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日，著名學者、同濟大學教授朱大可應省文學院和省圖書館之邀來榕講學，對中國傳統文化進行獨特的解讀和反思。朱大可教授指出，傳承傳統文化，最基本的立場就是尊重并心存敬畏。
中國面臨文化傳承危機
魯迅先生曾說：“惟有民魂是值得寶貴的，惟有他發揚起來，中國才有真進步。”這里所說的“民魂”，主要是指中華民族優秀傳統文化。朱教授指出，當下中國正面臨文化傳承危機。
“就以蘊含古老智慧的中醫為例，民間中醫療法有數十種，每種療法都經過漫長的歷史積淀和幾十代人的實踐、改良，都是不可復制的醫藥文化瑰寶。然而，現在中醫藥及其自然療法卻受到嚴重威脅。”朱教授認為，中醫的困境在于它賴以生存的基礎受到破壞。中醫教育方式西醫化，大課堂教學令老師不便傳授脈診技能，以致部分青年中醫師號脈的基本功不扎實，依賴西醫化驗結果進行診斷。此外，中藥的成分和過去不同了，藥材本身的天然性對中醫的療效有極大作用，現在的中藥材基本都是規模化生產出來的。
說起中國傳統文化中的民俗，朱教授指出，不少民俗被濫用，顯得滑稽可笑。比如，大年初五迎財神誤用爆竹，爆竹所含的芒硝本來是用來驅鬼的，結果卻嚇走了神尊。很多旅游景點濫放船燈和孔明燈祈求愛情，可這兩種器物都是在鬼節用來送走親人亡靈的。這種因無知而形成的“新習俗”，只能為人們的日常生活帶來新的困惑。
此外，中國傳統民樂淪為文藝表演的空洞符號，節日禮慶的張冠李戴屢見不鮮。向世界推銷中國文化的“孔子學院”，由于缺乏人類共同價值和新穎獨特的民族樣態，而僅僅以漢語學習作為基本內容，結果形成嚴重的發展瓶頸。
警惕對傳統文化的不良傳承
“傳統文化的墨家、道家、儒家，都有很多值得當代人吸取的精華。”朱教授認為，墨家的兼愛、非攻、天志與明鬼、節葬與節用、非命等思想，道家的重建與自然的關系思想，包括重建與大自然(宇宙)的關系、重建與小自然(家園)的關系、重建與內部自然(身體)的關系等，儒家所倡導的仁、義、禮、智、信等，都是文化遺產的精華，值得學習和傳承。
“優秀的傳統文化是祖先留給我們的財富，每個人都有義務把它傳承下去。而對于知識分子來說，需要做的就是把深奧的道理用淺顯的語言表達出來并傳遞出去。”朱教授同時也指出，在文化拯救過程中產生不少誤區。其中比較嚴重的是篡義闡釋，也就是篡改原典的初始語義。比如，《論語》 中“唯女子與小人為難養也”，這句話是儒學走向現代化的價值瓶頸，今天很多人要繼承儒家傳統，卻從這句話里發現儒家傳統存在愚昧落后的東西。為了完成儒學現代化，必須對這句話開刀，加以全新闡釋。于是就有人把“唯女子與小人為難養也”，解釋成“婦女與兒童難養也”，由此表明孔夫子對婦女和兒童的尊重，因為“小人”可以解釋成兒童，“難養”
的意思，就是要尊重他們，好好地伺候他們。但“小人”在孔子的語典里是有特定含義的，它有時是指賤人、猥瑣之人，但更多是跟“君子”相對，指稱那些道德卑鄙的人。怎么能把“小人”隨意解釋成“兒童”呢？如此解釋經典，不能幫助我們了解傳統，也不利于文化傳承。
著力構建多元的文化選擇
“在大力弘揚中國傳統文化的同時，必須要看到它所存在的弊端。如果連糟粕都要繼承的話，那么中國文化就會出現嚴重的偏差，而衡量的標準不是別的，就是人類共同價值。”朱教授舉例說，“三從四德”的問題在于，它違反人類共同價值中的自由平等原則；存天理、滅人欲的問題是，它違反基礎人性；天人感應、君權神授的問題在于，它不符合科學理性；人治、禮治、德治的問題是，它違反現代法治精神，如此等等。這些違反人類共同價值的歷史傳統，不符合現代社會需要，需要清除。
“傳統文化不是救國的萬金油，有其深刻的歷史局限性。”對比日本、新加坡等地對文化的繼承之后，朱教授認為，中國作為現代國家，首先應著力構建多元的文化選擇。在傳承優秀傳統文化的基礎上，應鼓勵各種思想在理性對話和論辯中贏得各自的粉絲。
“對文化在文明構造中的意義要有足夠的重視。”朱教授舉例指出，新加坡一直被認為是華人經濟發展的重要標桿。這些年來，它也一直堅稱自己是“儒家國家”，但其實新加坡過去一直排
斥華語，不允許華夏文化的存在，社會中上層人才都由英語學校提供。這種文化專制一直持續到上世紀90年代。李光耀突然發現，利用“儒家社會”這個概念，可以重新打造國家形象，由此加強與中國市場的親密接觸。此時新加坡才開始重建全民雙語教育體系，允許漢語進入英語教學體系。近年來，新加坡更是不遺余力在中國招募文化人才。這是中國文化改造商業文明的重要例證。
“中國文化之所以在世界上特立獨行，不是因為高度自閉，而是因為自古以來，我們就保持了‘改革開放’的態勢，百家爭鳴的先秦盛況，就是一個偉大的范例。”朱教授認為，中國當下的文化危機，需要靠新的“改革開放”才能完成，也就是實施對內繼承和對外吸納的“雙軌制”。兼收并蓄，博采民族和人類文化精髓，是唯一正確的文化戰略。
學者簡介
朱大可，祖籍福建武平，1983年畢業于華東師范大學中文系。澳大利亞悉尼科技大學博士，同濟大學文化批評研究所教授、博導。
朱大可被認為是中國最優秀的批評家之一，在當代文化研究領域具有廣泛影響，著有《燃燒的迷津》《聒噪的時代》《話語的閃電》《守望者的文化月歷》《記憶的紅皮書》等。
2013年，朱大可推出逾百萬字、五卷本《朱大可守望書系》，其特立獨行的思想鋒芒、“朱式話語體系”以及對巴蜀上古神話的研讀在學界引起廣泛關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