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漱溟，主要研究人生問題和社會問題，現代新儒家的早期代表人物之一，有“中國最后一位儒家”之稱。梁漱溟受泰州學派的影響，在中國發起過鄉村建設運動，并取得可以借鑒的經驗。
梁漱溟敏銳地看到，傳統文化是與鄉村生活的那種生活方式結合在一起的，學習西方的城市化便意味著對傳統文化的毀滅。從這一角度看，他有一種反都市，反現代文明的思想，可以說，梁漱溟在中西文化交接之處，提供了一個反思西方現代文明的思想維度。
梁漱溟對民主，表現出一種非常復雜的情懷。一方面他完全反對國粹派對西化的態度，認為中國應該補上民主這一課；另一方面，他經過鄉村建設的經驗，又認為胡適等自由主義者堅持的那種純粹的西方式的民主，無法直接移殖到中國農村，因為在他看來，中國，就是中國農村，正如他在《河南村治學院旨趣書》中說的：“中國社會——村落社會也。求所謂中國者，不于是三十萬村落其焉求之。”簡而言之，梁漱溟理解的“民主”，是以西方民主制度為參照系——而非“標準”，而最主要的是尋求中國農村組織化而實現鄉村自治。由此，造成了梁漱溟與當時西化派的基本分歧。在自由主義者看來，引入“民主”一詞，本質上是探索西方式的民主如何切入中國實際，解決中國危機的問題。但是作為一個哲學家，梁漱溟眼中的同一問題應該這樣表述：如何借鑒西方文化中的“團體組織”，以施行于中國鄉村，實現鄉村自治。也就是說，梁漱溟既不像國粹派那樣，以國粹反對民主，也不像西化派那樣，生硬地將西方經驗植入中國，他是企圖以儒學"反思“民主”，以民主反思中國文化。而其體現，就在他的鄉村建設理論上。
而梁漱溟的鄉村建設思想，最要緊的有兩點，一是農民自覺，一是鄉村組織。農民自覺是思想上、教育上的事情，主要強調農民必須自己代表自己，有自我管理的意識。而鄉村組織，則是形式上、制度上的建設。梁漱溟在《鄉村建設大意》中強調，“現在的中國，名義上已是中華民國了；既云民國，便是要大家來當家，不允許一兩個少數人再出來當家了。而正因為如此，就把中國苦了。名義上是要大家都來當家，而實際上又誰都不會當家，誰都不能當家，誰也撈不著當家，所以就產生出許多假造民意偽托民意的事實來。”所以，必須有鄉村組織，“必須每個份子對團體生活，都為有力地參加，中國才能太平。”梁漱溟認為，建立了鄉村組織，才能夠實現“權利為本，法律解決”，對組織內部的事務，以多數表決來處理。
今天的中國社會，經過了近三十年的改革開放，農村的精英流失、兩極分化中的農民生活，使農村再次陷入似曾相識的危機之中。面對中國的“三農”問題，梁漱溟曾經給出了他的答案，他的嘗試在日軍的炮火中煙消云散了，鄉村建設運動失敗了，歷史走上了另一條道路。出版于1936年的《鄉村建設大意》，其中提出的鄉村自治方案，在整整七十年后的今天讀來，仍然讓人怦然心動，讓人忍不住有一種重新假設歷史的沖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