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人的名字無疑對這個人來說是非常重要的。但我們知道，重名的現象也并不少見。有時，重名讓人覺得好笑；有時，重名讓人思考。有的時候，重名甚至會讓人心里一顫，久久不能平息……
我的名字是爺爺給起下的。
爺爺似乎有先見之明，還在大哥剛出生時，他就為我們兄弟5人在“慶”字輩的后邊分別注下了“安、泰、平、均、和”5個字。當先我問世的哥哥們搶占了前邊的4個字之后，這最后的一個“和”字，就不容置疑地摁在了我的頭上。
爺爺起的名字果然靈驗。當母親生下我兩年后，據說她又懷了孕，結果，那個小“弟弟”夭折了。母親從此也被病魔纏住，而且一纏就沒能掙脫。后來每當我淘氣，姐姐氣得沒有辦法時就呵斥我：“你‘獨’，‘獨’死了‘弟弟’，還‘獨’死了母親！”
“獨”與“不獨”那都不是我情愿的事，情愿的是我自己認定了這個名字。不像三哥長大后擅自把“平”改成了“華”，也不像四哥把“均”也寫成了“軍”，直氣得爺爺好久都不肯承認這兩個字。
那時候我認為我屬于名字，名字就是我，這世界不會再有第二個“張慶和”了。可是，我錯了。第一次知道還有一個“張慶和”是在遼寧省沈陽市的北陵公園。那一天，我獨步公園小徑，走著走著，一塊墓碑矗在了眼前。細目一望，只見上書“張慶和烈士之墓”。
這“張慶和”是位飛行員師長，1953年4月在抗美援朝的一次空戰中犧牲，時年僅32歲。太可惜了。如果他活著，說不定我還真能與這位同名同姓的大哥哥邂逅，聊聊家譜呢。因為當時我正在空軍部隊服役，也是32歲。
這就是我知道的曾經在我心底引起剎那震顫而且再也沒有忘卻的一位“著名”的“張慶和”。
“我”的第二次“著名”是1992年在北京參加一次青年詩人筆會開幕式。那一次，會議的組織者不知為什么要把我安排到主席臺就座。會前，我坐在下邊，不敢走上去。因為，從我參加工作起，20多年了，我從未坐在高高的主席臺俯視過。記得當時，望著主席臺小牌子上的名字，甚至想，那不會是我，因為我沒成就、沒名氣，沒有資格往那里坐。
正想著，一位老成持重的長者來了。他望著名牌，問詩會的組織者：是老“張慶和”還是小“張慶和”？不出所料，果然還有一個“張慶和”要來。
結果，那一次只出現了一個“張慶和”，的確被拉上了主席臺就座，而且是被組織者以“著名”青年詩人介紹給大家的。我心里慌，臉發燙，真希望那“著名”二字是他的口誤，或者臺下的百多位與會者根本就沒聽清那兩個字。
那一次我認識了詩人慨然，他是該會的組織者。那位問問題的長者，是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的詩歌理論家何火任先生，那是我們的第一次相見。會后，他說他已經注意到我在一些報刊上發表的詩歌了。
那老“張慶和”又是誰呢？經多方打聽，數次詢究，我知道了。他是位農民詩人，整整長我21歲。他的身世，頗似人們所熟知的高玉寶，苦出身，小時候給人放羊。他主要靠自學，很勤奮。他寫詩，也寫劇本，書法也不錯。詩歌《石頭歌》曾入選中學語文課本，還到北京參加過全國青年創作會，很早就加入了中國作家協會。
無疑，這是一位同名同姓同道的老師，真想有一天能相逢，以聆聽師長的教誨，傾訴世道的顛簸，感嘆人生之路的坎坷。
當然，我的名字還有一次能夠“著名”簡直就是一個幽默故事。
當時我從部隊剛轉業不久，一天，《北京晚報》報道了一起殺妻案，罪犯的名字就叫“張慶和”。當時是我的老戰友看到了這篇報道。他尚不知道我轉業后的情況，便打聽他在北京的戰友，說張慶和的媳婦很漂亮呀，他們家是不是出事了？幸好他們通過別人很快就和我取得了聯系，當知道我依然是個遵紀守法、老老實實的“自由人”時，才大笑著講述了此事。
至于那個殺妻的“張慶和”家情況怎樣，他本人該死該活，都已無須再說。惡有惡報，相信那天理之手撥轉的輪盤，必會無情地碾軋作惡者的。
這就是“張慶和”的著名以及“著名”的張慶和。
話到這里，其實一個人是否真的“著名”，是否真的有人認為你“著名”，早已經不重要了。重要的倒是一個被符號籠罩著的自然人，應該有一盞自燃的心燈時常照亮自己的五臟六腑，以免讓靈魂不小心陷落泥沼，或者誤入黑暗的角落，甚至觸碰了法律之弦……
作者簡介
張慶和，原籍山東肥城，生于1949年10月，部隊轉業后定居北京，中國作家協會會員、文創一級；曾為首屆魯迅文學獎初評組成員，多屆中國作協會員咨詢組成員，第三屆中國詩歌學會常務理事。多年來一直從事業余文學創作，其詩文與兒童詩等在國內百余家報刊發表或被轉載，多篇作品入選中高考語文試卷和模擬試卷，以及“年選”、教輔、課外讀物等不同版本圖書300余種；兒歌《娃娃.西瓜》獲“全國第七屆優秀童謠推薦作品優秀獎”（由中宣部、中央文明辦、全國婦聯、團中央等七部門主辦）；出版詩集、散文集《漂泊的心靈》《記憶不敢褪色》《哄哄自己》《靈笛》《娃娃成長歌謠》等十余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