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黃亞洲是詩人、散文家、小說家、劇作家，但他首先是一位詩人。 他 自己說過：“詩歌能夠直接將情感迅速、飽滿地傳遞，很多場合下，我更愿意以詩人的角色存在，以詩歌的名義出現。” 黃亞洲屬牛，詩人盧文麗曾著文《牛人本色是詩人》，頗有見地：我自從結識心
黃亞洲是詩人、散文家、小說家、劇作家，但他首先是一位詩人。他自己說過：“詩歌能夠直接將情感迅速、飽滿地傳遞，很多場合下，我更愿意以詩人的角色存在，以詩歌的名義出現。”黃亞洲屬牛，詩人盧文麗曾著文《牛人本色是詩人》，頗有見地：我自從結識心目中的“老黃牛”，對世間的牛便情有獨鐘了，以至于每次漫步杭州西子湖畔，路過涌金門，都會情不自禁地對池中那頗具傳奇色彩的金牛多看幾眼。亞洲筆下的“印度神牛”：“印度人首先塑造了神，并且把牛獻給神作為坐騎，然后，他們便通過牛來肯定自身。我必須指出，他們肯定的一種品性，他們是如此地贊美忍耐、敦厚和溫順，贊美非暴力，所以他們選擇了牛，他們不能不選擇牛，因為他們實在不知道自己的靈魂和品性除了被牛整除之外，還能剩下什么余數。”“我慶幸我屬牛，并且慶幸我這輩子有幸到印度走了一遭，并進而知道，這世界上有一個民族，集體屬牛。”(黃亞洲散文《印度神牛》)讀亞洲的詩文《游水亞龍灣》和《冬泳恒河》，冥冥中，感覺到他本人就是牛的化身。著名評論家謝冕有言：“讀黃亞洲的詩，總有這樣言說的沖動，即使我知道仍然說不清。”（謝冕序《星光都是如此》）筆者只是一位文學愛好者，愛讀詩，愛讀亞洲的詩。關于讀書，艾默生有一段妙喻：“要讓書成為自己的注解，而不要做一顆繞書本旋轉的衛星，不要做思想的鸚鵡。”黃亞洲自1982年至今，共出版29部詩集。他自認為較好的詩集是《毫無準備》和《花茶》，其中《毫無準備》的前三輯，是他最為滿意的。我對于亞洲其人其事其詩，有一些了解，若能以心靈感應的方式，獨自發現一個為我所獨有的黃亞洲，則欣慰之至！我以為，從文學的專業性來看，亞洲是一位徹徹底底的詩人，同時擁有幾種詩人的“身份”。本文擬從行吟詩人、主旋律詩人、哲理詩人三個層面切入。許多人稱亞洲為“行吟詩人”。似乎，他猶如浪跡四方、懷抱六弦琴的古希臘同行荷馬。近些年，亞洲越來越顯示出一個行吟詩人的本色，進行著“肉體和精神的雙重旅行”（謝冕）。謝冕眼中的亞洲：“黃亞洲總在行走，在行走之中感受、發現、并詩意地表達。一方面，他認為‘寫詩必須戰戰兢兢’，另一方面，他又從寫詩中得到充分的愉悅。‘寫詩的時候，覺得一個人特別放松’，他有一種陶醉的創造的快意。”（謝冕序《星光都是如此》）我們得感謝評論家高松年，他為我們記錄了一個歷史性的鏡頭，清晰地描述了詩人頗有行為藝術做派的寫作狀態：“這次大西北之行，我正好與亞洲同行，而且一路上亞洲一直是坐在我的汽車前排位置之上。當車在廣漠無邊的戈壁灘，或者是在風塵撲面的河西走廊上震顫前行，整車人都有點昏昏欲睡之時，惟獨亞洲總是躬著身子伏在置于膝上的一疊紙上，不停地寫著什么。常常是走過一段路程，他就興奮地站立起來，在車上向大家發表他剛剛草就的詩作。于是，困乏的一車人也就隨著激昂的朗誦之聲，精神為之一振。”（高松年：文化精神與藝術個性）亞洲的詩集《行吟長征路》2007年榮獲中國第四屆魯迅文學獎。他在《獲獎感言》里說：“在七十年前的兩萬五千里征途上，我真切地聞到了人和馬的味道，聞到了硝煙和鮮血的味道，我相信，這種味道將永遠伴隨著我的打著綁腿的筆，行走在我的稿簽紙上，直至終生。”亞洲的筆的確是“打著綁腿的”。他在浙江生產建設兵團當過5年“兵團戰士”，幾十年來，一身軍便衣，一個軍挎包，是他的常見形象。他雖然事務繁忙，曾任第八屆全國人大代表、第六屆中國作家協會副主席、中共十六大代表、第五第六屆浙江省作家協會黨組書記、第六屆浙江省作家協會主席，現任中國電影文學學會副會長、中國作家協會影視委員會副主任、《詩刊》編委、杭州市文化顧問、杭州市黃亞洲詩歌發展基金會理事長，還兼著一批名譽主席，比如浙江省作協名譽主席、嘉興市文聯名譽主席、杭州市西湖區文聯名譽主席、拱墅區文聯名譽主席，等等。多少個場合還得去坐一坐，去說一說，但他本人依然馬不停蹄，筆不停揮，依舊是退休前的大汗淋漓模樣。“我參加中國作家‘重訪長征路’活動，在大渡河小涼山以及雪山草地之間，邊走邊唱，寫下一冊《行吟長征路》；譬如，南中國遭遇雪災，我急隨中國作家采訪團趕赴重災區黔南州，爬上積雪皚皚的山頭向搶修電網的英雄們朗誦我的獻詩；譬如，汶川大地震的第九天，我就隨中國作家抗震救災采訪團趕到四川，奔走于山崩地裂后的都江堰、綿陽、綿竹、北川、什邡、漢望等地，十天間寫下一冊詩集《中國如此震動》，采訪團長高洪波在四川現場就為這冊匆匆寫就的詩集寫了序言。”亞洲曾這樣告訴筆者：“我確實喜歡在前沿‘行吟’，也就是所謂的‘在場’，或是‘在線’。”他的行吟現場——雪山、草地、會場、餐桌、飛機、火車、輪船，隨時隨地。很多研究者對“主旋律”之類的題目不感興趣，出于各種原因。對此，我也不奇怪。但我認為，“主旋律”并不等同于過去國家主義的意識形態，實際上應是支配、統治文化或文學生產的主導性思想。當今時代，要合理有效地闡釋文化或文學生產的制度，離開對“主旋律”的研究，幾乎不太可能。亞洲坦言：“不少人稱我主旋律詩人，答對了，因為我確實寫過不少主旋律詩歌，而且，寫作過程，還覺得蠻享受的。”“四十年里我努力把我的長短句子卷起來，卷成長長短短的喇叭，真摯地吹奏‘時代最強音’。我的絕大多數詩作被認為是陽光的、明朗的、‘與時代同步’的，因此有不少人稱我‘主旋律詩人’，我一直不認為這個稱呼含有多少貶意。”（黃亞洲隨筆《主旋律詩歌的琢磨》）亞洲不只因為他與共和國同齡，更是因為他總是與時代同步，為祖國而歌，為時代而唱。文化最終沉淀為人格，而寫詩寫到最后就是寫人格。“所以我很惱火我最初寫下的那些詩作/總有奶油小生的腔調”（黃亞洲詩：《在湖州的那些日子里》）。他一直思考著生活的藝術，確立生命中的某種精神價值。亞洲用心感受祖國的精神——中國父親的精神，乃人格的繼承和延續；汶川抗震救災過程中體現出的中國精神，令世界“如此震動”；雷鋒，是道德的豐碑，是當代中國人精神世界的一根標桿；他也用心感受奧運精神、謳歌奧運理想，因為理想主義是我們共同的精神訴求和信仰風骨。理想主義“也許可以發育得很蒼白，但是永遠不會消亡”。（黃亞洲語）就主旋律詩歌而言，當代并不乏見，但出版主旋律詩集，并由此拓殖成一片獨立的精神空間和藝術空間，亞洲作出了極可貴、極有意義的探索。如《華人超市》中的詩句：在個人主義思潮泛濫于野、情感主義德性遍布于市的當代社會，多些亞洲筆下這樣既抒寫崇高精神、又充滿理性光輝的作品，于讀者是一種鼓舞，一種激勵；于社會，則是一種財富，一種信念。他的這種理念也同時投放于詩歌以外的文學體裁創作，譬如說寫作長篇小說《日出東方》《雷鋒》、電影《開天辟地》《落河鎮的兄弟》《鄧小平1928》、電視劇《張治中》《上海滄桑》《歷史轉折中的鄧小平》，等等。實際上，主旋律創作，并不與一味歌頌劃等號。亞洲有他的“主旋律”理解，撥亂反正與反思追責，都是主旋律的一種，而且是不可或缺的一種。亞洲的創作一直有他的銳利思考。比如說，他29年前在電影《開天辟地》中，突然就推出了“男一號”陳獨秀的極其正面形象，為當時的中國觀眾帶來了莫大的錯愕；在散文集《應該抓一把糖給老劉》中，他則為一位露宿北京街頭上訪數十年的退伍老軍人鼓噪吶喊，還到處給領導部門寫信呼吁救助；在詩集《中國如此震動》中，他作出了對天災的思考：“土地打了一場內部的戰爭，卻讓外圍的生命，承擔全部犧牲！這究竟是一個什么樣的邏輯？面對土地，我們要——實施天問！”他還在《致遇難者》中寫那些死去的孩子：“那怕再過二十年，你們，也才三十歲上下；你們會問我們許許多多年輕人的問題！你們的問題，是我們的責任，每一個，都在8.0級以上！”而在他最近出版的抗疫主題詩集《今夜，讓我的心跟隨你們去武漢》中，更是發出了尖銳的追責之聲：“我們都希望能在第一時間，知道真相！希望所有的規定和條例，都成為，有效的口罩！”“他在2019年12月30日吹出的氣流，只驚飛了那只黃鶴，并沒有，吹成有效的大風；原來，風暴是可以被約談的；原來，風暴在被訓誡之后，是可以猛烈發作，吞沒整個共和國的！”“我一不問這樣的干部是怎么上來的，就比如，這位湖北黃岡市的衛健委主任，她現在用口罩遮住了羞澀與人生履歷；我二不問這個疫情僅次于武漢的城市，有著什么樣的白天與黑夜，天災與人禍，各占多少比例；我三不問央視的這次曝光之后，他們黃岡衛生系統的官場，將如何震動！有時候，憤懣是徹底的無言，就譬如，我的此刻！”“慶功大會之后，要好好提拔一大批勇于逆行的、倒下去的、昏過去的、滿眼睛血絲的；也要仔細搜尋一批敷衍失職的、睜眼撒謊的、形態類似冠狀的烏紗，統統，當紙錢燒掉——如果那一天，有親人在墳前痛哭！”“孩子，到那時候，媽媽就陪你一起哭，我們用很多很多的眼淚，把祖國，洗干凈！”亞洲明確認為，這些帶有尖利銳角的內容，也是他“主旋律創作”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盡管他在自己的公眾號“黃亞洲工作室”上推出的那首著名的《黑暗中，哨音還在響》，好幾次被網管封殺，也好幾次被各省的網友撈出，“浴火重生”。或許，他概念里的“主旋律創作”，與一般人概念里的“主旋律創作”，還不是同一個概念。好像同一首詩，兩個不同的人看，看出了兩個完全不同的意思。曾有一位外國詩評家說過，詩的最高境界是哲學。當然，哲學不是詩，而是詩化了的哲學。筆者也一直認為，真正的思想家應該是詩人哲學家，而真正的詩人應當是哲學家詩人。大哲學家與大詩人往往心靈相通，他們受同一種痛苦驅使，尋求著同一個迷的謎底。莊子、柏拉圖、盧梭、尼采的哲學著作放射著經久不散的詩的光輝，在屈原、李白、蘇軾、但丁、莎士比亞、歌德的詩篇里也回蕩著千古不衰的哲學喟嘆。詩人在孕育作品時，會有一種內心的顫栗，這種顫栗會通過他的作品傳遞到讀者的心中。沒有哲學的眼光和深度，一個詩人只能是吟花詠月、顧影自憐的輕薄文人。而以這個觀點審視亞洲的詩歌創作，我也發現，亞洲的創作是有他的一份哲學追求的。他的創作理念執守于崇高，根植于理性，而一切至美，一切崇高，一切生命，一切色彩，均與自己的詩魂努力融合在一起，成為自己光明正大“詩無邪”之源。因此，看亞洲詩作，亦可如此斷言，他非常多的詩歌篇什都充溢生存智慧，蘊含熱血和正氣，亦狂亦俠亦溫文。他的新詩集《狂風》不乏哲理詩，讀來如含英咀華，令人愛不釋手。如《狂風》一詩里的“只有狂風才能讓我內心寧靜/讓我能用疼痛/撫摸世界/河流長出枝椏，山脈交換坐姿/許多人不喜歡見血，但我/知道狂風被打倒之后/多么偉大”；《句號畫成了梨》里的“世上所有的句號都叫人憂傷/不管是不是梨形”；《阿芙樂爾巡洋艦》里的“有時候，必須以綠色的思路/執行紅色的命令”。詩的外殼是言說方式，它的深層，則是宗教和哲學。有了深層，詩才耐人咀嚼，耐人尋味，讀者才會有所震動，有所共鳴，有所凈化，有所提升。每當我讀到亞洲富有鈣質、富有思想的詩作，便由衷地把他歸入“詩人哲學家”之列。我為此寫過《當詩人與哲學對話——黃亞洲印象》一文。我不能不為他的詩句怦然心動，從中感覺到哲學的光芒：“這世上，所有的鑰匙，都是善意的謊言，只有，鎖是真實的。”（詩《輪回》）“你們看不見，我全年保持青春的秘密；你們看不見，我每天與世界交換俘虜，點數男女。”（詩《我總是在運籌帷幄》）“風吹過你的臉上，但找不到你的淚腺；該風干的，早已風干”（詩《失戀》）“只知道，那個清涼的有音樂的世界不屬于我；那張靜靜躺在金沙池中的舒展有致的蓮葉，不是我的皮膚；只知道所有冷卻的石頭，都不是舍利子；只知道輪回，也等于絕望”（詩《燥熱》）“我會用一炷最細弱的火，把清明與世界點著。我會蹲在這團火的面前，取暖。道理我是懂的，只要，我不把自己遺棄，你們也就平安了。”（詩《罪過》）“想改變一切者，終將改變自己”（詩《壞人說》）我們知道，一個封閉的有體系的哲學家只能屬于某個時代，而有哲學思考的文學家和詩人，對社會的影響和啟迪，將是無限跨時空的。我祝福亞洲的繼續寫作與繼續思考，尤其是在哲理層面上。黃亞洲曾自問：“‘為什么寫詩呢？無非是在嘴唇緊閉的時候，聽聽自己的聲音。’我很贊同詩友鄒漢明的概括，正是這些發自自己心底的聲音，使另外一些心諧振起來。”（黃亞洲隨筆《我無論如何要向當代詩人致敬》）通過對亞洲作品的研讀和考察，我們似乎可以歸納出其詩歌創作的以下目的：西班牙詩人碧瓦爾蒂說：“我在詩中從不撒謊。”詩的具體表現與思想情感的具體塑造應該是一體的。前蘇聯文學家和哲學家盧那察爾斯基也說，“詩人必須洗凈自己身上的污穢，才能使自己的靈魂赤裸裸地呈現在讀者面前。”詩，是創作主體心靈的突出呈現，是情感的濃縮與奔涌，是審美態度直接的表露和熔鑄。因此，一個詩人應該有社會的擔當，有自由的靈魂和獨立的意志。亞洲認為，最能體現他的現場感和社會責任感的，詩集《中國如此震動》算是一部，新近出版的《今夜，讓我的心跟隨你們去武漢》也算是一部，因為它們追求的都是都人生的尊嚴和人間的真相。武漢深夜的這輛汽車，撞進的不是醫院，而是戰地指揮部記得亞洲在接受香港著名主持人王明青的訪談時，提到“詩歌對社會有一種推動作用，詩人有責任把人間的真善美往深度挖掘，并不斷地自覺地去拓寬審美領域，不能僅僅局限在個人的小天地里。”雨果說得好：“人，有了物質才能生存；有了理想才能生活。”而“詩歌要柔軟美麗帶‘羽毛’，但同時也要帶‘骨頭’”，則是亞洲傾吐出的文學的力量和文人的擔當！屬牛的亞洲，骨子里總有一股子倔勁，始終把“軛行是福”當作自己的人生信條。他執著地追求真、善，所以也特別欽佩真的尋求者魯迅。他不止一次地說過，魯迅的靈魂是永遠躁動的靈魂，一生都在寫作，都在思考，都在戰斗。亞洲也欽佩自稱“科學社會主義者”的大詩人冀汸，在冀汸晚年的時候每年都去浙江醫院住院部看望他。冀汸有一次動手術，他還一直守在病房外，直至手術車推出來。亞洲說，就因為冀汸的生命中始終充滿著樂觀主義笑聲，始終沒有放棄過對真理的矢志不移的信仰。詩不僅是一襲撩開風花雪月的窗簾，也可以是一把匕首或是一把解剖刀，直面骨骼與真相。看來亞洲是堅信這一點的。一個真正的詩人，應該扛起天下所有的親情、友情和愛情。黑格爾認為，抒情詩“它所特有的內容就是心靈本身”。當代詩人帕斯也說過：“靈魂也需要愛情。”亞洲在《春天，住宿同家鄉村花園》一詩中唱道：“春天的寫作是這樣的，當風以若無若有的輕佻走過鄉野，而一朵花，抖動了一下瓣葉，一篇抒情散文，就完成了。”在《這是最大的事件》詩中，他又這樣描寫春夢：“我走在夢里，神魂顛倒，土地翻滾著后退，松軟而濕潤。嶄新的蚯蚓與甲蟲，跟著我。蛇遠一點，她不變作白娘子不敢見我。春天來了，我走著跳著總是沒個盡頭，我的夢境與春天有相同的體積。紅桃花與白梨花的波浪，一輪又一輪地淹我，我剛掙脫，又被吞沒。有時候我走得眼冒金星，其實是，溪流里的蝌蚪在閃爍。”對于詩的抒情愉悅作用，亞洲曾一篇散文中感慨系之：“經常是一首小詩讀完之后，一整天都有一種莫名的愉快。詩的享受是一種境界的享受。當然，知道這幾十個中國漢字換不了幾文稿費，也知道越來越沒有地方可換。只是想，對于世界的如此猛烈的再創造，可以在一張不起眼的擦手紙上在幾分鐘之內迅速完成，這真是一件奇異得不能再奇異的事情。”魯迅說過：“詩歌是本以抒發自己的熱情的，發訖即罷；但也愿意有共鳴的心弦，則不論多少，有了也即罷。”“感情正烈的時候，不宜做詩，否則鋒芒太露，能將‘詩美’殺掉。”亞洲的體會是：“詩人臉上任何一種細微的流露都是唐詩宋詞里的經典情緒。”“我只習慣這樣直起喉嚨歌唱，唱得脖上青筋爆起，青筋也是骨頭的一個變種。”（黃亞洲隨筆《讀詩偶想》）他曾經這樣形容他的寫詩過程：“在一張很小的不規則的紙片上，任意擺弄很少的字句，使這張紙片一下子濕潤而成南方，一下子燥熱而成北方，一會兒響起桃花和春風劇烈摩擦的聲音，一會兒又飄出紅薯和麥子的奇香……”“詩心”和“真我”，不啻為黃亞洲詩之象牙塔上的兩顆奪目耀眼的珍珠。亞洲是一位頗具個性的詩人，正如他自己坦言：“在詩的旗號上，我始終喪失主義，無法把自己歸入某種流派。主義們似乎也不肯接納我。我只用自己這副共鳴不足的嗓子唱自己的歌，像誰是誰，我獨家贊助自己。”我認為，作為一個詩人的真正價值，不在于他為人們提供了多么豐富的創作理論和方法，而在于他以自己的詩歌坦誠描述了他同一時代多重文化身份的存在方式。詩心永恒，真我永恒。黃亞洲堅信：“生命是一個繭，詩居于其中，等待長出翅膀。那一刻是必定會到來的。”亞洲曾給“詩人”下過一個有趣的定義：“一見到詩就熱愛就欣然提筆自我批準的人，叫做詩人。”（黃亞洲隨筆《讀詩偶想》）亞洲的性格和氣度，從本質上說，更接近一位詩人，一位多重文化身份的詩人。他在他就在這種多重文化生活身份中，尋找一顆真正屬于自己的“詩心”。詩，心也。宋·王令《庭草》詩：“獨有詩心在，時時一自哦。”亞洲曾這樣說：“詩歌日益邊緣化，而每一個詩人仍然認為自己是世界的中心。詩人肯定就是宇宙結出的果子，懸在銀河系的枝頭，左邊是太陽，右邊是地球。”“面對詩的魔力，我無法逃遁。寫詩的時候，好像自己高高坐在月亮上，手持長長的麥桿，隨便點撥地球。”（黃亞洲詩集《磕磕絆絆經緯線》中《代跋：詩心》）詩心以尋找詩意為目的，賦予作者一雙慧眼，洞察事物獨到之所在，從而更詩意地棲息。詩心所到之處，往往也伴隨一種別樣而深入的視角。在這個視角里，世界飽含新奇，飽含奇跡，飽含真言，這些都是蘊育詩意的基因。同時，詩心的培育與擁有，也是一種人生目的，是生命的本真與皈依。真正具有一顆詩心的人，是世間生活得最有意義的人。詩心是一個詩人在經過反復錘煉之后，所獲得的一筆寶貴的人生財富。桂清揚，香港嶺南大學翻譯哲學博士，浙江外國語學院英語教授，國際翻譯家聯盟會員暨國際執證譯員，香港國際創意學會秘書長，香港優才及專才協會教育行業委員會副會長，國際跨文化研究院院士，杭州市翻譯協會副會長。發表文章約三百篇，出版專著、譯著、教材及論文集十余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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