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年來，郭初陽常被拿來和電影《死亡詩社》中的那位瘋狂教師做比較。作為一個中學語文教師，他講課的方式稱得上與眾不同，有人覺得他的課不好理解，但也有家長說，自己的孩子聽完之后開始著迷文學，“嫌上課時間太短”。
郭初陽是獲得多個公開課獎項的明星教師，更是當年語文課本積弊批判大潮中的帶頭人之一。2008年，他在名聲正盛時選擇離開執教六年的“名校”杭州外國語學校，隨后開始研究語文課本中的諸多問題，此后又到私立機構“越讀館”做語文教學的負責人。
郭初陽并不掩飾自己課堂的“燒腦”，他把語文課比作戲劇表演現場和觀看電影《盜夢空間》。早在十幾年前，他就會給孩子講《紐約客》雜志和國外新聞媒體的事實核查員，講美國作家馮古內特有著古怪幽默和諷刺色彩的科幻小說，講如何給報社寫信投稿，連看了課堂錄像的成年人都會驚嘆：這個課堂聽下來不容易。
見到郭初陽時，他就提到自己剛剛買了新版的語文課本，正在研究，“現在我們肯定看不到過去那種(幾個版本可以同時研究的)情況了。”說起這些他有一點淡淡的無奈。早在2009年，他就曾在江蘇揚州的“小學語文教材七人談”活動中批評語文課本“短小輕薄”，內涵不夠。但是多年過后，在他眼中一切還是那個樣子。
70年代生人的自由課堂
多年之后，郭初陽在一次活動中遇見了自己入行時帶的第一屆學生，其中有個同學對他說：“老師，你還記得你當年對我們說過這句話嗎：有我這樣的老師教你們，是你們的福氣。”
這句話聽起來有些狂傲，但其實，這個當年在蕭山浦陽鎮的鄉村小學附近玩泥巴的小孩郭初陽，從沒想到自己會繼承母親的職業成為語文教師。他讀書時癡迷數學，因為一次考試失利改學了文科，又在考大學時陰差陽錯進了杭州師范學院中文系。
大學時，郭初陽和后來同樣成為語文老師的蔡朝陽總是坐同桌，對未來的迷茫把有些書生意氣的年輕人拴在了一起。那時，20世紀80年代的文藝思潮深深影響著這些“70后”，他們最愛做的事就是到杭州三聯書店、曉風書屋看書買書，在路邊的攤販手里買打口碟，組起樂隊參加校內的比賽，甚至花一個月時間坐綠皮火車去敦煌等地流浪。
“人是有閱讀黃金期的”，這句話對郭初陽和他的學生同樣適用。從復旦學者郜元寶的《拯救大地》到學者胡河清的《靈地的緬想》，再到錢鍾書的《管錐編》，甚至少年時代閱讀的金庸小說，都成為滋養他的文學養分。在大學這個閱讀黃金期，他愛上了文學批評，一心要去復旦大學讀碩士，結果考研失利，只能去杭州翠苑中學做了語文老師。
初上講臺，一肚子文本的郭初陽沒學過心理學和教育學，就直接用大學老師的方法給初中生上課，那種方式，如今他自己想來都顯得過于學術：把最精華的文學拿來“一通狂吹”，聽得臺下的初中生直發愣。他也曾經“略帶悲壯”地在社會課上按照自己的設想上過一堂失敗的語文課：直接講《詩經》里的《考槃》和黃宗羲的《原君》，配上《二泉映月》的音樂，內容沒什么內在聯系，反饋卻來得很直接——有位學生大聲提問：郭老師，你在教些什么呀？
他想起，胡適談論過大學中文系應該培養什么樣的人：教師、作家、學者。既然做不了理想中的文學批評，有研究能力的人或許可以在教學上作出文章，講授他所認為值得的內容。幸運的是，翠苑中學有兩位教育水準極高的同事幫他補上了教育經驗的不足，而郭初陽也試著把語文課弄得好玩一些、獨特一些，那時他常對學生說：下節課要做一些練習，你們只要考個好分數，咱們就繼續一起玩。這個辦法居然屢試不爽。
郭初陽在翠苑中學教出了成績之后，2002年他辭職去了杭州外國語學校的私立初中部英特學校。“杭外”是一所在全浙江乃至全國都顯得特殊的學校，以富有人文氣息的自由文化環境知名，其背后是高考政策對外國語學校的優待：它是教育部認定的、享有保送20%學生上大學資格的16所外國語高中之一，初高中一貫制減少了很大一部分中考壓力。根據該校公布的最新數據，“杭外”平均每年約有50%學生在高考前被國內外大學提前錄取。因此，這里的大部分學生可以充分享受到素質教育。
在條件優厚的“杭外”，郭初陽可以從初中一直教到高中，他當初設想的那種“教授他認為值得的內容”的課堂開始打造成型。這種課堂并不是天馬行空的，反而有著如同理工科思維一般精準的設計：前半節課是忠實于原文的教授，后半節課就開始帶領學生向更廣闊的地方冒險。
拿郭初陽曾經在2004年上過的一堂公開課——初中課本中的古文《愚公移山》為例，他會先讓學生帶著四個問題去讀課文：山是什么樣的？愚公是什么樣？“移”的過程是什么樣的？結局是什么樣的？在學生的答案中引出語文課所需要的基本目的：讓學生獲知文章表現了儒家“積極健朗的精神”。
到了后半節課，郭初陽作為“引導者”的角色出現了，在事先給定的《老人崇拜》《子孫綿延》等閱讀材料的基礎上，他和學生討論夸父逐日、精衛填海兩個故事與愚公移山故事的區別。當有同學在討論中說出區別在于愚公移山“人多”以及他有“子子孫孫”的問題，就以此為引子，讓學生去思索“孝字當先”是否值得批判。同時，他也會引入智叟的角色和外籍讀者的眼光向他所設想的方向引導。“如果你是智叟，會怎樣說服愚公呢？”“中國人都這么聰明，為什么會對這樣一個瘋狂的愚老頭津津樂道呢？”“如果你是愚公的子孫呢？”
這就是蘇格拉底式的層層追問法。在45分鐘的時間里講述這么多內容實屬燒腦，很多同行看了這個課堂現場之后都覺得內容之難。但“杭外”這樣的老師不止郭初陽一個人，他和他的學生對此也習以為常。某種程度上說，郭初陽是幸運的，他的野心和實驗一直能有一個合適的環境得以盛放。
中國課本的“事實核查員”
關于語文教學和語文課本問題的探討、批判，自改革開放以來從未停止。1978年，語言學家呂叔湘首先提出語文教學課時占用多，教學效果差，畢業生語文不過關的問題。數十年教改過后，1997年，《北京文學》同時發表語文教師王麗的《中學語文教學手記》、作家鄒靜之的《女兒的作業》等三篇文章批判語文教育的現狀。其中，王麗的文章直指當時語文課文選材的陳舊、平庸問題。這一事件被稱為“語文教學大討論”的開端，在教育界延續多年。
有文脈、也有優質生源的浙江既是高考大省，也是語文教學研究的前沿陣地，那些年，不少教育工作者經常撰文說出自己對語文課的意見。郭初陽等人開始為小學語文教材“挑刺”，正是采納了時任《讀寫月報· 新教育》執行主編李玉龍的建議。
李玉龍2004年就曾組織過“那一代”專題組對語文教學進行反思。2008年，他開始向郭初陽約稿寫專欄，并提議郭初陽研究一下小學語文課本中的問題。此時的郭初陽剛剛經歷過此生最大的教學壓力，當時他在“杭外”剛剛帶完一屆高三，親身體驗了應試教育的兇猛，壓力大到不想做老師了，辭職去了一家雜志社工作。
郭初陽此前從沒接觸過小學語文課本，讀過后才發現問題多多。“偽文章”問題就是其中之一。“偽文章”指的是那些事實中存在錯誤，或者被篡改、來源不明的課文。用郭初陽的定義說，文藝作品可以分為小說，戲劇、詩歌、歷史、傳記、非虛構六大類，前三者講求藝術真實，后三者必須嚴格尊重事實本身，如果既不符合藝術真實，又不符合事實，那就是“偽文章”。比如人教版小學二年級下冊語文書中的課文《愛迪生救媽媽》一文就沒有注明確切來源，一些細節也不符合常識。
郭初陽就和同樣有些理想主義的教師蔡朝陽、呂棟分別帶隊研究蘇教版、人教版、北師大版小學語文教材。除了事實核查之外，價值觀念是否多元和教育的適切性也成為研究小組判斷課文的標準。郭初陽領銜寫下幾篇與“母愛”相關的文章，其中一篇，用對《陳毅探母》這篇課文中事實錯誤的考證，批判了課本改編文章過程中對“孝道”不恰當的植入。參與調研的20多位老師寫出20多萬字的課題報告，以專號的方式發表在2009年第二期《讀寫月報· 新教育》上，此后又集結出版為《救救孩子：小學語文教材批判》一書，引發媒體強烈反響，這些老師也被稱為中國課本的“事實核查員”。
與課本批判同時進行的，是專家、學者或語文教師對閱讀材料的自行選編和出版。2001年，北京大學教授錢理群和浙江大學教授王尚文、作家曹文軒等人就開始共同編寫《新語文讀本》，致力于擴展學生的閱讀范圍和眼界。2009年，《收獲》雜志編審、作家葉開也發表了一系列批評語文教育的文章。此后，重新發掘出版“民國老課本”的風潮在出版領域再起。再后來，嚴凌君的《青春讀書課》、葉開的《這才是中國最好的語文書》等書籍陸續問世，私人選編課本開始百花齊放。
在自由與艱難之間游走
當年那場關于《愚公移山》的公開課其實頗有爭議。郭初陽希望學生跳出中國文化的圈子去思考，但實際效果上，確實有很大一部分學生并未按照他設想的路徑去解讀、理解。上海師范大學教授、語文教育專家王榮生認為這個課堂的基礎教學完成得很好，也具有沖擊力，但老師的費心引導并未對學生的思考產生實質性的影響。
如今，郭初陽感覺到自己過去的課堂帶有過多的預設性，有點強勢。2019年，他為來“越讀館”學習的初二學生重新講解了一遍《愚公移山》。如今他更加注重在課文基礎上進行適當的延展和深挖，試圖變得更柔和、更開放，將曾經的頭腦風暴變成一步一步的小冒險。
在私立機構做教師的日子自由也艱難。自由的是終于可以使用自己喜愛的文本做教學。“我教的是我認為理想的文本，而并不是被指定的文本。”他對《中國新聞周刊》說。而艱難的是，不涉及升學考試的閱讀受眾群太小，盈利艱難，來報名的人數相對固定，最多的時候也就3個班，90個孩子。他笑稱，這個數字，可能是把全杭州想做這種興趣閱讀的家庭都吸引來了。“越讀館”初創時，郭初陽曾頂著明星教師的光環上過一堂招生公開課，吸引了三四百人，公開課結束后真正報名上課的只有一個人。那時他才明白，辦教育只有理想不夠，還得會運營。
帶著郭初陽研究語文課本的李玉龍已經因病去世，但當年的論戰不時還會傳來回響。2017年3月，杭州市外語實驗小學校長張敏在朋友圈發文質疑，指出《愛迪生救媽媽》一文還停留在人教版課本中，未能刪除。而關于語文課本的使用問題，教育部已經宣布，自2019年秋季新學期開始，全國所有中小學生的語文、歷史、道德與法治都統一使用部編版教材，各種版本同時在全國出現的場景也已經不再。
不過，如今在杭州興起了各式各樣的新式學校，也有很多外籍學生，孩子們在課堂之外的選擇多了起來。郭初陽的課外教學雖然小眾，卻也影響了一群意想不到的人。今年暑假，他為孩子們排練英文話劇《李爾王》，話劇演完，家長們的反應出奇地熱烈，他們呼吁郭初陽為家長們排練一部屬于他們的《李爾王》。那段時間，一群中年人經常在洗碗或是開車時念誦著英語臺詞。在演出現場看到他們瘋狂釋放自己那一刻，郭初陽猛然發現，人到中年的家長們，或許也需要當年錯失的文學教育。
當年在杭州文二路上喝酒、狂奔，在書店里廢寢忘食的郭初陽和他志同道合的朋友們，也許沒能成為純粹的作家和文學研究者，但他們在語文教育中找到了另一種傳遞理想的方式。正如與郭初陽同為20世紀70年代生人的語文老師童蓓蓓寫道的那樣：讀書、聽話等訓誡幾乎蔓延在每個人的童年，我們活著似乎只是要證明自己比別人更能適應社會既定規則。而來自內心深處對自由生活的渴望，對幸福生活的期盼，以及對純粹之愛的渴求，讓我們無法掩飾面對現實時的憤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