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非幾年前曾受邀旅居在法國南部一個小村莊，專心寫作《人面桃花》。這個偏僻小村莊里的農民非常尊崇自己國家的文化，他們絕大多數對福樓拜、普魯斯特等本土小說家的經典文學作品格外熟稔，津津樂道。這令格非非常驚訝，也使他陷入了深刻的思考。“我國古典文學傳統，作為一個體系的價值，顯然還沒被中國人認識到。”“當代寫作迫切需要走出西方文化的視野，進入真正‘中國化’的寫作。”清華大學教授、作家格非作客“城市文學講壇”，以當代小說的處境開始了他帶有思辨色彩的演講。
“西方中心論”思想作祟
格非說，幾年前，他曾受邀旅居在法國南部一個小村莊，專心寫作《人面桃花》。那是一個非常偏僻的小村莊，但令格非驚訝的是，那里的農民都非常尊崇自己國家的文化，絕大多數農民對福樓拜、普魯斯特等本土小說家的經典文學作品格外熟稔，津津樂道。格非非常羨慕這種發自內心的文化自信。他說，“相比之下，我國古典文學傳統，作為一個體系的價值顯然還沒被中國人認識到。張愛玲曾經說過：‘幾十年后中國可能沒人能讀得懂《紅樓夢》。’這位有才氣的女作家，讀過很多西方作品，被問到最喜歡哪一部時，說的還是中國小說好看，《紅樓夢》最好看。而依我看，現在就連一些學者也讀不懂《紅樓夢》。”格非說,自己也是到30歲才知道中國傳統小說的好,開始猛補。而且隨著年齡的增長，越來越推崇。他說，“五四”新文化運動時，主張向西方文化看齊，“西方中心論”的思想現在仍在許多小說家的頭腦中作祟，他們的作品迫切需要走出西方文化的視野，進入真正“中國化”的寫作。
古典小說值得終生體味
雖然自己被媒體稱為“先鋒派作家”，但格非對此并不太在意。在演講中，他一再強調，好的小說家一要精通現實、二要精通“魔法”，還有就是必定是以自己的方式對傳統文化作出回應甚至推進。格非說，西方小說在故事和場景的關系上，常常是停下敘事，描繪場景，比如《巴黎圣母院》停下來描寫環境，但是這個敘事中斷的問題在中國的小說藝術中很早就被解決了。《紅樓夢》的故事完全沒有中斷，而大觀園已經通過元妃省親、劉姥姥的登場出現了。還有，西方小說的結構基本是開始—發生—高潮—結束，而中國人比較重視內心感受到的時間。比如《世說新語》里，一個人看到自己種的樹，長得很大很粗壯了，淚流滿面說“木猶如此，人何以堪”，這里強調的就是一種內在的時間，感嘆時間流逝，體現悲憫情懷。格非形象地比喻，西方小說里，蝴蝶飛啊飛，最后一定會落在一只白手套上；中國的小說里的蝴蝶最后一定會落在草叢里。格非感慨地說：“中國古典小說的高明與偉大之處是值得我們終生體味的，這些傳統才應該成為我們當代小說創作的真正出發點。”
民間文學不能狹窄化
格非說，文學不管表現什么題材，它本身總是指向人的處境，這一點是不會變的。現在的民間文學存在很大問題，好像一提民間、一提底層就是好，寫知識分子就不好，這其實是把寫作狹窄化。魯迅寫《故鄉》這樣的作品，你也可以看出是寫鄉土的，可是魯迅是以知識分子的眼光去看待農村的變化。現在很多人只不過是把農村、民間當做題材來寫，致使有一部分描述鄉土的文學已經變成一種空洞的東西。任何一種基于社會現實的寫作，都需要通過作家個人的經驗才能產生，作家不可能只是一個農民的代言人。
貴在開風氣或挽救風氣
格非說，歷史上所有偉大的作家，在文學史上留得下來的作家，無非兩種，一是開風氣之先，二是挽救風氣。沒有狂放之氣，談何中庸之道？最后只能成為老好人，成不了好作家。格非說，現在有些人過于聰明了，比如做出版的，天天在書店里買進自己出版的書，每天買200本，把自己做的書買成“暢銷書”，這跟做股票莊家吃進好有一比。等到大家都注意到這本“暢銷書”，都去買了，發行量上到幾萬幾十萬本；他再把自己買的書賣出去，或者打進成本。中國現在正處于一個巨大轉折的時期，為什么沒有出狄更斯、司湯達這樣反映社會深刻變革的大作家？反而出現了這樣的一些所謂“文化人”，真是值得深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