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寅恪先生是舉世公認的20世紀中國偉大的史學家，但是很少有人注意到他還是中國近代史上一位杰出的思想家。即使某些極其欽佩陳先生的學者在稱揚他在學術上的成就的同時，還要特別指出陳先生“并不是一個思想家”。
然而,在臨近世紀末的時候，我們卻要看到陳先生乃是中國本世紀最杰出的思想家之一，他的思想的光芒將照耀中國人進入21世紀，也許直到永遠。
陳寅恪在1929年所作王國維紀念碑銘中首先提出的“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今天已成為中國知識分子共同追求的學術精神與價值取向，而且一定會成為現代化以后的全中國人民的人生理想。
可以說，“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并非中國傳統文化中原有的，甚至其語言都不是中國傳統文化中原有的（中國古文中的“獨立”與“自由”與現代語言中的“獨立”與“自由”意義迥不相侔）。首先引進“自由”這個詞兒的是嚴復。他在日本學習西方變法維新而變成強國以后，在甲午（1894年）海戰中打敗中國海軍、朝野震動之際，于1895年提出，西方之所以強、中國之所以弱，原因就在于國民之“自由不自由異耳”。二十年之后，在“五四”新文化運動中，“自由”在全國知識界得到廣泛的討論，也得到廣泛的擁護，然而以干脆的語言標舉出“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這個原則的，則不能不首推陳寅恪先生。
歷來有一種說法，認為陳寅恪是一個“文化遺民”，胡適即主此說。其實光就王國維紀念碑銘看，陳寅恪竭力引進自由、獨立的精神，而且竭力要使之接上中國文化的傳統，就可以否定此說。何況，陳寅恪到晚年著書表彰陳端生、柳如是，主要的就是表彰她們的自由獨立精神。更何況，陳端生與柳如是是在中國傳統文化中處于底層的婦女，而且一為罪婦，一為妓女，更是底層之底層。而號稱“世家子弟”（李提摩太語）的陳寅恪晚年卻還要專門“著書唯剩頌紅妝”，十分同情陳端生反抗“當日奉為金科玉律之君、父、夫三綱”，贊美“端生此等自由及自尊即獨立之思想”；對柳如是，則甚至夸獎其“放誕多情”，稱之為“罕見之獨立女子”。這豈是一個文化遺民，或者用現代的話來說，一個中國舊文化保守主義者所能說得出來的？
陳寅恪逝世29年以來，即不斷有學者為其當年不能遠走海外而深致惋惜。但是我的看法不同。姑不論父母之邦為陳先生所決不忍去，陳先生在《柳如是別傳》的緣起中不是還說過：“披尋錢柳之篇什于殘闕毀壞之余，往往窺見其孤懷遺恨，有可以令人感泣不能自己者焉！夫三戶亡秦之志，九章哀郢之辭，即發自當日之士大夫，猶應珍惜引申，以表彰我民族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陳先生晚年正是要以自己的孤懷遺恨，不屈不撓地為國人立一典型，使天下后世知所矜式，其意義、其價值是無論如何估計也不會過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