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經的理想是當教師

    如果不是一位正在田里干活兒的大嫂給了他一個紅薯，他都沒有力氣走回家。

    和很多上世紀六十年代出生的作家一樣，王躍文的童年時期正趕上“文革”。他的父親因為寫了一首打油詩便被打成“右派”，他的童年是在饑餓、孤獨和恐懼中度過的。時至今日，王躍文仍然記得，有一次他到離家幾十里的大山里去砍柴，回來的路上餓得渾身發軟邁不動步，就坐在路邊哭了起來。如果不是一位正在田里干活兒的大嫂給了他一個紅薯，他都沒有力氣走回家。“我是在受冷落、受歧視的環境中長大的。我從小對世界充滿恐懼，從小就慌張而怯弱地打量著這個世界。我知道自己將在鄉村終老，死后埋進村子對面一座叫太平垴的山里。”在現實世界不如意的人可以通過讀書來構建獨立的精神世界，然而那個年代，除了課本之外幾乎沒什么可讀。

    從童年到少年時代，王躍文只讀過幾本小人書。但那時候的小人書，很多都是名著改編的，比現在的卡通讀物有營養。真正意義上的文學作品原著，他只讀過《紅樓夢》《紅巖》《林海雪原》《青春之歌》。“《紅樓夢》當時讀得不怎么懂，卻是印象最深刻的。說個有意思的細節，書中并不分男他女她，我就非常困惑：林妹妹分明是個女孩子，怎么用男他呢？少年懵懂，又不好意思問別人。”

    那時候的王躍文，并沒有想過以后要成為作家，他當時的理想是當一名教師，到縣里一中或二中去教書。大學畢業的時候，縣政府想從畢業生中挑個“筆桿子”，剛好王躍文的父母跟當時的兩位副縣長有些故舊關系，于是王躍文就被挑中了。“我從縣政府調到市政府，又從市政府調到省政府，都是因為自己能寫幾筆官樣文章。”

    對官場有很深的了解

    “依我當時的級別，只能等大家挑剩了，那些小魚爛蝦才是屬于我的。”

    因為身在官場多年，王躍文對官場文化有著很深的了解。“有那么些年月，中國官場等級并不那么森嚴。大概從一九五七年以后，上級就是上級，下級就是下級了。同戰爭年代講究的官兵一致、軍民一致相比，官場規矩越來越復雜化了。”剛參加工作的時候，王躍文的單位以優惠價賣魚，有一條20多斤的大魚沒人買。王躍文把魚買了下來，沒想到第二天就傳出一些話來，說他不懂事。“為什么？因為那條魚應該是縣長才能買的。也就是說，依我當時的級別，只能等大家挑剩了，那些小魚爛蝦才是屬于我的。這是我頭一回親身體驗什么叫官場等級。”

     1999年，王躍文的《國畫》出版，一時洛陽紙貴，數月之內加印五次，次次脫銷。這部被稱為“官場小說開山之作”的作品，以主人公朱懷鏡的宦海沉浮為線索，揭開了官場的游戲規則，體現了權力對人性的擠壓。“我原單位很多同事都看過我的小說。有的人是躲在家里偷偷地看，也有的拿白紙把小說封面包起來，像小學生包新課本一樣，放在辦公室抽屜里看，遇著來人了，借站起來打招呼的工夫，身子往前一抵，就把抽屜關上了。”

    在《國畫》之后，王躍文又寫出了《梅次故事》《蒼黃》等多部反映官場的作品。他在《國畫》的后記中對自己的創作有過這樣的闡述：“我之所以仍把我要寫的人物放在我熟悉的環境里行走，也許只是為了駕輕就熟。我是一個想象力極其有限的人，如果涉筆陌生的環境，可能很費神。”

    相信自己對得起良心

    “如果我同現實形成沖突，不是我錯了，而是現實錯了。”

    記者：聽說您的書讓官場中的某些人不高興了，壓力最大的時候，您心中是什么想法？怎么走過來的？

    王躍文：客觀上講我是有壓力的，但我同時又是有力量的人。我的內心很強大，這種強大源于自信。我相信自己對得起天地良心，所以沒有什么可怕的。如果我同現實形成沖突，不是我錯了，而是現實錯了。我仍然安靜地寫作，時間把所有的不如意都沖洗掉了。

    記者：您曾經患抑郁癥離家出走？

    王躍文：我獨自出走，直接原因是那天被醫生診斷為抑郁癥，這對我心理沖擊很大。我給妻子留下一封致歉信，獨自駕車出走了。我想找個地方清靜清靜，好好收拾收拾自己的內心。我沿著高速公路跑了四個多小時，隨便找一家旅館住下。我在那個完全陌生的地方，安靜地睡了兩天兩夜，可又想家，結果還是回來了。

    進入中年以后，我的眼睛越來越容易濕潤了。我聽不得人間悲劇，但悲劇天天都在發生。每天都有不好的消息，我卻無處訴說自己的不開心。我時常覺得胸悶，需要強制自己不斷做深呼吸。抑郁癥也許有，不過我自己調整得沒問題了。 

   記者：不管是社會也好，官場也好，之所以存在問題的深層次原因是什么？

   王躍文：圣經里有個故事，一個婦女犯了通奸罪，依照法律應該拿亂石砸死。這樁公案被交給耶穌來裁決。耶穌說，你們當中誰是沒有罪的，誰就可以拿石頭砸她，結果人們聽了這話都不作聲了。中國的傳統觀點是，人之初，性本善，所有人都沒有罪，缺乏懺悔意識。

   “官場作家”的概念不嚴謹

   “我想在官場中觀照的是人性，是官場中人性的異化與掙扎，而不是簡單地揭露所謂黑幕。”

   記者：您被稱為“官場小說第一人”，請問您認同“官場小說作家”這個定位嗎？

   王躍文：我幾乎同所有媒體都得談這個話題，像個祥林嫂了。我不贊同。它不是個嚴謹的學術概念。如果簡單拿題材標簽作家和作品，那么我寫過《龍票》，我是歷史商戰小說家；我寫過《大清相國》，我是歷史小說家；我寫過《亡魂鳥》，我是知青小說家；我寫過很多鄉村小說，我是鄉土作家；我還寫過很多雜文，我又是雜文家。

    我的作品以官場為題材，只是因為恰好在某種程度上我熟悉這種生活。我想在官場中觀照的是人性，是官場中人性的異化與掙扎，而不是簡單地揭露所謂黑幕。我并沒有刻意將朱懷鏡寫成一個清官或貪官、好官或庸官。朱懷鏡想做些好事，在可能的情況下也能做些好事，他對朋友、對親情、對愛情大體是真誠的，但他所做的一切卻是以不損害自己的利益為前提。朱懷鏡身上表現出了太真實、太深刻的人性。這種人性也許不那么高尚光亮，卻出自人類求生自衛的潛意識本能。

   記者：現在官場小說很火，您認為當下的官場小說對官場的揭示是非常深刻還是存在距離？

  王躍文：我上面提到過很多類型的“小說家”，但被輿論廣泛認知的我就是所謂官場小說家。這是社會學意義上的原因，不是文學意義上的原因。讀者如此關注官場，很大原因也許是因為我們民族特有的“官本位”文化，民間對“官”，也就是對權力的崇拜與窺視。

   我無法對當下官場小說作完整評價，因為我不可能對浩如煙海的官場小說全面了解。不作研究而發言，這是不負責任的態度。

   記者：生活中的您是個什么樣的人？除了閱讀和寫作，還有其他愛好嗎？

   王躍文：我是個非常普通，普通得沒有太多個性的人。我不喜歡那種扮作家狀（故意裝得像個作家）的人，當然這是他們的自由。我最大的愛好就是閱讀和寫作，也喜歡同朋友們喝茶聊天。不太運動，這是我生活方面最大的毛病。

   我平時像個農民，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不緊張的時候，白天寫作，晚上休息，我的寫作狀態是輕松自如的。晚飯后，天氣好就散散步，這是我胡思亂想的時候。我最愛胡思亂想，可以想想問題，也可以清靜靈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