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名片

　　金大鈞，1948年2月生于北京，滿族人，系愛新覺羅家族后裔，清太祖努爾哈赤之十五子豫親王多鐸十二世孫。現(xiàn)為北京市美術家協(xié)會會員，中華名人協(xié)會會員，衛(wèi)生部中國衛(wèi)生書畫協(xié)會副主席。

　　走近金大鈞的居所，感觸最深的不止是濃濃的墨香與滿室的作品，更是那層層堆積的寫生稿與創(chuàng)作草圖。古人云“廢畫三千”，李可染有一方印為“廢畫三千”，黃均先生也有“曾繪粉黛三千”印一方。但在金大鈞的作品背后，又何止是廢畫三千，寫生稿三千，正如其所言，“每一張畫的背后都有一個故事”。

　　談起在朋友攛掇下即將舉辦的生平第一次個展，66歲的金大鈞連連表示“發(fā)怵”。這位寫生積極、辦展不積極的畫家，在時下的展覽成風里，顯得格外的低調(diào)，唯有在聊起他的作品、他的求學之路、他的各處寫生時才侃侃而談。

　　金氏一門三畫家

　　金大鈞兄弟五人，他排行老二。大哥金鴻鈞現(xiàn)任中央文史館館員、中央美院老教授，大弟金萬鈞也是畫家，妹妹金麗君和二弟心靈手巧，小弟金兆鈞則是著名樂評人。

　　聊起兄弟五人與父親的故事，金大鈞引用他母親經(jīng)常說的一句話：“你們兄弟五個綁一塊兒，也不如你父親一個”。金大鈞的父親金汝揚琴棋書畫樣樣皆行，日常的修房木匠等活計也都精通。早年在天津的省政府上班時，晚上便給電影公司畫廣告，后來省政府搬遷后，又開始教日語、英語以補貼家用。

　　“我們小時候經(jīng)常看他在家里寫字畫畫。”說起父親，金大鈞言談中流露出尊崇之情，“父親當年會很多樂器，有戲迷、票友來時，可以常常聽到他拉京胡伴奏。我們家按祖輩的要求不許‘吃開口飯’，當年父親為了學京胡，被我太奶奶罰跪了一夜，不是不讓學，就是為了讓他記住，將來不能以此為職業(yè)。后來小弟兆鈞在音樂方面能有所成就，也是受到父親的影響。”

　　少年時受父親、母親的影響，以及家里收藏的各種書籍、畫冊，讓金大鈞兄弟三人先后走向了繪畫之路。金大鈞從小學開始畫大寫意花卉，后聽從大哥的建議入北京少年宮學習西畫基礎，同時隨在中央美院讀書的大哥學習工筆花鳥畫。在考上北京市工藝美術學校后，又跟隨萬一老師繼續(xù)學習工筆重彩花鳥技法。多年的繪畫基礎，使得他的作業(yè)曾被老師留下給下屆學生當范本，以至于后來常常挑自己不太滿意的交上去。

　　70年代后，金大鈞開始跟隨黃均、俞致貞先生深入地學習工筆人物及花鳥重彩創(chuàng)作及技法。這位本來喜歡寫作、想研究文學或歷史的青年，在繪畫的道路上越走越遠。

　　黃均先生的半世題詞

　　金大鈞的工筆人物畫上，多有黃均先生的題詞，而且因近鄰之便，讓金大鈞可以隨時向其請教，從而讓他獲益匪淺。打開金大鈞的畫集，隨手翻到一幅作品，都能讓他把創(chuàng)作的過程前前后后滔滔不絕地講上半天。1964年，金大鈞第一次見到黃均先生，那時黃均先生正完成一套仕女八條屏。這批底稿他曾珍藏，可惜“文革”時被家人當成四舊毀了，為此他還大哭了一場。后來金大鈞根據(jù)記憶把這批作品又畫了一遍。“有些稿子就不一樣了，其中有幾個稿子記憶比較清晰，畫得就很接近。比如《天寒翠袖薄》中上衣紋飾的處理，黃均老師是在白紙底上用玫瑰粉的顏色畫出的圖案，我還是沿用了這個技法。”

　　“畫集上大部分作品的題詩都是黃均老師自己作的，現(xiàn)在老師不在了，只好我自己作了。黃先生當年拜師溥心畬先生，第一件事是先問會不會作詩，不然不讓拜師。黃先生也是家學淵源，他的祖爺爺、爺爺都是清末的進士。而且黃均先生的書法在畫界也算是名列前茅。”提起黃先生的往事，金大鈞講來歷歷在目。

　　在金大鈞所受的教誨里，印象最深的是黃均先生對待創(chuàng)作的認真。“黃先生每次對我的創(chuàng)作從主題的選擇、速寫的運用、人物的造型及周邊的配景，直至色彩的安排、詩詞的配合……都一一關注到。”金大鈞指著《嫦娥奔月》介紹說：“背景的宮殿就是黃均先生從永樂宮壁畫里找來的資料，先生當時就說：‘不能畫得像現(xiàn)有的宮殿一樣，那樣就沒有仙氣了。’”同樣《玉環(huán)賞花圖》畫中的酒具，也是讓金大鈞頗費周折才從法門寺地宮出土文物中找到了吻合畫面的唐代器皿，畫作最終得以定稿。

　　俞致貞先生的寫生圭臬

　　1978年，經(jīng)大哥的引薦，金大鈞開始跟隨俞致貞先生學習工筆重彩花鳥。第一堂課，就是讓他去畫菊花，“花里邊花瓣最復雜的是菊花，你把菊花畫好了，別的不用我教你就會了。”

　　那時正好是秋天，金大鈞就去北海公園的菊展畫寫生。每個花都要畫兩個來小時，并且按照素描的要求，把每個花瓣的深淺都表現(xiàn)出來。結果俞先生還嫌他畫得太快了。金大鈞就問怎么才能算不快，俞先生告訴他：“所有的瓣兒能默寫下來就行了，這是你努力的方向。你摳得越細越好，寫生時記得越全面，將來創(chuàng)作越省事。”這樣畫了十余天的寫生，回來后俞致貞先生開始幫著他組稿，先后改過五次稿。“最后包括設色，都是俞先生幫著我弄的，基本上都是尊重原花的顏色和姿態(tài)。畫好后，俞先生也比較滿意，把她新為菊花刻的印章‘勝似春光’也給我用上了。”聊起俞先生指導的作品《傲霜》，金大鈞至今記憶猶新。

　　“俞先生要求一定要寫生，要尊重真實，這樣才能畫出自己的特色，不然總是深的地方分染，淺的地方罩染，那就千篇一律了。而且花怎么在地上長的你要知道，無根之花不行啊。”這個要求讓金大鈞一直奉為圭臬。翻開一批牡丹的畫稿，如金粉、白玉、二喬、姚黃、趙粉、蘭田、魏紫、豆綠、脂紅……這些品種金大鈞如數(shù)家珍，“沒有一朵花是假的，花怎么長、葉怎么長，都是有根據(jù)的。”

　　在金大鈞的寫生稿上，不僅記錄了當時的日期，還具體到幾點幾分，而且旁邊都附有文字說明。如一張畫于1978年11月16日的菊花寫生稿上，就標記著時間是從11點到12點半，另附注有：“杏花春雨，中心小尖嫩黃，中間抱心部分為淺暖紅色(如桃花)，中間大瓣白色，下部尖向上染藕荷粉色。”由此，其嚴謹細致可見一斑。

　　雅俗共賞的追求

　　“春花、夏葉、秋桿，畫最美的時候”是當年于非闇對俞致貞的要求，也是俞先生對金大鈞的要求。“中國畫講究立意為先，注重意境，強調(diào)筆墨技法，但是也要注重真實，追求源于生活高于生活，如果全然主觀，一輩一輩地抄襲，中國的花鳥畫就完了，最后只能退步。所以一定要寫生，從寫生中提煉出自己的特點。每個人的氣質(zhì)、性格、思想都不一樣，最后表現(xiàn)的特點也不一樣。我跟我大哥學了很多，但因我們倆性格不同，在后來的作品中也體現(xiàn)出我倆不同的風格。”金大鈞在多年的學習與思考中，開始逐漸探索工筆與寫意相結合的創(chuàng)作風格。

　　相對慣常意義上的工筆畫，金大鈞多了一些探索。他的作品里，既有常見的重彩工筆，熟宣、絹上作品，也有水墨工筆，更有很多畫在生宣上的工筆人物與花鳥。“生宣有生宣的好處，我就嘗試能不用礬也畫出工筆重彩畫來。現(xiàn)在看來也還可以，只要能控制住就好。生宣紙上筆墨相對更靈活，缺點就是沒有那么細。但也有好處，背景的點染，生宣比熟宣更有味道。”金大鈞談起他的生宣工筆，也是頗有心得。

　　對于當下工筆畫界的匠氣傾向，金大鈞有著自己的思考與認知。“首先就是要按黃先生的要求，‘你們現(xiàn)在不敢說會作詩了，但起碼要念詩’，所以一定要讀中國的古典詩詞、古典文學。畫一定要有詩意、有意境。第一步的層次到了，即使是表現(xiàn)通俗的題材，也會不俗。其次就是技法上要向高層次追求，不要怕眼高手低，要多看好畫，才有更高的目標。”

　　“我主張雅俗共賞，這才是最高的境界。因為我還是很尊重傳統(tǒng)的，總覺得一張畫畫得很抽象，誰都不懂，甚至自己都解釋不清畫的是什么。這種畫我不認為是好作品。例如西洋油畫《蒙娜麗莎》拿給一個不懂技法的老百姓看，他也會說好看。畫不能因為只有少數(shù)人自己說好才是好。當然，這里邊要注意學術性，要多讀書，不斷提高自己的文化修養(yǎng)。”金大鈞就這樣在雅俗共賞的路上，認真而執(zhí)著地跋涉在自己的繪畫道路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