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國云擁有工商管理博士、哲學博士學位。作家中，能同時擁有這樣兩個學位者，應該是絕無僅有。他是省經濟領導部門的一個公務員。本職是專事向領導提供經濟發展的藍圖。而且他的十幾部經濟學專著，也確曾在國內經濟學界產生過重大的反響。因此，說他的文學創作屬于“跨界”，應該一點也不夸張、矯情。

有意思的是，即令是在“跨界”寫作中，張國云也同樣的“跨界”，在諸多文學創作領域自由行走、廣泛界入、大有“斬獲”。他獲得過徐遲報告文學獎、冰心散文獎、人民文學獎、詩刊獎，中國時代藝術文學貢獻獎，三次獲得浙江文學獎，還有作品被選入大學語文課本……幾乎成了“獲獎專業戶”。

由于工作的原因，近三十年前，我就得以結識張國云了。那時候他剛剛結束在西藏那曲地區充任計劃委員會副主任的援藏生涯，帶著他那本歷時三年的泣血之作《走進西藏》走進我所工作的作家協會。當時我與西藏還沒有過任何“親密接觸”，但書中展現的雪域高原的魄麗神奇與清新樸實的文字表述，立即像磁石一般吸引了我。

我記住了這個清瞿的年青人。我相信，一個人能在海拔4700米的生命禁區如此有定力有追求地堅持三年文學創作，一定能在文學創作的路上，走得很遠很遠。

往后的日子印證了我的直覺：我不斷地收到他出版饋贈的十幾部詩歌、散文、報告文學專著，不斷地獲得他獲獎得好評的消息。因此，當2020年新年鐘聲即將敲響收到他的長篇小說《中國企業三部曲》之后，雖然已經知道這個三部曲在出版前已經由《中國作家》雜志分期刊載，并且得到了文學名家莫言、何建明、麥家、王干、謝有順的傾情推薦，仍然未能使我產生年輕時對于朋友作品一睹為快的感覺。然而，當我把小說認真細讀一番之后，我不再年輕的心再也止不住一陣陣的血脈噴張了。作者對于改革開放四十年來中國企業艱苦航程史詩般的書寫，對于數以千萬計中國企業人在歷史嬗變過程中遭遇“陣痛”所進行的深情描述，讓我不得不一次一次地掩卷沉思、唏噓流淚。透過作者繪就的中國企業改革開放征程的坎坷畫卷，我看到了中國企業人四十年來艱苦曲折的心靈苦旅，也看到了一個具有強大創造力的哲人性的作家，正踏著時代的鼓點，朝著我們義無反顧地走來。

《中國企業三部曲》55萬字，上、中、下三部，分別名之《企業紀》、《資本紀》、《智能紀》。《企業紀》全景式描述改革開放以來國有企業和企業人所經受的艱苦磨礪。《資本紀》描述中國企業家面臨外國資本的“沽空”打擊，如何破局、求生存、求發展。《智能紀》則以現實和超現實的筆觸，表現在大數據、人工智能、量子信息、生物技術等前沿技術不斷取得突破發展的條件下，中國企業家勇敢躋身科技戰場，奪關斬將、九死一生的慷慨氣魄。

就小說的敘事形態而言，《企業紀》采用了實境敘事；《資本紀》采用了置景敘事；《智能紀》采用了超景敘事。由于作者良好的文化素養，在敘事角度轉換中，行云流水，渾然天成。在故事結構和人物塑造中意蘊深厚，大氣磅礴，使人讀來不由得跟隨著人物或熱血沸騰，或撫掌擊節，或扼腕嘆息，或潸然淚下。

至少在五個方面，《中國企業三部曲》令人刮目相看，印象深刻。

——首先該說的當然是小說濃郁的人本意識和真誠的擔當精神。

《中國企業三部曲》是一部全景式展現改革開放四十年中國企業艱苦歷程的史詩。五十幾萬字的小說文本中，作者以親身的體驗，熱情謳歌工人階級在企業發展面臨艱難險阻時所表現出來的勇敢、堅定、樂觀、大局意識和犧牲精神。作者對書中諸多人物，包括那些有缺點有過錯人物的歌頌、贊美、崇尚，深情、深刻地體現了作品的人民性和悲憫情懷。

有一段時日，“人民性”這個概念被人說成是“泊來品”。其實不然，這個概念中國古已有之。“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先天下之憂而憂，后天下之樂而爾”；“茍利國家生死已，豈因禍福趨避之”；早已成為中國知識分子追求的道德準繩。

評判文學作品的優劣高下，會有許多評判標準。但是，作品的“人民性”，應該是首屈一指的重要選擇。

堅持”人民性”，就是肯定“歷史是人民創造”而不是“英雄創造”這個基本的唯物主義的世界觀。

綜觀五四以來中國文學所走過的道路，我們可以清晰地感知“人民性”這個命題對于文學創作的重要意義。可以說，“人民性”、“為人民服務”堅持得好的時候，文學就會走向坦途；反之，搞“英雄史觀”“向內轉”“娛樂至死”，文學就會脫離群眾，就會疏離生活的根基，走進自我陶醉自我吹噓的死胡同。

接下來，我們還必須對與“人民性”密切相連的文學作品的“政治性”說幾句。

有一段時間，小說界對于“政治性”三個字疾莫諱深，談虎色變，誰若提一提“政治性”，立馬就會遭遇圍堵，被人奉一項“陳舊僵化”的大帽子。在這些同志心目中，小說的“政治性”等同于“四人幫”的“三突出”、“陰謀文藝”，仿佛一提小說的“政治性”，就是“三突出”創作理念的“借屍還魂。

其實，這是對于小說藝術“政治性”的曲解與誤讀。無論什么時候，什么地方，也無論是何種品類的藝術，政治都是一個繞不開的話題。對此，崇尚創作自由、精神獨立的西方作家藝術家，就比我們直接前衛了許多。

德國作家、1999年諾獎得主君特.格拉斯就曾經說過一段話，他說：“一個年輕作家開始文學創作的時候先是從美學的角度進行嘗試，我當年也是這樣做的。但是，政治是很貪婪的，我很快就覺得，政治是無法回避的。年輕的作家有一天會發現，他愿意寫的愛情或者感情糾葛，是發生在特定的社會里，而這個社會又要受到某些政治的約束。不管他愿意不愿意，政治總是要表現在他的感情糾葛里，在他敘述故事的同時反映出來。”

張國云在《中國企業三部曲》中曾提及的英國左翼作家喬治.奧威爾，對小說“政治性”也許講得更加坦白。奧威爾在他藝術才能達到成熟的時期，仍然自稱是“一個政治作家”，并且自稱：“回顧我的作品，我發現在我缺乏政治目的的時候我寫的書毫無例外的總是沒有生命力的，結果寫出來的是華而不實的空洞文章，盡是沒有意義的句子、詞藻的堆砌和通篇的假話。”

他曾經把自己的創作動機歸納為四點。第一是純粹的自我中心，希望顯得聰明，為大家談論，死后留名；第二是審美方面的熱情；第三是歷史方面的沖動；第四是政治方面的目的。

對于這個政治目的，奧威爾緊接著作了一個說明。他認為，“這里所用政治一詞是指它的最大程度的泛義而言。希望把世界推向一定的方向，改變別人對它們要努力爭取的到底是那一種社會的想法。沒有一本書是能夠真正做到脫離政治傾向的。有人認為藝術應該脫離政治，這種意見本身就是一種政治態度。”

當然，奧威爾倡導的（堅持的）可不是僵死的政治教條。他明確地指出，“我在過去十年之中一直最要做的事情就是使政治寫作成為一種藝術，我的出發點總是由于我有一種傾向性，一種對社會不公的強烈意識。我坐下來寫一本書的時候，我并沒有對自己說，我要生產一部藝術作品。我所以寫一本書，是因為我有一個謊言要揭露，我有一個事實要引起大家注意，我最先關心的事就是要有一個讓大家來聽我說話的機會。但是，如果這不能同時也成為一次審美的活動，我是不會寫一本書的，甚至不會寫一篇雜志長文。”

“使政治寫作成為一種藝術”，正是我們與“三突出”劃清界限的重要支撐。

值得高興的是，在這條路上，張國云已經邁出了可喜的一步。

——作者為我們塑造了好幾個獨具一格別開生面的人物形象，這是令人印象深刻的第二點。換一句白話，《中國企業三部曲》為小說畫廊增添了幾個僅屬于作者自己的“這一個”。

首先，以敘述者身份出現的兼具“國營大廠廠長”“民營大企業CEO”“智能企業華中工廠董事長”的“我”，就非同凡響。他具有強烈的人本意識和堅定的文化自信，具有淵博的學識和對于理想、主義忠貞不二的高尚情操。但是，他也有許多性格缺欠和經驗短板。比方說，在目標堅定、處事潑辣的同時，他又存在著軟弱與怯懦，在與人的較量中，下不了狠手。再比如，在愛情和家庭生活中，他也會進退失據，該果決時優柔寡斷，該豪邁時卻又充滿了小資情調。后來連自己的夫人也因為他的“冷漠”而與一號機器人一道竊取飛船私奔。

一號首長最后在一場核泄露事故中“面不改色心不跳”，力排眾議，視死如歸，沖向事故第一線，以身殉職，用實際行動踐行了自己對于時代的誓言。

他無疑是一個英雄。勇敢堅定、智慧機敏、充滿了憂國憂民的壯士情懷。但是，在張國云筆下，這個英雄的“一號首長”卻并非“完人”。在同居心叵測的“對立面”所進行的殊死較量中他“屢走麥城”。雖然他最終走出了困境，但他的性格缺陷，卻也在這個走出困境的過程中，明白無誤地暴露了出來。而正是作者這種不加掩飾的真情描述，使得讀者看到了一個有血有肉的真實的英雄形象。

更加有趣的一點是，《中國企業三部曲》中的小說人物，不管是老謀深算、曾用美人計陷害“一號首長”的黨委副書記；還是學富五車、心存高遠的大學美女教師；還是身份高貴的董事長夫人，甚至鋼骨鐵心的機器人，都染上了“好色”的“毛病”，而小說中許多矛盾的發生和懸疑的最終得以解扣，這個“好色”起到了非常關鍵的作用。

這種安排與寫作筆法，看似不可思議，其實順理成章。愛美之心人皆有之。老祖宗早就說過“食色性也”，早就說過“世間無酒難成事，路上無色行人稀；難倒英雄半文錢，無氣之人遭人欺”。所以，“好色”不構成“英雄短板”。只要干凈，“好色”就是天經地義的事。所以，《中國企業三部曲》中，不僅活人，機器人也沾染上了這個“毛病”。我不知道科幻小說中的機器人在愛情問題上已經走出多遠。但現代小說中，能如此坦蕩地披露機器人的“性事能力”，如此細致地描繪機器人對于“異性”的渴望和“爭風吃醋”，《三部曲》很可能是開了一個先河。

——第三點印象深刻的是《中國企業三部曲》廣泛的深層次的哲學思考。這種哲學思考不僅使假冒偽劣、職工下崗、融資艱難、國有資產流失等重大社會問題產生的背景、原由得以剖析清晰，而且使許多細小、甚至瑣碎的日常小事，也變得饒有興味、真切感人。尤其令人高興的是，張國云在進行哲理闡釋時，如行云流水、信手掂來，一點也不造作牽強，讓人讀來如春雨綿綿、潤物無聲。

不妨羅列若干。

比如對于企業在改革中出現的問題，作者通過廠長的嘴，說了這樣一段話。“一個企業改革發展史，就是一個不斷試錯的過程。安徽小崗村民摁下的‘紅手印’，開啟的是一場產權結構的改革嘗試。我們企業率先轉型升級，是以市場換取先進技術的嘗試。試錯，其實也是試對。改革，就是從沒有路的地方，蹚出一條路來。”“壞事有時候會變成好事。無論遇到什么險惡，那怕被逼到懸崖邊上，向前你可能死里逃生，向后你只有死路一條！”“相信今天是痛苦的，明天更痛苦，但后天會幸福！”

再如談到對員工該取何種態度，作者說：人可以無知，但絕不可以無趣。工人不是流水線上一尊沒有思想的兵馬俑！

談及工匠精神、慢工出細活，作者又說了這么一段：“工匠也許是一種機械重復的工作者，但其實工匠有著更深遠的意義，它代表著一個時代的氣質，堅定、踏實、精益求精。工匠不一定都能成為企業家，但大凡成功的企業家身上，一定具有這種工匠精神。……..工匠精神不是口號，它存在于每個人的身上、心中。在資源日漸匱乏的后成長時代，重提工匠精神，應該是企業生存、發展的必經之路。一個建材工人要制造出好的產品，關鍵是要具有像土地那樣的‘寬廣胸懷’”。

一個犯有過錯的老工人，在企業遭遇自然災害毀滅性打擊時，奮勇獻身。作者為此又生發出議論，說：一個沒有英雄的民族，是一個可悲的民族；而一個擁有英雄卻不知道愛戴他們擁護他們的民族，則更為可悲。

在述及忠誠與偽善時，作者做出了形象的描繪：“人這一輩子，要經得起謊言，受得了敷衍，忍得住欺騙，忘得了（別人許下的）諾言，這樣你才知道堅持未必是勝利，放棄未必是認輸，與其華麗撞墻，不如優雅轉身。……記住做人，都是活給自己看的。”

諸如此類的哲理性語言，讓小說人物的精神世界，得到了美麗的升華，也使得讀者通過這些哲理性語言，與小說人物之間完成精神互動，產生共鳴。

——令人印象深刻的的第四點是，作者百科全書式的綜述能力。

《中國企業三部曲》是一部紀實小說。文體定位使小說創作很可能遭遇約束。可是作者并不拘泥，在寫作中充分發揮了自己涉獵廣泛、博記強聞的優勢，信馬由韁，旁征博引，極大的增強了小說的知識性和趣味性。

《中國企業三部曲》的這種“插述”可不是“硬貼”，它往往是在故事推進的過程中，“不經意間”自然而然地進入，這不僅加強了敘事的歷史厚度，也使得敘事的可讀性、趣味性躍然紙上。

比如《企業紀》在述及國有企業改革必須堅持產品升級換代的方向時，就插述了一個中國游客在日本爭搶馬桶蓋的笑話，因為這種馬桶蓋是松下公司設在中國的工廠，在中國由中國人設計、中國人生產的產品，不是“日本貨”。接著，作者講述了一番有關廁所文化的回顧，而后話鋒一轉就不留痕跡地講述了日本企業家松下幸之助從一個打零工的小子演變成為世界級大老板的勵志故事，評介了他的創新理念。

又如在講述廠黨委副書記小題大作、有意扣押高校美女教師、差點讓“我”落入圈套時，小說又通過老廠長之口，講述了前清宰輔明珠面對政敵陷害，如何采用“踹自己一腳”的智慧化解危機、走出樊籠的故事，從而使主人公悟出了讓對手“把事情做絕”“自我暴露”的政治智慧。

再如在述及企業“承包”時該如何采用激勵機制，小說又插述了拿破侖苦難的童年和成長往事；在述及“高精尖”“高附加值”時，插述秦磚漢瓦走過的歷史軌跡；在描述企業面臨的金融危機困境時，插述一年稿費六七萬法郎、堪比財政大臣年薪的巴爾扎克，由于投資股票而“一霉到底”、至死都負債累累的凄慘故事。

當然，《三部曲》有關機器人的描述，尤其令人耳目一新。在《智能紀》中，機器人不僅有高智商，更有群體性與社會性，還懂得愛。機器人策動了一號首長夫人“私奔”，組織了上百機器人“上訪”，簡直神通廣大。

不過，中國機器人的這種神通廣大，還僅是《三部曲》的書面語言，實際上，外國機器人早已經在“真槍實彈”的干了。

《三部曲》就插述了這樣幾個真實的案例：

新世紀開始，一種號稱“震網”的病毒攻擊了伊朗的布什爾電站的控制系統，使得伊朗2000多臺核燃料鈾濃縮離心機失控炸飛；

某年，以色列18架F—16戰機空襲敘利亞一處潛在的核設施，輕松得手。因為在空襲之前，敘利亞雷達系統通用處理器后門受到攻擊，雷達系統完全癱瘓；

海灣戰爭中，伊拉克防空網絡系統被美軍輕易突破，因為伊拉克購買了一批打印機，并把這批打印機與軍用電腦相連接，而這批打印機恰恰由西方科技公司設計制造，美軍不費吹灰之力就突破了伊拉克人的網絡防線……

這些類比故事的插入，使讀者通過閱讀增長了知識和閱讀快感，也使得《三部曲》的小說意境，進入了一個嶄新的空間。

——第五點印象深刻的是文體。對于《中國企業三部曲》的文體認定，作者在《企業紀》后記中有過明確的表述。“本書酷似財經小說，實采用當代經典紀實小說的寫作手法”，“應該是第一部全景式描寫改革開放以來企業波瀾壯闊發展史的長篇紀實小說“。

擺在二十幾年前，作者這個定位很可能引發一埸爭論。倒不是說你的寫作內容有什么逾矩之處，而是你這個“紀實小說“的定位有問題：小說的本質特征是虛構。把虛構和紀實原本矛盾對立的兩種形態硬扯在一起，只能是不倫不類的邏輯混亂！

其實，這種指責本身就很有點僵化的嫌疑。藝術門類之間的相互滲透、相互借鑒是很正常的現象。不要說我們中國人的老祖宗對于小說文體一向采取比較寬容比較寬泛的評判立埸，就是當代西方的許多大家，對于文體間的滲透也持明顯的肯定態度。英國當代最負聲名的女作家、“英格蘭老祖母”、2007年度諾獎得主多麗絲.萊辛就明確表示：筆者認為，小說現在處于新聞寫作的邊緣，這也是一種十分有趣的發展趨勢，它更加趨向事實。她又說，“要理解一個作家只有去讀他的作品，而且不要帶著僵化的概念去讀。因為作家本人在創作的時候頭腦里并沒有這些概念和理論，我們只想講一個故事，我們只想以我們認為最好的方法來講這個故事。”

“以我們認為最好的方法來講這個故事。”我覺得她講得真好。上世紀八十年代國內文壇關于“純文學”和“通俗文學”的互懟；關于“現代派”“先鋒文學”與傳統敘事的高下論爭，現在回過頭去看，除了畫地為牢、自縛手腳，喋喋不休地鬧出點動靜，還能有什么太久遠的實踐意義呢？

我們應該歡迎、鼓勵文體之間的相互滲透，在互相滲透中，尋找更能表達小說意境的新形態新方法。

智利作家羅貝托.波拉利奧那部獲得歐美文壇壓倒性好評的小說《2666》就為我們樹立了一個典范。這部被歐美文學界譽為“杰作、偉大、里程碑”的小說，七十余萬字中，有20幾萬字，幾乎羅列了一百多樁刑事（殺人）案件，文字純粹“白描”，仿佛一部犯罪紀錄。而且很多案件大同小異，連用詞都相差無幾。然而，正是這20幾萬有關犯罪的紀實文字，被業內大家認為是全書的高潮，認為正是這些不加修飾的紀實文字，使得小說具有了強大的震憾力量。

當然，對于紀實小說的文體優劣，仁者見仁，智者見智。但作者在文體變化上的努力，作為一個在紀實文學（非虛構文學）領域耕耘數十年的作家，我肯定非常樂見。

綜上各點，張國云的長篇小說《中國企業三部曲》在立意、結構、人物塑造、敘事方式等方面，確有著諸多足以令人稱道之處。當然，金無足赤，作為企業三部曲的創作實踐也決不可能完美無暇。事物往往具有雙重性。許多創作中采用的令讀者耳目一新的技法，如果掌握不好火候，拿捏不住分寸，也會讓讀者生厭。比方在小說創作中注重哲理性抒發，當然值得稱譽。但是這種抒發如果“失度”了，就會適得其反。賈平凹在他的微信公眾號上說過一段話就很切中時弊，他說：“我們已經厭煩那種政治概念性的散文，現在這類作品很少了，但現在哲理概念性的散文又很多。有許多散文單薄和類型化，都牽涉到一個問題，即對事實的看法，也就是事實和看法的關系。到底是事實重要，還是看法重要？應該說，兩方面都重要。事實是要求我們寫出生活實感，寫出生活的原生態，這一點不管是小說還是散文都是最重要的也是最基本的，那些政治概念性和哲理概念性的作品就是缺少這些具體的事實，所以才不感人…..事實是永遠不過時的，看法則隨著時間發生問題。”平凹到底是文壇老手，往往能夠一語中的！

再如對于小說語言的凝煉鍛造，也有一些可以斟酌的地處。人常說小說是“語言的藝術”。一個作家的藝術功力如何，往往就體現在對于小說語言把控的方寸之間。英籍日裔作家、2017年度諾獎得主石黑一雄的長篇小說《長日將盡》給我們提供了很好的示范。《長日將盡》并沒有太多跌宕起伏的故事情節，作者也不是英國本土原住民。但在小說中，他的敘述語言卻是地道的英國老牌紳士的腔調，淡定自若，娓娓道來，即使描寫丘吉爾、里賓特洛甫和美國大佬劉易斯之間的唇槍舌劍，也很節制，少有硝煙彌漫。小說主人公管家史帝文斯記述他父親對待醉漢采取的方式，打開車門，就那么冷冷地站著，讓人感到不怒而威，完全是一種英國式的派頭，適可而止，意味無窮。

在即將結束本次隨想淺說之際，還想就作者本身說那么幾句。

張國云是改革開放的時代產兒，也是時代的幸運兒。在還是個二十出頭的青澀少年時，他就脫穎而出，當上了一個國營大廠的廠長，幾乎經歷了這個大廠改革開放“試錯”“下崗”“蕭條”“重生”的全部“陣痛”過程。而在他漸趨成熟精力四射的時候，時代的浪潮又把他推上雪域高原那曲經濟領導部門的崗位，成了那曲經濟發展藍圖的主要繪圖者，也成了在生命禁區堅持文學創作時間最長的勇士。   

企業和西藏的人生體驗成了張國云從事文學耕耘取之不盡用之不竭的富礦。沒有這樣的人生體驗，作者肯定寫不出《中國企業三部曲》這樣的長篇巨著。有一回，張國云同莫言聊天，聊著聊著又聊到了西藏，說還準備寫一部有關西藏的長篇。莫言想了想說，寫吧，你是最有資格寫好西藏的一個！

深以為是。年紀大一點的中國人大概不會忘記“問蒼茫大地，誰主沉浮？”這樣一個“世紀之問”。回答當然會有許多選項。但我最愿意做出的回答卻只有一個，那就是人民！是做好了準備的人民！

相信張國云一定會在文學創作的道路上努力登攀，走得更高、更遠、更輝煌！

我們期待，有理由期待。

           2020年1月3日 于 靜怡齋

（本文作者黃仁柯，系中國作家協會會員，國家一級作家）

（ 《中國企業三部曲》入選文化精品扶持工程，分別首發《中國作家》雜志2017、2018、2019年長篇小說專號；2019年11月由江蘇鳳凰文藝出版社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