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土改錯誤的山東首任省委書記黎玉
黎玉紅軍時期的1936年被中共中央北方局派往山東，恢復和重建屢遭敵人嚴重破壞的中共山東省委，任省委書記。
抗日戰爭爆發后，1938年任中共中央山東省委書記、山東分局副書記(書記郭洪濤，解放時任北平鐵路局長)、八路軍山東縱隊政委，1945年起任山東省政府主席，中共中央山東分局代書記，中共中央華東局第2副書記、新四軍兼山東軍區副政委，山東野戰軍政委，華東軍區副政委。1948年在山東土改復查時期，因富農路線和宗派主義被批判。1950年６月中共七屆三中全會被撤銷候補中央委員。后任上海市市政建設委員會主任、第1機械工業部副部長。文革后的1978年起任第1機械工業部顧問。1986年5月30日病逝于北京。
批判黎玉的錯誤主要是富農路線的表現，就是地主多留地、留好地、富農自耕地未動。還有就是黎玉的“地方主義”、“山頭主義”、“宗派主義”、“富農路線”和“右傾機會主義”等。“排斥華中干部”、“宣傳個人”、“不顧大局”，搞“地方主義”。
與黎玉關系密切的是膠東區黨委書記兼膠東軍區暨第九縱隊政委林浩、渤海區黨委書記兼渤海軍區政委暨第十縱隊政委景曉村（后調中央政策研究室）、渤海區黨委副書記王卓如（地主家庭出身，未處理）、渤海行署主任李人風（被楊國夫部隊改編的國民黨軍官，后調華東局財委工作）、渤海區公安局長李震（調華東局社會部，解放后任鐵道部副部長）等高級干部。后來大部分被批評。
1948年12月，華東局召開擴大會議，形成了《關于克服黨內無紀律無政府狀態加強紀律性的決議》。《決議》對黎玉作了處理，認為黎玉犯了“地方主義”、“山頭主義”、“富農路線”、“宣傳個人”等錯誤。《決議》指出：“黎玉同志錯誤主要的表現是：（一）違反中央決定，拒絕正確領導，以代表山東自居，將自己所領導的地區視為一個獨立國的地方主義。（二）非階級的建黨路線及在組織上領導關系上干部政策上的宗派主義山頭主義。（三）自滿自足，自以為是，個人領導，獨斷專行，重視個人，散布個人高出于黨的宣傳和影響，表現出嚴重的無組織無紀律狀態。
1949年3月5日至13日,中共七屆二中全會在河北省平山縣西柏坡村召開。會議通過了關于"黎玉問題"的決議，認定了黎玉所犯錯誤。
1984年，黎玉和林浩就1948年12月華東局擴大會議《關于克服黨內無紀律無政府狀態加強紀律性的決議》中，有關他們的錯誤問題，向中央提出申訴，要求中共中央查清問題，還歷史以本來面目。
1986年3月13日，中共中央給黎玉平反。5月30日凌晨在北京逝世。
二.年輕不走運的膠東軍區政委林浩
林浩是山東省牟平縣人，1916年6月生于富農家庭，１９３4年經趙建民介紹加入中國共產黨，紅軍時期1936年20歲擔行山東省委宣傳部長兼濟南市委書記。
抗日戰爭時期，2３歲任省委副書記，26歲任膠東區黨委書記兼膠東軍政委員會書記，膠東軍區政委（司令員許世友）等職。解放戰爭時期，先后任膠東軍區政委兼華東野戰軍第九縱隊政委等職。
1947年底31歲時在華東局土地改革會議上，因土改“富農路線”，被免去了膠東區黨委書記、膠東軍區政委、華野9縱政委的職務，調到華東局政策研究室任研究員，直到1951年，才任南京軍事學院政治部教育部長。1964年因楊獻珍問題被批判并撤職，1978年出任中國人民解放軍政治學院院長。1996年11月14日在北京病逝，享年80歲。
1955年授銜時，許世友為上將，副司令聶風智是中將，林浩只是少將，很多人都認為林浩的軍銜太低了。
林浩的問題有幾點，第一點是作為土生土長的山東干部，與黎玉有宗派主義傾向。二是土改工作執行了“富農路線”。
三.山東的土地改革和復查。
抗日戰爭勝利后，為適應廣大農民的土地要求，消滅封建土地所有制。解放區農村展開土地改革運動，提出實現“耕者有其田”的口號。1946年5月4日，中共中央發出了《關于土地問題的指示》（劉少奇主持,薄一波、鄧子恢、黎玉等參加的中央會議），要求各級黨委以最大的決心和努力，放手發動群眾，消滅封建剝削，解決農民的土地問題，并在指示中規定了解決土地問題的各項原則。此后，以土地改革為中心的農村運動相繼在各解放區展開。
1945年8月13日，共產黨第一個省政府在山東莒南成立，黎玉任山東省政府主席，下轄公安總局、財政廳、民政廳、實業廳、司法廳、教育廳及衛生總局7個廳局。
山東解放區是抗日戰爭結束時最大一塊解放區，它包括濱海、魯中、魯南、膠東、渤海等，是共產黨軍隊主要的兵力分布的地方。北聯河北西進河南，南下江蘇隔海而望是遼東半島。經濟發達，交通運輸方便，戰略上可以說是可以四路出擊。不僅有健全的軍政機構，而且擁有以沂蒙山區為依托的軍事根據地和以膠東半島為中心的交通供應根據地。共產黨山東軍區部隊已發展到27萬，民兵和自衛隊超過200萬。而且群眾基礎好，共產黨比較得民心。
羅榮桓率六萬八路軍轉戰東北后，新四軍進駐山東，與山東原有共產黨政權組成華東軍區機關，統一領導指揮山東解放區。
土地改革運動極大地激發了解放區農民參軍參戰的熱情，中國共產黨各級組織將保衛土改勝利果實與打倒蔣介石有機地結合起來，從而使參軍、支前成為解放區農民的自覺行動。為了支援前線，翻身農民踴躍交納公糧，參加戰勤，以各種方式投身于人民解放戰爭。整個解放戰爭期間，山東解放區共動員58 萬人入伍。
土改是一場涉及利益的社會變革，一方面是擁有土地的地主富農的強烈抵制，另一方面是有著強烈土地要求和革命積極性的農民。在共產黨政權的組織領導下，經過反復的較量，山東解放區的土地改革取得了很大成績，也存在著對中小地主、開明士紳照顧過多、干部分地過多的問題。許多地區黨的基礎不鞏固，貧雇農的優勢沒有樹立起來，群眾發動得不夠深入、廣泛，土改搞得不徹底。
1947年4月底，華東局根據對前段土改的情況了解，發出《關于貫徹土改復查的指示》，進一步指出：土地改革與土改復查，為當前一切工作的中心環節，是一切工作的基礎；土地改革與土改復查的基本方針，是使無地和少地的農民得到足夠耕種的土地，在經濟上、政治上使農民自己成為真正的主人；土改復查的任務，是徹底摧毀封建勢力，克服土地分配不公現象，團結90％以上的農民。
1947年7月，華東局在諸城壽塔寺召開擴大會議，對山東省政府主席，華東局副書記、新四軍兼山東軍區副政委黎玉等以土改中推行“富農路線”的錯誤進行了批判。會后，華東局于7月7日發出《關于山東土改復查的新指示》。認為山東土改“采取了與中央完全相反的方針路線來作為土改的指導原則”。 “土改方針上的非階級路線；執行方法上的非群眾路線；領導上的自滿自足放松土改”。宣布停止省政府土地法令的執行，重新作了13條規定，提出“必須在土改過程中完成改造黨、改造干部、改造作風的艱巨任務”。 通過土改后期的復查運動，對錯劃成分的中農以及對某些地主照顧過多的偏向作了糾正，從而確立了政策界線，極大地孤立了地主階級，爭取和團結了中農。
1947年10月，華東局在渤海區召開土地會議上，景曉村等領導受到批判。
1948年1月1日至2月17日，在五蓮縣大茅莊召開的膠東區土地會議上。時任膠東區黨委書記、膠東軍區政委的林浩及行署主任曹漫之等因黨內組織不純、土改中的“富農路線”以及所謂“宗派主義”被撤職。
1948年3月31日，鄧子恢在渤海區黨委擴大會議上作了《階級立場與建黨路線》的報告。
1948年12月，華東局以黎玉犯了“地方主義”、“山頭主義”、“富農路線”、“宣傳個人”等錯誤向中央報告，在1949年3月中共七屆二中全會上通過了關于"黎玉問題"的決議，認定了黎玉所犯錯誤并被解除職務。
四、山東土改中的“富農路線”
土改復查是概據1947年2月1日，中央發出《迎接中國革命的新高潮》的黨內指示，指出：因為沒有放手發動群眾，以致沒收和分配土地都不徹底，引起群眾不滿意。在這些地方必須認真檢查，實行填平補齊，務使無地和少地的農民都能獲得土地，而豪紳惡霸分子則必須受到懲罰。在實現“耕者有其田”的全部過程中，必須堅決聯合中農，絕對不允許侵犯中農利益（包括富裕中農在內），如有侵犯中農利益的事，必須賠償道歉。
在土改中，存在著良銹不齊的問題，有的村搞，有的村沒有搞。有的地主富農土地分了，有的沒有分。有的干部脫離生產，循私舞弊多分土地，有的貧雇農沒有分到土地。有些地方不是按政策，而是土改干部說了算，群眾意見很大。這種問題不僅僅是山東，全國許多解放區都存在。正因為此，中央發出了土改復查的指示。舒同在1947年總結報告中提出，1947年山東渤海區脫離生產的人數“幾乎占整個人口的百分之五”（見《斗爭》 第4 期，1947年11月30日）。
山東的問題主要發生在膠東區、渤海區（原惠民地區）和魯中區（淄博市及濰坊、濟南、泰安等地），后來受到批評的基本都是這三個區的領導干部。
1947年10月30日，華東局召開了駐渤海區各機關部門的高級干部會議，形成了《關于貫徹高干會議精神及具體執行三大方案的決定》。《決定》要求，結合土改和三查三整(查階級、查工作、查斗志、整頓組織、整頓思想、整頓作風)開展整黨運動，反對貪污浪費，反對山頭主義、本位主義、官僚主義，并肅清地主富農思想。落實“三大方案”（即精簡編制、調整供給、清理資財）同步進行的。整黨由華東局副書記兼秘書長鄧子恢主持。
對所謂的“富農路線”不應全怪罪在黎玉等人身上，這個政策其實是中央制定的。1946年8月8日，中共中央《關于對富農土地不宜推平》發出的指示。指示指出：為了孤立地主，穩定中農，順利進行土地改革；為了減少敵對分子，使解放區內部鞏固；為了與京滬蔣區廣大反蔣階層與民主分子的反內戰、反獨裁運動密切結合，擴大對解放區的同情，孤立蔣介石反動派的政治地位，我們必須自覺的向富農讓步，堅持中央不變動富農自耕土地的原則。應保障一切地主必需生活。這對解放區之鞏固是必須的，因而也就保障了農民群眾的基本利益。
土改政策的改變源于劉少奇。1947 年7月17日，劉少奇在全國土地會議上指出： “全國土地改革只晉冀魯豫及蘇北比較徹底；山東、晉察冀、晉綏都不徹底，尚須激烈斗爭，才能解決問題……”劉少奇認為，土改運動之所以不徹底，原因在于干部隊伍中存在嚴重不純現象，很多抗戰時加入革命隊伍的地主富農分子表現有問題，而且這些問題之人占比重很大。要解決這個問題，“只有經過貧農團和農會，發動群眾放手發揚民主”，才能徹底改造各級黨、政干部，完成土改任務。劉少奇同時指出：“這個方法，……若在全國實行，必致有數十萬黨員及大批干部被群眾拋棄，或被批評斗爭與審判，若干事變，亦將不可避免要發生。”（見《劉少奇年譜》下卷，第86-88頁）。
五、對山東地區土改問題與宗派主義的整肅。
抗戰結束后山東的干部組成主要有三部分人。一部分是以黎玉、林浩為代表的山東土生土長的干部。第二部分是羅榮桓留下的許世友、舒同等八路軍115師干部。第三部分是鐃漱石、張云逸、張鼎丞、鄧子恢等新四軍干部。這三部分人的主要領導都進入華東局領導班子，鐃漱石為第一書記，黎玉是二把手。
黎玉1936年就被中央北方局派往山東任省委書記，抗戰時親自組織領導了租徠山起義，后擔任由齊魯大地三支主力武裝總兵力達四萬人的八路軍山東縱隊政委。這只部隊當時比羅榮桓、陳光指揮的八路軍115師和肖勁光指揮的八路軍東進抗日縱隊的人數加起來還多。在新四軍進入山東，鐃漱石到軍調處期間，華東局的工作主要由黎玉主持。
八路軍部隊進入山東是1938年6月，主力部隊在陳光和羅榮桓的帶領下進駐山東是1939年3月。由于當時八路軍屬于國民黨軍序列，這種私自調動受到國民黨的圍攻。在黎玉領導的山東縱隊支援下，終于站住了腳。正因為此，當羅榮桓率部到東北后，黎玉的山東部隊與八路軍留下的部隊關系較密切，與后來進駐的新四軍部隊隔閡較大，這種隔閡在土改工作中顯露出來。
鐃漱石第二次返回山東是1947年1月，重新主持華東局工作。提出山東《九一指示》是錯的，說山東黨是“富農黨”，山東土改搞的是“富農路線”。 批評指責黎玉把徂徠山起義作為山東建軍節是搞山頭主義，“散布個人高出于黨的宣傳和影響”。 “排斥華中干部”，提拔山東本地干部。在對華中的支援上“討價還價”、“不顧大局”，搞“地方主義”。 “山東后勤發裝備，對山東發的好，對華中發的壞”。“山東不給新四軍吃細糧”等問題
事實上，以土改犯錯誤被批判都是山東經歷過抗日戰爭過來的土生土長干部，而主導批判的鐃漱石、鄧子恢都是新四軍干部。
正因為華東區存在著本地干部與外來干部的矛盾和土改中出現問題，劉少奇才派康生帶領工作團到山東參加整黨。因為康生是山東人，他帶的土改工作團包括于光遠、凌云、史敬棠、曾彥修、高文華、楊之華、張琴秋、徐冰、張曉梅、毛岸英（化名“楊永福”）。
在1947年9月的全國土地會議上，時任中央工委主席的劉少奇講道：“我們現在可以決定一條：就是地主富農出身的黨員至少在土地改革期間回避在本地工作為好，過去我們強調用本地干部，現在經驗證明，用本地干部沒有階級觀點就使我們吃了虧，地主富農出身的干部在本地工作麻煩多得很，家庭親戚朋友哭哭啼啼，你有什么辦法，我看地主富農出身的干部到外地工作為好，貧雇農出身的黨員在本地工作為好。” 他還特別強調：“回避本地工作這個原則在歷史上就是有的，前清時候做縣長的不準在本地作，做縣長的總是外省人……為什么這樣呢？大體上是因為有人情照顧耍私情” 。正是出于這一考慮，劉少奇才決定工作團成員要以外地干部為主。
1954年陳毅在鐃漱石座談會上曾作了如下發言：“關于在山東反黎玉斗爭的問題，這個問題也暴露了饒漱石抹煞歷史、吹噓自己的丑惡本質。反黎玉斗爭，是先從羅榮桓等同志開始的，他們首先發現了黎玉的山頭主義，并和他進行了斗爭。以后我到山東，羅即與我談過黎玉問題，我繼續協同舒同、張云逸等同志和黎玉進行了斗爭，并且請示中央。當時在中央批示下為了等待黎玉的覺悟，故對黎玉的問題未公開揭露。我們應指出，在黨中央的領導下，前后對黎玉問題的處理是正確的。”
六.誰該為山東土改復查承擔責任。
首先，當時中國共產黨的土改工作是在劉少奇擔任書記的中央工作委員會領導下進行的。中央有關土改的大政方針和決策都出自中央工委。
凡是文革后平反的中國官員都能找到替罪羊，黎玉等土改干部下臺在鐃漱石和康生倒臺后，責任全部安在他們身上。認為是他們搞極左，誣陷迫害了山東干部。其實鐃漱實確實應負領導責任，而康生的責任很小。
鐃漱石是華東局書記、華東軍區政委。他在1946年1月去北平參加軍調部工作，后又赴東北，直到1947年1月才返回山東。華東局此期間的領導人包括陳毅、黎玉、張云逸、譚震林、舒同、鄧子恢、郭子化、李林、張鼎丞。對黎玉的問題提出批評不可能由剛剛回來的鐃漱石主導，在家工作的領導遠比鐃漱石更了解情況，其中鄧子恢的責任更大。因為是他向劉少奇反映了山東整黨的問題，并親自坐鎮渤海區指導整黨。
康生此期間主要在隴東、晉綏地區搞土改。據曾是工作團成員的凌云在《康生與山東土改整黨及其他》（炎黃春秋）一文中所述“少奇同志要康生到山東渤海支援鄧子恢整黨，時間是1947年底。工作團只聽不說”、“康生到達華東局的時間是1948年5月后，也是他第一次對山東整黨發表講話”
時任渤海區公安局長的李震，在《回憶渤海區公安保衛歷史》一文中作了這樣的敘述。
“1947年夏天，華東局搬到渤海區，華東局領導舒同、張鼎丞，華東局社會部長梁國斌到各地檢查鎮反工作時，認為渤海區的工作右傾。一是土改政策右了，二是鋤奸政策右了，給區黨委集體警告處分 (原八路軍四旅旅長，渤海軍區副司令廖容標未被處分)。”
“當時華東局沒有從政策上檢查問題(實際上軍事政策上有問題)，就一個勁的反右，開了一個土地會議，接著就“三查三整”，我靠邊了，景曉村、李人鳳都靠邊了，還關起來了二十幾個縣公安局長。一百零三天的土地會議上，批判的重點就是我們三個人，像文化大革命一樣，對我們進行考驗，叫我們去看看貧下中農怎樣打死地主，幾分鐘就打死一個呀。這種做法無論如何是不正確的。關起來這二十幾個局長，我坐不住了，雖然當時我是靠邊站了，但我還是去找了康生，我說：“渤海的問題，根本不是鋤奸政策上的‘左’和右的問題，是軍事政策上的問題。你不該把新解放區的部隊撤走，造成了空子，叫敵人乘虛而入。黨的土改政策，從來沒提過肉體上消滅地主，現在不是實際上消滅了么?”康生這才懂得不是個“特務問題”，而是個“常務問題”。并裝模作樣地說：“啊．有此事?”這時主席(毛澤東)已經召開了十二月政治局會議，針對康生的問題，開始糾偏了。康生即派楊帆（后來任上海市公安局長1954年卷入潘漢年案而判刑，此事連累到鐃漱石入獄）同志去處理渤海公安局的問題，把這二十幾個公安局長全部放出來了。”
李震的回憶清楚的說明當時的“三查三整”始作蛹者是舒同、張鼎丞，梁國斌（解放后任華東局社會部長），康生是在后來整黨時加入的，當時領導渤海區整黨的是華東局副書記鄧子恢。最后糾正錯誤的卻是康生。
康生到渤海區的時間是1947年11月5日（見康生在11月16日給中央的電報：“我接電后當即于10月30日由阜平動身,11月微(5日)到達渤海）”。首次露面講話是1947年11月25日，而渤海土地工作會議批判景曉村等渤海區領導干部的召開時間是10月8日。在康生到來之前，鄧子恢主持的“三整三查”會議已經進行了一個月。
搞清康生到山東的時間很重要，因為后來很多人把山東黎玉等受批判撤職安在康生頭上，然而此次對山東幫黎玉等的整肅是1947年7月華東局諸城壽塔寺擴大會議上，此時康生還遠在晉綏區搞土改。
有人提出康生當時擔任華東局第二副書記，其實是錯誤的。康生在1948年冬濟南解放后才擔任中共魯中南區委書記，后任華東局第二副書記、山東分局書記。
其實康生自中共七大以后基本不受重用，上位華東局領導是在49年的事。康生擔任山東分局書記是1949年青島解放后，受黨中央和華東局的雙重領導，傅秋濤、向明分別任副書記。而康生基本沒有管過事，一直在青島休養，被后來說成是因職務低鬧情緒。即使后來擔任華東局第二副書記，在前面還有鐃漱石、陳毅、譚震林、張鼎丞幾個華東局書記。山東分局后來一直由傅秋濤和向明主持，向明也因此被打入了鐃漱石派而受到整肅。
黎玉等山東土改領導人的倒臺安在饒漱石頭上還靠點譜，終究他當時是華東局一把手。而怪罪到康生身上卻有點莫名其妙，因為康生帶工作團到山東是1947年底之后。況且黎玉等人最終定案是中國共產黨七屆二中全會的決議，全國因土改中“富農路線”犯錯誤的干部很多。
黎玉有沒有錯誤。
華東局1947年7月壽塔寺批評黎玉 “地方主義”、“山頭主義”、“宗派主義”、“富農路線”和“右傾機會主義”等帽子，并非是空穴來風。黎玉作為恢復和重建山東根據地居功至偉，在山東建立了很高的威信。他是在山東起家，又擔任山東黨政軍一把手。一大批山東干部都圍繞在身邊，主觀主義和宗派主義是存在的。在115師進駐以后，他所領導的山東縱隊與115師是互不隸屬的平行單位。尤其是徐向前的第一縱隊主政山東期間，徐向前、朱瑞、黎玉與羅榮桓在干部的任用和主力部隊的使用上經常發生矛盾。
解放戰爭時期，陳毅曾對葉飛、王必成、陶勇等新四軍干部說：“你們如果不多打幾個大勝仗人家連飯都不會給我們吃了！”說明黎玉與新四軍的合作存在著問題，責任在誰需要細化分析。
土改中受到批判的黎玉和林浩都出身于地主富農家庭，這種思想包袱使他們在土改中兩極分化。一方面對地主富家整的比較死，另一方面又出現把中農劃進地主，或者土改不均的問題。而且在肅反中搞極左，尤其是湖西肅反。這樣的結果是當國民黨進攻時，還鄉團仇恨極深。
黎玉有沒有搞個人崇拜，或者說是別人搞的還是出自本人是個難以搞清的問題。因為黎玉是山東根據地的創始人，一些人掛黎玉的像或者喊黎主席萬歲有情可愿，就像陜北掛劉志丹像一樣。關鍵是黎玉的態度，是自我陶醉還是反對。黎玉把自己領導的租萊山起義作為山東建軍節是事實，這個錯誤黎玉曾向中央作過檢查。
黎玉有沒有排斥華中干部，有沒有在對華中的支援上討價還價，并不能因為山東支援了新四軍就籠統否定這一問題。
黎玉在后來回憶中說道：“我長期在山東工作，山東的同志對我更為熟悉和信任，我的言行會直接影響下級的情緒。”這種話也可以理解他在山東形成了一個中心，而這個中心在當時的環境下對團結是不利的。
況且黎玉的問題中央曾派劉少奇親自來山東調查過，最后的處理也是經過中央決議。如果是鐃漱石個人使壞，顯然站不住腳。就當時而言，在山東根據地的中央委員有十多人，華東局關于黎玉問題的報告并非出自一個人，不可能冤枉他。
好人也有缺點，不能因為鐃漱石和康生被否定了就把所有的污水都潑到他們身上，或者否認黎玉曾經的問題。
土改這個共產黨最得人心的工作在文革后受到垢病，由此帶來的是對黨的漫罵和攻擊。就中央而言，當年說黎玉等犯錯是對的，后來平反也沒有錯。歷史塵埃中的許多東西翻出來已經不是原來的樣子，這就是政治。作為政治人物，很多時候既有政治取向問題又有自身缺陷，被時代大浪淘沙從而滌出社會潮流都是一種命運。無論是共產黨的土地改革運動，還是鐃漱石、康生、黎玉、林浩、鄧子恢、舒同等人，都逃脫不過被歷史掩埋。
2014.4.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