說到捕星，人們會馬上想到在恒星的照耀下,哥白尼曾經制作的一臺熠熠生輝“捕星器”，那是預測行星在天球上位置的一種儀器。它會有一個黃道環和一個與之垂直的極環，兩個環構成一個球的框架，分別具有日期時角、赤緯等刻度。
在這里，吳重生作為一位資深報人，新聞是講究時效性的，今天他將自己的業余時間用在寫詩歌上，尤其在這個詩歌不溫不火的年代，他一手寫新聞是 “捕星器”的黃道環，一手寫詩歌是“捕星器”的極環，恰好迎合了哥白尼的“捕星”思想，這多少有點令人意外吧。
或許，這對吳重生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他最近出版的《捕星錄》詩集，給人帶來的一種驚嘆，不亞于當年哥白尼發明“捕星器”給這個世界帶來的震撼。誰都知道，在時下經濟高速發展，信息化突飛猛進的時代，我們能看到吳重生近五年的詩作，幾乎是隔三差五地一首詩，通過詩的形式記錄自己的生活、人生和心路歷程，這至少說明寫詩對他來說是一種生活方式，甚至是一種生命方式，這是一種多么至高無上的情懷呵。所以，從詩的本質意義來說，可以斷言，吳重生是一個高尚的純粹的——捕星詩者。
不是嗎？正如他在《致碧云莊》組詩中所言：“太陽往北，月亮往南/今天，我們選擇星星作為坐標/從春到秋劃弧線/道路重疊的時候，故鄉近了/秋菊在山的背面怒放/夜色漸濃，且試一試月光的體溫/美林泉是我騎驢出關的關碟/山剛水柔，一如我走南闖北的生活。”還有他在《我丟失了星星》中感嘆：“我丟失了一串星星/它們從天上來/又回天上去/我丟失它們的時候是在白天/星星看見我/我看不見星星//好多云飄過之后/好多雨落下之后/我想起了星星/我知道星星不會想我/但我依然想星星/今后的雨那么密/該淋濕了多少星星！”
隨著時下鄉村都市生活節奏愈來愈快，離詩和遠方也幾乎是越來越遠。而信息速食的時代，新聞變成熱點，出現在冰冷的頭條和榜單。生活在忙碌中的人們，如何才能跳出孤獨枯燥，再獻新聞的趣味與浪漫？在讀吳重生這本《摘星錄》詩集時，我突然覺得新聞與詩歌本來就是一對欒生兄弟，也使得他率先成為中國“用新聞寫詩”不多見的踐行者。
如他在《致太湖大學堂》詩中說道：“學堂是用太湖白色的波光砌成的/以明亮的未來作窗/以先秦的思想和漢唐的韻律作梁/以潮信作為上課的鐘聲/當然，還有太湖上宋元明清的船舶/學員們渡江渡海而來/這時候，海和江都成了太湖的子孫。”在《致臺灣》一詩中，他感嘆說：“今天，我要烹煮八月/因為這是我們見面的日子/肥碩的牡蠣是七月的花蕾/它告訴我，海峽一直保持著南方的潮濕。”而在《你是一棵石榴樹》詩中，新聞性是似更強烈：“三月的北京，我來看你/枝干粗壯，花苞飽滿。枝條兒在春風中搖曳/哦，你是一棵石榴樹/生長在首都北京，在朝陽的高地/成為城市車流和人流中的一面紅色的旗/你的學名叫“總部企業聯合會”/但我知道，你的昵稱就叫“石榴樹”/你天生有著石榴的基因/紅色是你的底色、團結是你的秉性/向陽和向上是你的使命。”
可能有人欲問，這詩歌與新聞的語言方式的最大區別是什么？讀了吳重生《摘星錄》后，我的理解是，它不是對一個已經發生的事實的描述，或者事后的追述。它經常是先于事實的發生，或者當事實的發生已經完全進入遺忘以后，才出現的一種發生。借用美國詩人龐徳的一個說法，詩歌是永久的新聞。或者說，詩歌是新聞中的新聞，是關于過往的新聞。
較典型的是他的《給玉樹》一詩：“很多時候，我們以植物為信/為自己選一名季節的代言人/當綠白相間的傘房花序點綴玉樹枝頭/當燕子低飛，春天已成過往/我在夢里攀崖采集星星/手上、身上，到處都是藍色的星光。”還有他在《致白雪覆蓋下的麥田》一詩中寫道：“向晚有一陣風送你靠岸/我手捧鐮刀卻忘了迎接/于是暮色四合/原野上只剩下我和星星/南站以外，月光一叢一叢/我知道，白雪覆蓋下的麥田/一直陪伴著你/那么多漂泊的港口都過來了/拋下的錨還來不及收回。”
說到這里，可能有人會以為詩歌是反新聞的，意思就是比如說，今天發生了什么事，然后媒體報道、記錄，從一大堆事情的發生中選擇些東西寫出來，報道出來，然后造成一種影響或一種消費，這是一種典型的媒體寫作、新聞寫作。而龐德這個關于過往的新聞、永遠的新聞，指的是新聞失去它的時效性之后，依然有效。
詩歌寫作的當下性，其性質與意大利思想家阿甘本所說的同時代性是一致的。因此詩人有時會覺得古老久遠的事物和文本，比眼前剛發生的事情、剛讀到的新聞報道更為貼近，更新穎鮮活。也許這更是新聞人吳重生對當代詩歌寫作的理解，即詩歌永遠是同時代意義上的新聞，所以這才有了他對詩歌的敬畏與追逐。就像他在書中說的，許多與新聞關聯的詩歌也就應運而生。
亦如他在詩《三元橋是一個圖騰》中寫的：“三元橋，是一個圖騰/中冶人在星空的背后紡織天幕/鞍鋼、寶鋼、攀鋼……/一顆一顆明亮的鋼鐵之星從中冶人的手上捧出/中冶煉人把鐵礦石和雷電披掛上身/他們從遙遠的遂明國取來火種/照亮了共和國經濟騰飛的道路。”他《在這個北京的夏季》中說道：“在這個北京的夏季/我看到成群的紫燕從城市的瓦背上飛出/陌上桑的使者/正從漢樂府詩集中歸來//打開家族傳承的譜系/我找到一顆紅痣/那是去往彼岸的路標。”在《再致東四環南路55號》一詩中，他說得更加明了：“把辦公室密碼交還正在抽青的柳絮/把窗臺交給正在樹上筑巢的喜鵲/把舊時光打包交給來自新世紀的汽車/還是三月/春暖花開的季節/還是這只行李箱/裝著來自錢塘江的浪與帆/還是這一個長長的走廊/保管著我重重疊疊的腳印。”
不過，在“用新聞寫詩”時，還有一個問題需要澄清的是，即詩人與現實的關系是一個無法繞開的永恒性話題。這是因為它不是直接處理現實，或者它也可以直接處理現實，但總的來講詩歌寫作不是為現實而存在的，而是為“現實感”而存在的。我們所理解的時代的精神、時代的真正的感覺，也就是定義時代最核心的那些要素，只有到重要的詩歌中去尋找。
這就是說，真正意義上的詩歌寫作，它一定在寫作的背后存在一個巨大的場，這個場域所籠罩的和對應的就是我們稱之為現實感的東西。正是在這個意義上，我們才會把詩人看作是真正的歷史的編年史學家、心靈意義上的編年史學家。這讓我記起在清華學習的時候，見到聞一多的雕像，和他身后的那塊黑色鑲金字的長方形石碑。石碑上鐫刻的正是“詩人的主要天賦是愛，愛他的祖國，愛他的人民”這句話。
可以肯定，古今中外，在民族危亡之際，總會涌現激蕩人心的愛國詩篇。這說明愛國主義是中外詩歌的唯一主題。從此，聞一多這句話一直刻在我的腦海中，我的心靈上，成為我衡量一個詩人是否承擔得起“詩人”之名的標準。欣慰的是，我在吳重生的《摘星錄》中已經找到了詮釋。
正如他在《七位母親》詩中詠嘆的：“我坐在兩個北京中間/阜成門打開一個繁華的世界/綠色的雨/乒乒乓乓落在中國的后花園/今天中午的時光是用尺子一寸一寸量出來的/萬里鵬程從今天開始丈量/這是凡間嗎/七位母親負責給中國的母親節編織冠冕/她們是七仙女變的/她們在東海的翅膀上高飛。”在《我們都是朝圣者》一詩中，他覺得：“我們在國家圖書館門口席地而坐/面對來自北海的萬頃月光/九千里外，孟買海港的濤聲/沖涮著書香中國的門楣/春風們在商議集結的路線/趁冰雪尚未消融，夜幕尚未降臨/東海取經團銜梅疾走/巨浪高立于汪洋之上。”在《70響禮炮》一詩，他贊美說：“以星群的名義/致信紅色中國/五顆星組成的方陣/每天都接受太陽的檢閱/70響禮炮，是長江黃河的發令槍/江河湖海齊歡騰/祖國的山谷/發出隆隆的歷史回聲//千峰肅立/中華民族挺直脊梁，發出骨骼重組的聲音/火燒、水淬、石磨/鐮刀斧頭濃縮了日月的光/整個世界在諦聽/整個中國在諦聽。”
偉大的現實主義詩人白居易在其《與元九書》中說得好：“感人心者，莫先乎情，莫始于言，莫切乎聲，莫深于義。詩者，根情、苗言、華聲、實義。”“根情”即是來源于情。詩歌之所以感動人心，首先是因為情感的感染力。情感是詩歌的第一要素。“實義”即是把“義”落到實處。“義”，現代漢語解釋為公正合宜的道德、道理或行為，是精神思想層面的指向。詩人在《摘星錄》詩集中，能重新確立世界和建立大地的宏愿，在新時代人們對美好生活的需求中，喚回人日漸低落的情感體驗，在思想上對人生、社會有新的認知和開拓，以此獲得新時代生命生活新的意義。
不容否認，在信息飛速產生與傳播的互聯網時代，每時每刻都會出現新聞，每條新聞都會一閃而過，人們真正需要的，是能停下來品味的內容。惟有讓新聞詩意崛起，輸出品牌“有趣，更有用”的特性，這才會賦予新聞新動能，實現新聞的新價值和新意義。當然，要實現“用新聞寫詩”，必須是吃得苦中苦，方為人上人。正如泰戈爾說的：“你今天受的苦，吃的虧，擔的責，扛的罪，忍的痛，到最后都會變成光，照亮你的路。”吳重生以他的人生感悟、人生體驗做鋪墊，推進他詩作的思維對話，又以他人生觀、價值觀的視角為詩歌提供有益的理念支撐。他的詩作里，糅合了他的理解力，他的審美和他的認知。他聽從自己內心的聲音，踏著時代的節拍，就這么深一腳淺一腳地一路走來。
如他在《大運河是條太陽河》說的：“母親的運河父親的船/我順著你光芒的指引校正自己的航程/行囊里裝滿放飛理想的使命/年少時，我用腳步丈量世界/決心探尋運河遠方的星空/年長時，水漲船高/我踏著纖夫號子的節拍走過疾風暴雨/拱宸橋是運河上的一枚浮標。”我們羨慕吳重生這樣的詩意生活,他已經在新聞中過成了日常。
“龍文百斛鼎，筆力可獨扛”,他左手寫新聞，早已成為 “捕星器”的黃道環，他右手寫的詩歌，也已成為“捕星器”的極環。我們有理由堅信吳重生在時光詩心下，一定會成為當下最成功的捕星者，并能星光燦爛與遠方！
作者簡介：
張國云，研究員、浙江省發改委副巡視員。
工商博士、哲學博士、中國作家協會會員。浙江作協主席團成員、報告文學創委會主任。
文學：已出版《走進西藏》《穿透靈魂》《叩天問路》《云邊書話》《水流云在》《一條大河里的中國》《致青藏》三部曲，《最后的工廠》三部曲等文學作品。
經濟：已出版《金融戰國時代》《財富問號》《我們的命就是這個時代》《金融的十九個面孔》《服務業》三部曲，《中國經濟》三部曲等經濟作品。
有作品列入大學語文課本。
獲得第六屆冰心散文獎，第六屆徐遲報告文學獎，第六屆魯迅文學提名獎。人民文學獎，詩刊獎，三次浙江文學獎，獲中國時代藝術文學貢獻獎，被譽為全球高海拔4500米以上“生命禁區”——寫書第一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