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就是時隔30多年之后重讀賈大山的小說，仍覺其有深意在的原因。比如《取經》，這部發表于1977年《河北文學》、當年即被《人民文學》轉載，并獲首屆全國優秀短篇小說獎的作品，可看作是賈大山的代表作，但若僅從獲獎的意義來認證它的價值，可能仍會有低估之嫌。小說寫的是上世紀70年代末以粉碎“四人幫”為標志的“文革”結束，農村重新投入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一幕。農田基本建設現場大會上，李黑牛介紹經驗，而引出王清智的臉紅，王清智為什么臉紅，而引出張國河的介紹、趙滿喜的介紹，小說以小標題的形式層層推進，不僅布局構思上令人耳目一新，而且行文自然，娓娓道來，其白描手法可見作家對中華文化樸素內蘊傳承的功力，而這些藝術形式之外，最讓人震動的是小說試圖表達的一個核心，王清智反思道，今天咱向李莊學習的經驗，正是去年李莊向咱學習的經驗，人家所堅持的，正是我們所扔掉的。這是什么原因呢？當然，“四人幫”干擾破壞是主要原因。可是，李莊呢，不是處在同樣的干擾破壞之下嗎？老王繼續找結論，或者是作家幫他找原因，第一層，“我這個人善于務虛，人家黑牛善于務實”；而第二層，也就是這部小說的結尾，老王的結論又向著新的層面拓進，這就是那兩句念出的詩文——“要學參天白楊樹，不做墻頭毛毛草”。不要小看了這個結論，如果說，第一層的原因還只是實與虛的性格原因使然，那么，白楊樹與毛毛草之喻，則早已進入了人格探究的層面。當歷史環境、政策水平諸種都由于某種局限而限制了生產力或者經濟的發展時，我們的人格精神是否也在委靡矮化，更大地成為我們民族進一步前進的障礙呢。這，才是老賈在這部小說中想望透露并提醒我們的東西。他在對“隨風倒”的人物做評判的同時，更意在尋找人的精氣神。

　　這種對于人格建設的覺悟，在他的諸多小說中都能得到印證。《花市》里寫到的那個縣城賣花的姑娘，“不過二十一二歲，生得細眉細眼，愛笑，薄薄的嘴唇很會談生意”，就是這樣一個嬌小的女孩子，其身體里卻蘊藏著極大的能量。小說圍繞著一盆令箭荷花，先是老大爺與姑娘討價還價，兩人從15談到10塊，又議價12塊，而半路殺出個年輕干部，他看上了這盆花，要以12塊成交，并與老大爺爭了起來，如果只是價格之爭倒也罷了，關鍵是這年輕干部竟然意圖動用行政手段，他問老大爺是哪個村的，村支書是誰。小說寫到這里，有這樣一段文字，“這一回，人們沒有笑，鄉下人自有鄉下人的經驗，他們望著年輕干部的臉色，猜測著他的身份、來歷”，繼而紛紛勸老大爺將盆花讓給年輕干部，“只當是學雷鋒哩”，年輕干部趁勢交過來了錢，但是賣花的姑娘不干了，她“冷冷地盯著他”，這時，老大爺為維護自己的尊嚴愿出高價買花，年輕干部也不停地加價，“姑娘好像生了很大的氣，瞪了老頭一眼說，‘你干一天活，掙幾個錢，充什么大肚漢子呢！十五不要，十四不要，十二也不要了，看在你來得早，憑你那票子新鮮，依你，十塊錢搬走吧！記住，原產墨西哥，免得叫人再拿扇子拍你！’”短短的對話，將一個不認錢也不認權的仗義正直的女孩子，刻畫得活靈活現，而小說結尾，當那位企圖仗勢欺人的年輕干部用扇子指著姑娘的臉說不出來話時，姑娘的反應也甚是干脆，“我叫蔣小玉，南關的，我們支書叫蔣大河，還問我們治保主任是誰嗎？”寫作到了這一步，已不僅是展現社會萬象、世情百態，而是在刻畫人物時將一種聰明智慧、高尚純潔的品質書寫了出來，而這種可貴的品質，也正是現代人對于“富貴不能淫，威武不能屈”的中華文化人格的傳承。小說發表于1981年，寫于十一屆三中全會之后，人們積極投身于改革的事業中，而改革，不僅僅是物質水平的提高，對于精神人格的重鑄與提升，人的現代化，同樣是社會主義現代化的題中之旨，是社會主義現代化的目的所在。由此，我們看出了一個作家出自本能的愛國護民之心，同時，也展現了一個作家在新時期改革開放之初對于中國未來現代化發展的自覺責任。《花市》這部小說曾選入人民教育出版社九年義務教材的初中一年級語文課本，我想，它的用意，并不只在于對于人物描寫與人物對話的語文教學，而在于對于一個看似柔弱的女孩子身上所蘊藏著的巨大人格能量的挖掘。這種“立人”的書寫，這種對于正直人格的弘揚，即使這部作品的發表與我們已相隔33年，它也仍然具有強烈的現實意義。

　　“她笑微微地站在百花叢中，也像一枝花，像一枝挺秀淡雅的蘭花吧？”《花市》里的這個女孩子，其實是中國文學中的許多具有正直品性的女性形象的濃縮。中國現當代文學史中，不乏這樣的人格形象，遠的不說，同為河北作家的孫犁，其筆下的鄉村女性便是果敢而可愛的，無論是春兒、九兒、淺花還是小滿兒，她們沒有那么多的條條框框，期期艾艾，雖身處邊緣，卻絲毫不影響她們的寬廣的胸襟，她們平日里相夫教子，過著百姓尋常的日子，但是大義大節當前，她們絕不含糊。因為有這樣的共同點，所以，孫犁曾言，“小說愛看賈大山，平淡之中有奇觀”。我曾想，賈大山的小說再平實不過了，很接地氣，好像和“奇觀”之類挨不上邊，現在想來，這個“奇觀”可能正是指賈大山作品中的這個核心。我們如若無視了賈大山小說中人物的精氣神，那么，我們可能真的是錯過了真正的賈大山。

　　說到女性形象中的文化人格，《勞姐》也是這一譜系中的一個。小說從1975年清理農村超支欠款，老杜負責董家灣寫起，董大娘勞姐的女兒家有困難一時還不起，勞姐設法去找老杜說明，沒想老杜面對面時裝作自己不是老杜，但是勞姐仍抱有信任，她說，“我雖沒有見過老杜，可我聽說過老杜。當年縣大隊里有老杜，土地平分有老杜，辦社也有老杜。共產黨起事，扎根立苗就有老杜。只要我摸著老杜，把情況說明了，看哪個小子再敢欺侮我！”黨就是百姓的靠山。這是對于黨員干部怎樣的信任！然而老杜的行為辜負了這個信任，勞姐傷心地哭了，她刨了棗樹，賣了麥子還了款；但在有人貼大字報整老杜的黑材料時，勞姐卻將棗樹與麥子一事隱藏了起來，保護老杜，決不對老杜落井下石。當外孫女事后問姥姥你怎么撒謊時，勞姐的一席話讓人動容，“我雖沒有摸著老杜，可我聽人說過老杜。當年縣大隊里有老杜，土地平分有老杜，辦社也有老杜。共產黨起事，扎根立苗就有老杜。他不好，興老百姓罵他，不興他們苦害他……”而當十年浩劫結束，老杜又恢復了工作并想借住勞姐家完成對董家灣的蹲點時，勞姐卻以“不認識”給拒絕了。小說的結尾意味深長，老杜說，“現在不留我們不怕，好在是和平環境嘛。”于此，小說一波三折，但又非常簡單，它并沒有把黨群關系這樣一個道理說得深奧無比，而的確是為我們呈現出了一個恪守中道、立身周正的勞姐形象，這個可敬可愛的老百姓，她對于黨的信念，她的善良厚道，都正是我們人民最優秀的品質的體現。但是作家并不止筆，賈大山的筆鋒在此透出了他的犀利，“在她心目中，老杜是黨的人，是老百姓不能缺少的領導人；可是，在老杜的心目中，她占據著怎樣一個位置呢？”賈大山小說中的這個提醒，寫于1979年，但放在今天仍有它非凡的現實意義。

　　這樣的百姓，這樣的人的精氣神，在賈大山的小說中還有很多，《年頭歲尾》的大栓娘，《中秋節》中的媳婦淑貞，《小果》中的姑娘小果，《干姐》中的于淑蘭，當然還有《趙三勤》中的趙小亂、《拴虎》里的拴虎，還有蓮池老人、老曹等等，賈大山寫人物，傾注的深情與愛意，字里行間，溢于言表，這當然與他的弘德以善的文學信念有關，同時，也是他置身的立德、立功、立言中華文化傳統中對于自魯迅始的新文學“立人”傳統所共同造就的。但賈大山之所以成為賈大山，成為作家中的“這一個”，他的寫人又不只是單純地寫人，深讀之后，你會發現，他作品中寄寓的人民性是樸實而深刻的。而這個人民性，他總通過具體的對比寫出來，因而避免了某種口號之虞。《取經》是對“隨風倒”的人物的諷喻，《花市》中的賣花姑娘更是不畏不懼，堅持正義，《勞姐》中的勞姐對老杜的態度，則提示了老百姓的不可欺，《拴虎》中以對貧窮代表社會主義一說的清理，而從一位老師的眼光觀察拴虎的成長，說出了“貧窮的孩子不嫌貧，也并不愛貧吧？”的道理。當然，這個人民性，是關切于人民利益的，《勞姐》中說得很明白，當違背了人民利益而只為了完成某項并不完善的條文政策時，是會傷害人民的心的；而《年頭歲尾》中，也有一個正面的例子，如若滿足人民的意愿而為人民著想為人民謀福利，人民是永遠會在心里惦記著的，確如歡歡喜喜磨著豆腐的大栓娘和王有福，他們說，“活該他們打不倒”，正是這個道理。

　　(《賈大山小說精選集》，賈大山著，作家出版社2014年2月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