裘小龍

01  語言與意識形態相互制約

從《蒙特雷隨筆》中我第一次讀到，葉子南先生和我都是在上世紀六七十年代開始自學英語的，在那些最需人指點、提攜的日子里 ，幾位先前不認識的長者，卻在不同的地點場合，古道熱腸地伸出援手，讓我們邁出第一步，乃至終身受益。他起步早，面也更寬。我還只是“躲進小[閣]樓”，自娛自樂地背一些英語詩的時候，他已開始為《柳葉刀》翻譯醫學論文了。

不過，他也提到了我們共同讀過的書，如《靈格風英語教程》（Linguaphone English Course）。“這套書共三冊，第一冊橘黃色，第二冊粉色，第三冊則是綠色，另配有彩色薄膜唱片，純正的倫敦音撥動著當時資源匱乏環境里學子們的心弦。”恢復高考后，我們都成了第一批考入大學的學生。到美國后，他的學術生涯和我的不完全一樣，他偏重的是語言學、翻譯學，我，英美文學、比較文學。盡管這些學科之間關系還相當密切、甚至互補，卻又要過了許多年，繞了大半個地球，才機緣湊巧，我們都成了廣西大學的君武特聘教授——一見面，還真有白頭如新，傾蓋如故的感覺。

在這本集子中一篇題為“遠從硅谷望江南”的文章里，有這樣一句警言：“語言的功能依舊，語言使用者的視角卻變了。”他舉了現當代生活中耳熟能詳的例子進一步加以闡述，“你與朋友的千金聊天，豆蔻年華的少女，竟侃侃而談未來致富的夢想，甚至毫不掩飾地告訴你，希望嫁個有錢的郎君，惹得朋友哈哈大笑。你知道那是孩子的戲言，于是也跟著笑起來，但心中總感到若有所失。”

一般來說，說語言與時俱進是褒義的，但在特定的語境中，也能指向相反的一面。語言使用者的視角變化是怎樣因為“時”的變化產生，需要我們去進一步思考。我因而想到中文中的一個新詞“顏值”（容顏的價值），或許也可以說是一例，證明在物質主義的侵襲下，語言使用者的視角變了，容貌成了可以用金錢衡量、定性的價值。這與葉芝“當你老了”一詩中那種浪漫主義境界截然不同——“但有一個人愛你那朝圣者的靈魂，/也愛你衰老了的臉上的悲傷”。因為物質主義，那些網紅臉在電視前喋喋不休說著“寧可在寶馬車上哭，不愿在自行車上笑”。顯然，不少年輕女性，還真樂于把自己的顏值到商品市場上去交換，換回物質主義詞語系統中所認可的高檔商品。語言與意識形態(或discourse)其實是相互制約的。在后現代主義理論中，不僅僅是人說語言，同時也是語言說人的辯證。

02  真正的故鄉并不存在

《蒙特雷隨筆》中有幾篇關于懷舊的隨筆。身居異國它鄉，我也深感懷舊的無可奈何。隨著上海老家房子的拆遷，也平添了“不能兩次踩進同一條河流”的感慨。葉子南身上更多江南才子的風范，在“解構鄉愁”一文中，如“春水碧于天，畫船聽雨眠。/壚邊人似月，皓腕凝霜雪”的詩情畫意洋溢于筆端，但他又不僅僅止于此，他把懷舊解構了，更建構出了新意。他在“遠從硅谷望江南”那篇文章中，引用了哈佛大學教授斯韋特拉娜·博伊姆在《懷舊的未來》一書中的話，來展開闡述，“初一看，懷鄉是對一個地方的向往，但實際上，它是對不同時代的懷念，對童年，對夢中更為緩慢的節奏的懷念……懷鄉思舊情懷其實是對現代的反抗，是對進步[變遷]的示威。”他也感悟說，“因此懷鄉者不必鎖定某一特定的空間作為懷念的對象，我60年代經歷的江南是我懷念的故鄉，但它也許正是我的父輩感到昨是今非的地方，因為在他們夢中看到的是一個更純正的江南，因為真正的故鄉其實并不存在。”

最近這些日子里，我常在網上讀到人們對上世紀八十年代的懷舊，也時有“風流總被風吹雨打去”的戚戚之感；可又想到八十年代初，我師從卞之琳先生攻讀西方現代主義詩歌時，他卻對三十年代的新詩創作的盛況懷舊不已。誠如葉子南所說，“懷鄉是對已不存在，或者說根本沒有存在過的家園的一種懷念。懷鄉是一種若有所失、流落他鄉的情感，但它也是充滿遐想的浪漫情懷。”

03  江湖俠骨恐無多

集子中卻還有一篇更讓我驚訝的文章：“江湖俠骨恐無多”。初識葉子南先生時，隱隱覺得他比我更多書生氣，未曾想到他也寫有暢談武俠精神的文章，言前人之所未言，讀來發人深思。在金庸的《倚天屠龍記》中，“游俠張翠山面臨一個左右為難的選擇，江湖上各路英雄逼他說出金毛獅王的下落。一邊是武林各路人馬，要翠山交出一個惡魔，可以說求之有理，加上人數眾多，是武林中的‘主流’。另一邊是罪行累累的惡魔，已失去了道義，懲處這樣的人理所應當，張的選擇本來并不困難。可偏偏張翠山和金毛獅王是義結金蘭的兄弟。交出金毛獅王在江湖上是順應主流的 ‘民意’，可那樣做卻是背叛金蘭之義。張翠山選擇了金蘭，背叛了‘民意’，為之付出的代價卻是生命。在翠山拔劍自刎，夫人隨即自殺后，一個壯烈的場面展示在我們面前，頃刻間我在壯士的血泊中悟出了俠客的定義，也看到了現代人最缺少的精神氣概。”

按照新歷史主義的觀點，人們會同時受不同的、甚至相互抵制的意識形態或言語體系（discourse）的影響、驅動。“俠有自己的標準。當俠的是非觀與主流并行不悖時，俠便愿意與主流攜手共進，俠的頭上也會有一頂皇冠。但俠卻并不在意這種榮譽，更不‘戀棧’，因為他知道，俠的行為大體上是和主流相悖的，他所代表的精神也總是和社會的風氣背道而馳。”“俠以武犯禁”說的多少也是這意思。確實，張翠山一方面受“主流”意識形態的制約，另一方面又在“邊緣性”的江湖意識形態中成長，到了某一特定的時刻場合，這兩種意識形態突然再也不能兼容共存，他就只能拔劍自刎了。這正是金庸筆下人物的深刻性、復雜性、可信性與悲劇性。

葉子南這里所思考的恰恰是我在讀武俠小說時也在思考的一個問題。這一點或許在金庸的《天龍八部》中寫得更見精彩。十來年前，我在香港中文大學講課，金庸先生與他夫人特意在香格里拉酒店賞飯。我是金庸的超級粉絲，激動得說話都結巴了。在酒店里嘈雜人聲中，我還是試著告訴金庸，《天龍八部》中寫少林寺前，蕭峰、虛竹、段譽這三位結義兄弟奮起力戰群雄的一段，是我最喜歡的場景，也可以說是金庸的形而上學，卻在武俠小說的形式中發揮得淋漓盡致。

“[虛竹]在人叢之中，見到蕭峰一上山來，登即英氣逼人，群雄黯然無光，不由得大為心折；又見段譽顧念結義之情，甘與共死，當日自己在縹緲峰上與段譽結拜之時，曾將蕭峰也結拜在內，大丈夫一言既出，生死不渝，想起與段譽大醉靈鷲宮的豪情勝慨，登時將什么安危生死、清規戒律，一概置之腦后……虛竹胸中熱血如沸，哪管他什么佛家的五戒六戒、七戒八戒的，提起皮袋便即喝了一口，交給段譽。”虛竹是個虔誠的和尚，佛教的言語體系融入、決定了他日常的一言一行，但在那一刻，義兄、義弟重義而置生死于度外的俠義精神喚醒了他另一個自我（alter ego），江湖義氣的言語體系一下子在他的存在中占了壓倒性優勢。于是，虛竹“哪管他什么佛家的五戒六戒、七戒八戒”，與兄弟們痛飲烈酒后，也沖殺了上去。還有一段是在書的結尾處。蕭峰曾得到少林寺掃地僧的極高贊許，“施主宅心仁善，以天下蒼生為念，不肯以私仇而傷害宋遼軍民，如此大仁大義，不論有何吩咐，老衲無有不從。不必多禮。”此刻，蕭峰力阻契丹入侵宋國，在雁門關前生擒大遼皇帝，逼其退兵后，卻又說了一段話。“陛下，蕭峰是契丹人，今日威迫陛下，成為契丹的大罪人，此后有何面目立于天地之間？”拾起地下的兩截斷箭，內功運處，雙臂一回，噗的一聲，插入了自己的心口……許多人低聲議論：“喬幫主果真是契丹人嗎？那么他為什么反而來幫助大宋？”與上面葉子南先生評論張翠山的一段如出一轍。蕭峰是在掙脫不了對立的言語體系在他內心來回廝殺，只能自盡了。這超越了武俠小說的江湖恩義，同時也把蕭峰的命運上升到了希臘悲劇的高度。

04  翻譯怎么學？

作為一個翻譯家，葉子南在文集中多次談到翻譯怎么學的問題。在他看來，當然可以買一本談技巧或說理論的書，邊看邊學。不過，翻譯是一項實踐性很強的活動，最好的學習方法還是在 “誤中悟、錯中學”。技巧甚至理論看一點并無不妥，需看得“得法”，也能如虎添翼，但只是邯鄲學步，就難免被羈絆。很多教程之類的書總是用理念引導，規范多于示范，而對初學者來說，對實際翻譯的分析更有效。他的這些觀點我十分贊同，像我這樣自學英語出身的，記憶中沒有看過一本翻譯理論書，就摸索著開始翻譯了，然后在翻譯的實踐中，再看些理論，慢慢從領悟中再學習，提高。

不過，他在“簡評漢譯本皇家版《莎士比亞全集》”（這一版本在中國的翻譯出版無疑是可喜的事）引用的一些詩歌翻譯，我卻有些不同的想法。如在辜正坤譯的《哈姆雷特》中著名的“To be, or not to be”一段譯成了這樣，“茍活，還是輕生？此問愁煞人。/莫道是苦海無涯，但操戈奮進，/終贏得一片清平；或默對逆運，/忍受它箭石交攻，敢問，/兩番選擇，何為上乘？”

我沒讀過太多的翻譯理論，但在我看來，這段譯文至少有兩個問題。一是對原文的把握、翻譯得不盡精準，如“苦海無涯”在原文中是“一片汪洋似的麻煩[或問題]”，此外，“苦海無涯”在中文字面意或聯想引申意上都與原文有較大的出入；“終贏得一片清平”在原文中是“通過反抗，來終結這一切麻煩”，譯文中的“一片清平”似是無中生有。二是譯文半文不白。英國批評家李維斯（F.R.Leavis）曾強調過，詩歌一定要用活生生的（或鮮活的）語言來寫。卞之琳先生就用簡潔明了的現代漢語把這段獨白的第一行譯成了，“活下去還是不活：這是問題” 。莎士比亞這一段并不押韻，辜正坤或許是硬要押韻，才采取了這樣的譯法。我們前面提到過，每個讀者——也包括譯者，都會因自己不同的經歷，對作品有不同的理解，在翻譯中有不同的取舍、追求。這一方面也是我要求教于葉子南先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