝和紅十字救護總隊十分痛恨，對紅十字救護車輛實施轟炸，使紅十字會的人員和車輛遭受到很大破壞。更加令人發指的是，日軍占領新加坡后，在新加坡殺害了林可勝的妻子和女兒，強迫他父親林文慶投降，要求林文慶組織華僑向日軍繳納5000萬美元的巨額奉納金，并且通過電臺勸林可勝投降，面對父親哭泣的哀告，林可勝堅決不投降。
但是，由于林可勝長期在海外生活，不會處理國內錯綜復雜的人際關系，加上國民黨上層對他向共產黨部隊贈送藥品不滿，林可勝被迫辭職。一些隊員也因此離開了救護總隊。
這時候，因為林可勝多年來在生理學上的巨大貢獻，美國科學院授予了林可勝院士的榮譽稱號，這在醫學界，是一個僅次于“諾貝爾獎”的榮譽稱號，許多人勸他去美國。但是，林可勝認為抗戰沒有結束，不能離開戰場。他帶領一些紅十字救護隊員參加了新組建的中國遠征軍，到緬甸擔任軍醫，他組織了兩次遠征軍和中國駐印軍的戰場救護工作，在緬甸的密林中，他們用降落傘搭起簡易救護站，在擔架上做手術，由于緬甸正逢雨季，這支救護隊被稱為“水陸兩棲救護隊”。
在第二次組織遠征軍時，林可勝組織了以中國紅十字救護總隊隊員為核心的26個救護隊和10個運輸隊，美國的救護隊也參與救護。美國還送來了大量的救護飛機、汽車、帳篷、藥品、器材。
林可勝和計蘇華、龔念慈一起設計救護路線。他們從前線的裹傷擔架隊、到手術隊，再到傷兵醫院，最后再用直升機將重傷員運到后方醫院，實行一條龍救護，每一名士兵都救護到位。
中國遠征軍戰場救護
在緬甸密支那，救護隊員周美玉對傷兵傾注了滿腔的愛，她為了安撫傷員，逐一親吻傷員的額頭和臉頰。她幫助傷員排便，傷員感動的抱住他哭泣，喊她媽媽。周美玉被稱為“救護之母”。
在緬甸大反攻時，恢復好的軍官士兵和救護隊員們組成了一個3000多人的師，這一支重上戰場的傷兵部隊被尊稱為“榮譽師”，這些人戰斗經驗豐富，在戰斗中沖鋒陷陣，屢立奇功！
日本投降了，林可勝帶著救護隊員們一起去廣州接受日軍投降，見證了日本投降的現場，他們一起擁抱歡呼。
中國紅十字總會頒發抗戰紅十字勛章，由于林可勝此時已經不是救護總隊的正式人員，加上一些人的排擠，林可勝沒有得到那枚他最應該得到的勛章。
之后，中國紅十字總會遷出貴陽圖云關，與重慶中國紅十字總會合并。1946年5月，中國紅十字總會救護總隊奉命解散。
解放戰爭期間，救護隊員們分赴不同戰場實施救護工作。大陸解放前夕，一部分人去了臺灣，更多的人則留在了大陸，成為新中國醫療事業的骨干力量。
而中國紅十字總會救護總隊隊長林可勝獨自一人去了美國，受聘于印第安納州的邁爾斯實驗所，從事生理、藥理研究工作。1969年，因患食道癌在加勒比海小國牙買加孤獨地病逝，終年72歲。林可勝的學生獲得了諾貝爾生理和醫學獎。
中國紅十字總會救護總隊當時留下了浩如煙海的文件、檔案等資料，存放在大山深處的貴陽市檔案館。
由于種種原因，林可勝和中國紅十字救護總隊的英勇行為，長期得不到公正的評價。從大陸來說，林可勝的抗戰救護隊是當時的中國紅十字會領導下的組織，他的抗戰功績，一直被列在“舊政府”名下。青島大學醫學院院長潘作新當年從協和醫學院畢業后到奧地利留學，后在林可勝的感召下回國抗戰，擔任紅十字救護總隊第一大隊的中隊長，在西北地區從事了六年的抗戰救護工作。解放后，潘作新害怕受到迫害，一直將這一段經歷埋在心里，從來沒有告訴過任何人，包括自己的家人，直到1983年去世。
從臺灣來說，林可勝有“通共”嫌疑，高層一直不喜歡他。再加上遠去海外，他的消息也漸漸閉塞。(徐樂 撰文)
《人民日報》評論
2015年12月，全國臺聯和兩岸紅十字機構在貴陽舉辦林可勝教授研討會，貴州省紅十字會常務副會長尹秋蓮向臺灣紅十字會代表贈送《抗戰救護隊》。林可勝的醫療成就和抗戰事跡在海峽兩岸產生強烈反響。
林可勝和中國紅十字救護總隊，一個是偉大的抗日民族英雄，一個是凝結著熱血與奉獻的人道主義隊伍，終于在中華大地上被重新認可，并廣為傳頌：
在中國抗日戰爭時期，英勇無敵的抗日救護總隊，長期在包括八路軍、新四軍在內的全國九大戰區開展戰地救護工作，他們的骨干都是海內外著名的專家教授，共有醫療隊150多個，工作人員達到3400多人，培養的戰地軍醫有兩萬多人，救護軍民890萬人次，有力地支持了中國抗戰。
這支部隊打滿了整個抗日戰爭的全場，他們不僅組織了武漢大會戰、三次長沙會戰、常德細菌戰、宜昌會戰等國內戰場的救護工作，而且走出國門，組織了第一次中國遠征軍救護、第二次遠征軍和駐印軍的戰地救護工作。這支偉大而悲壯的抗日救護力量就是抗戰時期的中國紅十字會救護總隊，他們是一群偉大的抗戰白衣天使，是我們這個民族的英雄和驕傲！
中國紅十字會救護總隊的總隊長叫林可勝，他的父親是著名的新加坡華僑、廈門大學的校長林文慶。可勝從八歲時就被父親送到英國留學，曾經獲得英國愛丁堡大學哲學和科學博士。在英國期間，恰逢第一次世界大戰，林可勝曾經服兵役，從事了4年緊張的戰地醫護工作，為他日后從事抗戰救護打下了基礎。林可勝1924年回國，在北平協和醫學院擔任教授和生理學系主任，后來又擔任協和醫學院執行院長，創辦了《中國生理學》雜志，被稱為“中國生理學之父”，是一位具有世界影響的醫學家。
1937年“七七事變”時，林可勝看到中國軍隊沒有任何戰場救護，一任傷兵喋血死亡。中國士兵在戰場上的慘狀，激發了他的愛國熱情，毅然放棄了一萬塊大洋年薪的協和醫學院執行院長的工作（當時，店員的年薪是100塊大洋，小學校長的年薪是300塊大洋，大學教授的年薪是3600塊大洋，蔣介石的年薪是6000塊大洋），把妻子兒女送到新加坡的父親家中，自己回國投身到抗日戰場上。
最初，林可勝在上海、南京的大醫院從事救護工作，日軍在戰爭中轟炸大醫院和紅十字救護站，使一座座醫院慘遭破壞，他新建的一所5000張病床的南京中央醫院還未來得及使用，就很快葬身火海，這讓他痛苦萬分。
上海、南京淪陷后，林可勝領著一批中央醫院的醫生們來到武漢，在那里成立了中國紅十字會救護總隊，他天天寫信給過去的同事、學生和朋友們，勸他們到武漢為抗戰救護盡一份力量。
由于林可勝在醫學界的巨大影響，除了周美玉、榮獨山等一批協和醫學院的醫護專家們之外，國內外著名的醫學專家們也從各個方面匯聚到武漢。奧地利維也納大學矯形外科專家屠開元，號稱“屠石膏”，他接到林可勝的信后，立即乘船輾轉回國。另一位在印度調查霍亂的著名細菌專家陳文貴也放棄國際組織優厚的待遇回國參加救護總隊。
救護總隊將隊員們按照全國全國九大戰區的部屬，分成9個大隊，34個小隊，每個小隊20多人，將救護隊推進到離戰場最近的地方，使戰場上受傷的戰士盡快得到救治，甚至能在炮彈呼嘯的前線開展復雜的手術，使輕傷員很快就能重返戰斗，重傷員也能得到救治。協和醫學院博士榮獨山夫婦雙雙來到救護總隊，榮獨山成為紅十字會救護總隊副院長兼x光隊主任，利用國際捐助的一批X光機，組建了x光隊，帶領青年醫生進行X光診斷，戰地救治水平大大提高。
林可勝堅持將八路軍、新四軍的戰區作為統一的戰場看待，向延安派駐紅十字小隊，用汽車運送X光機、發電機和藥品，這些珍貴的醫療資源在陜北和山西戰場發揮了重要作用。紅十字會救護隊員、齊魯大學博士金茂岳等人成為延安中央醫院的骨干，中共高層的親筆題詞。新四軍的整個軍醫系統包括醫生、藥品，都是林可勝派過去的，新四軍軍醫處處長沈其震就是林可勝在協和的學生。
武漢淪陷后，紅十字救護總隊部先是搬遷到長沙，后來又遷到貴州省貴陽市。林可勝發現中國軍隊的軍醫十分缺乏，就在長沙、貴陽創辦了中央衛生訓練所，他和專家們組成了18個教學組，對各個戰區抽調來的軍醫進行培訓。由于林可勝的中文比較差，就由專家們用英文寫成各科的培訓教材，經過林可勝審閱之后，再翻譯成中文，在香港印刷，然后空運到貴陽，發給學員學習。榮獨山當時編著的《X線診斷學》是中國第一部X線教材，直到現在都在使用。救護總隊最多時，醫護人員達到3400多人，一些戰區離貴陽較遠，交通不便，林可勝就讓各個救護大隊，按照統一的教材進行培訓，全國培訓的軍醫有2萬多人！
圖云關下的中央衛生訓練所
在貴陽東南郊的圖云關下，救護總隊還建起了重傷醫院、運輸隊以及醫療器械廠、汽修廠等。
林可勝在美國醫學界也有很大的影響，他和美國醫學界人士取得聯系，成立醫藥援華會，發起“一碗飯運動”，為中國紅十字會救護總隊提供資金、藥品和醫療器械。海外華人華僑對祖國的抗戰支持更是不遺余力，不僅捐助資金，還派出技工，開著汽車來華參戰。紅十字會救護總隊得到的海外捐助達6000萬美元。美國醫藥企業剛剛生產的青霉素，在美國都十分緊俏，就被裝上貨輪運到中國。在貴陽圖云關，救護藥品和物資堆積如山，有200多輛的汽車在各個戰場上每天運送醫療物資、運送傷員，給中國抗日戰場給予了堅強的支持。
林可勝將藥品和輔料進行分包，一個藥品箱里各種藥品和材料齊全，方便實用，大包60斤，人能挑兩箱藥品運送，很便于運輸。在前線救護站，醫生拿到醫療包后，立刻就能做手術。
在中日三次長沙會戰中，紅十字會救護總隊各個救護小隊的隊員們擔著藥品擔子，和第九戰區的戰士們一起行軍，一同進退，傷員能得到及時救治。士兵們看到醫生們和他們在一起戰斗，不怕負傷犧牲，士氣很旺。
1941年11月，日軍發動了湖南常德細菌戰，用飛機灑下帶有鼠疫的爛棉絮、谷物，隨后，疫情大面積爆發了。林可勝派我國唯一的鼠疫病學專家陳文貴率醫護人員奔赴常德。陳文貴親自主刀對尸體進行解剖，帶領醫護人員封閉和救治感染人群，他還撰寫了近萬言的《湖南常德鼠疫調查報告書》，第一次真實確鑿地揭發了日軍在中國進行細菌戰的罪行。
在抗戰進入相持階段之后，傷員減少，病員增加，紅十字救護總隊又開始了對軍民霍亂、回歸熱、瘧疾、疥瘡、虱子等疾病的防治。他們用國際援助的金雞納霜治療瘧疾，用汽油桶燒水煮沸衣物消滅虱子，減少回歸熱和疥瘡，使中國軍隊的自然減員大大減少。
由于中國抗戰的正義性，世界各國的30多名援華醫生也積極來華支援抗戰，加入到中國紅十字救護總隊的行列里。他們來到中國，被紅十字會救護總隊派到中國的各個前線戰場。白求恩來到武漢后，很快被安排到山西五臺山，成為八路軍醫院的院長，后來犧牲在了中國。還有一位英國女護士高田宜，和白求恩一樣都是參加西班牙戰爭的醫生，不遠萬里來到中國，因為細菌感染，犧牲在貴陽圖云關。
日軍對林可勝和紅十字救護總隊十分痛恨，對紅十字救護車輛實施轟炸，使紅十字會的人員和車輛遭受到很大破壞。更加令人發指的是，日軍占領新加坡后，在新加坡殺害了林可勝的妻子和女兒，強迫他父親林文慶投降，要求林文慶組織華僑向日軍繳納5000萬美元的巨額奉納金，并且通過電臺勸林可勝投降，面對父親哭泣的哀告，林可勝堅決不投降。
但是，由于林可勝長期在海外生活，不會處理國內錯綜復雜的人際關系，加上國民黨上層對他向共產黨部隊贈送藥品不滿，林可勝被迫辭職。一些隊員也因此離開了救護總隊。
這時候，因為林可勝多年來在生理學上的巨大貢獻，美國科學院授予了林可勝院士的榮譽稱號，這在醫學界，是一個僅次于“諾貝爾獎”的榮譽稱號，許多人勸他去美國。但是，林可勝認為抗戰沒有結束，不能離開戰場。他帶領一些紅十字救護隊員參加了新組建的中國遠征軍，到緬甸擔任軍醫，他組織了兩次遠征軍和中國駐印軍的戰場救護工作，在緬甸的密林中，他們用降落傘搭起簡易救護站，在擔架上做手術，由于緬甸正逢雨季，這支救護隊被稱為“水陸兩棲救護隊”。
在第二次組織遠征軍時，林可勝組織了以中國紅十字救護總隊隊員為核心的26個救護隊和10個運輸隊，美國的救護隊也參與救護。美國還送來了大量的救護飛機、汽車、帳篷、藥品、器材。
林可勝和計蘇華、龔念慈一起設計救護路線。他們從前線的裹傷擔架隊、到手術隊，再到傷兵醫院，最后再用直升機將重傷員運到后方醫院，實行一條龍救護，每一名士兵都救護到位。
中國遠征軍戰場救護
在緬甸密支那，救護隊員周美玉對傷兵傾注了滿腔的愛，她為了安撫傷員，逐一親吻傷員的額頭和臉頰。她幫助傷員排便，傷員感動的抱住他哭泣，喊她媽媽。周美玉被稱為“救護之母”。
在緬甸大反攻時，恢復好的軍官士兵和救護隊員們組成了一個3000多人的師，這一支重上戰場的傷兵部隊被尊稱為“榮譽師”，這些人戰斗經驗豐富，在戰斗中沖鋒陷陣，屢立奇功！
日本投降了，林可勝帶著救護隊員們一起去廣州接受日軍投降，見證了日本投降的現場，他們一起擁抱歡呼。
中國紅十字總會頒發抗戰紅十字勛章，由于林可勝此時已經不是救護總隊的正式人員，加上一些人的排擠，林可勝沒有得到那枚他最應該得到的勛章。
之后，中國紅十字總會遷出貴陽圖云關，與重慶中國紅十字總會合并。1946年5月，中國紅十字總會救護總隊奉命解散。
解放戰爭期間，救護隊員們分赴不同戰場實施救護工作。大陸解放前夕，一部分人去了臺灣，更多的人則留在了大陸，成為新中國醫療事業的骨干力量。
而中國紅十字總會救護總隊隊長林可勝獨自一人去了美國，受聘于印第安納州的邁爾斯實驗所，從事生理、藥理研究工作。1969年，因患食道癌在加勒比海小國牙買加孤獨地病逝，終年72歲。林可勝的學生獲得了諾貝爾生理和醫學獎。
中國紅十字總會救護總隊當時留下了浩如煙海的文件、檔案等資料，存放在大山深處的貴陽市檔案館。
由于種種原因，林可勝和中國紅十字救護總隊的英勇行為，長期得不到公正的評價。從大陸來說，林可勝的抗戰救護隊是當時的中國紅十字會領導下的組織，他的抗戰功績，一直被列在“舊政府”名下。青島大學醫學院院長潘作新當年從協和醫學院畢業后到奧地利留學，后在林可勝的感召下回國抗戰，擔任紅十字救護總隊第一大隊的中隊長，在西北地區從事了六年的抗戰救護工作。解放后，潘作新害怕受到迫害，一直將這一段經歷埋在心里，從來沒有告訴過任何人，包括自己的家人，直到1983年去世。
從臺灣來說，林可勝有“通共”嫌疑，高層一直不喜歡他。再加上遠去海外，他的消息也漸漸閉塞。(徐樂 撰文)
《人民日報》評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