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適是新文化運動的主將，他對中國的影響，不僅是文學上的，更是道德上的。在我看來，中國現代文化史上有兩個最偉大的老師，一個是蔡元培，另一個就是胡適。

　　歷史學家羅爾綱在《師門五年記》中記載了他在胡適門下生活和學習的情狀，文字樸實無華，讀后卻讓人感佩不已。

　　羅爾綱是一個出身貧寒的青年，最初到胡適家幫工，擔任抄寫員。面對胡適家中滿座的名流，羅爾綱自知身份卑微，不免產生自卑心理。善解人意的胡適充分考慮到了這點，“每逢我碰到他的客人時，他把我先容后，隨口便把我夸獎一兩句，使客人不致太忽略這個無名的青年人，我也不至于太自慚渺小。”胡適愛護一個青年人的自尊心，不讓他發生卑怯的心理，竟體貼到了這個地步。

　　人格的氣力就像是春雨一樣，“隨風潛入夜，潤物細無聲”。師生之間最珍貴的莫過于人格上的感召了。羅爾綱說：“我還不曾見過如此一個厚德君子之風，抱熱忱以鼓舞人，懷謙虛以禮下人，存慈愛以體恤人；使我置身其中，感覺到一種奮發的、淳厚的有如融融的春日般的安慰。”戴季陶曾經送了一副對子給胡適：“天下文章，莫大胡適；一時賢士，皆出其門。”前半句可能過譽了，但后半句的確是實情。胡適一生中的大部分時間都在教育科研機構任職，培養了無數的學子，而羅爾綱僅僅是其中沒有正式進門的一個，就在專業領域取得了相當了不起的成就。

　　胡適一生追求光明，崇尚自由。1998年美國總統克林頓訪問北京大學時，引用了胡適在“五四”之后曾經對青年人說過的一句話：“爭你們個人的自由，便是為國家爭自由！爭你們自己的人格，便是為國家爭人格！自由同等的國家不是一群奴才建造得起來的！”李敖以為，這是胡適思想的精華，這是胡適思想的真精神。唐德剛在《胡適口述自傳》的《寫在書前的譯后感》中說：“胡適之先生是現代中國最了不起的大學者和思想家。他對我們這一代，乃至對今后若干代的影響，是無法估計的。”

　　近日，偶讀臺灣著名散文家陳之藩的《在春風里》，有一則故事更讓人感到了胡適的澄澈、明凈和溫暖。

　　上世紀50年代，陳之藩去美國留學，連一張火車票也買不起。當時，胡適得悉他的難處，便由美國寄一張400元美金支票給他，作為留學的盤纏。后來，憨厚的陳之藩辛苦積存了一點錢，便立即如數奉還胡適。胡適在1957年10月15日的回信中說：“其實你不應該這樣急于還此四百元。”但接著他又說：“我借出的錢，從來不盼望收回。因為我知道我借出的錢總是一本萬利，永遠有利息在人間的。”

　　陳之藩后來回憶說：“這是胡先生給我的最短的一封信，卻是使我最感動的一封信，如同乍登千仞之岡，你要振衣；忽臨萬里之流，你要濯足。在這樣一位圣者的面前，我自然而然地感到自己的污濁。他借出的錢，從來不盼望收回，原因是：永遠有利息在人間……我每讀此信時，并不落淚，而是自己想洗個澡。我感覺自己污濁，因為我從來沒有過這樣澄明的見解與這樣廣闊的心胸。”

　　《在春風里》收錄了陳之藩多篇紀念胡適的文章，他對胡適的推崇曾形容：“并不是我偏愛他(胡適)，沒有人不愛春風的，沒有人在春風中不陶醉的”。

　　1921年7月，胡適在北大做教授時，曾和在商務印書館做事的高夢旦度過了一個暑假。那段時間，胡適和高夢旦朝夕相處，傾心交談：“高先生每天都把編譯所各部分的工作指示給我看，把所中的同事介紹和我談話。每天他家中送飯來，我若沒有外面的約會，總是和他同吃午飯。”暑假結束，胡適要回北京授課。商務印書館給胡適一千元錢作為報酬，胡適只收下五百元，他說：“五百元夠這一個半月的花費了。我并不想做短工得錢。我不過一時高興來看看，使我知道商務的內容，增長一點見識，那就是我的酬報了。”

　　胡適是那個年代文化人的精神領袖，他一生為民主和科學不遺余力地奔走，終生憧憬著光明和自由。胡適自稱是不可救藥的樂觀主義者，因為他的心中永遠揣著希望。胡適認為，西方人樂觀、有信心，所以才敢于夢想。受此影響，胡適留美后也非常看重夢想，曾說：“夢想做大事業，人或笑之，以為無益。其實不然。天下多少事業，皆起于一二人之夢想。今日大患在于無夢想之人耳。”

　　然而，在現實里，他的婚戀并不自由，也不幸福，由不得自己，他只能把深深的愛埋進心里。胡適坦言，對于舊婚約，他“始終沒有存毀約的念頭”，對此，他坦言：“我生平做的事，沒有一件比這件事更討便宜的了，有什么大犧牲？”“當初我并不曾準備什么犧牲，我不過心里不忍傷幾個人的心罷了。假如我那時忍心毀約，使這幾個人終身痛苦，我的良心上的責備，必然比什么痛苦都難受。”

　　曹珮聲對胡適的愛，深沉真摯，那么濃烈，那么執著；而胡適也深愛著曹珮聲，彼此同聲應氣，心心相印。

　　1923年，胡適母親去世之后，胡適也曾向江冬秀提過離婚。面對江冬秀的以死相挾,胡適退卻了,但心中依舊念念不忘曹珮聲。他寫下了這樣的詩句:“山風吹亂了窗紙上的松痕,吹不散我心頭上的人影。”胡適與曹珮聲的這段情緣在北京西山的寒風中漸漸消逝,但是,曹珮聲至死都把她對胡適的愛珍藏在心底。遺恨終生的是胡適，還有那個癡情女子—曹佩聲。胡適固執、心地澄澈的一面由此也可窺見一斑。

　　因此，在他寫給曹珮聲的日記、書信和詩文中，這一段情被深深地埋藏起來。他們的戀情無任何功利性目的，全然是兩個心靈的靠近和對話。像這樣的兩情相悅，在當今唯利是圖的社會里恐不多見了。

　　胡適晚年曾說及自己的婚姻：“我們那個時代，現在的年輕人是不會了解的。我和我的太太訂婚之后，我們從未見過面，一直到了結婚那天才見面的。我有兩句詩：‘情愿不自由，也就自由了。’”

　　我想，有了“情愿不自由”的寬厚和容忍，也就有了“也就自由了”的達觀和釋然，這與他的道德文章一樣，同樣是“永遠有利息在人間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