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夏，作家龔靜染到樂山市檔案館查閱史料，第一次打開了嘉樂紙廠的檔案卷宗，發現里面竟然有很多關于李劼人的東西。大量珍貴的公私信函、會議記錄、往來電文、經營冊表等就在他面前，讓他感到非常驚喜。在小心翼翼展開它們的時候，他感覺好像李劼人剛剛離開不久，那些墨跡中還殘留著他的氣息。就在那一刻，龔靜染下定了決心要完成一部關于李劼人的著述。這也是龔靜染最新非虛構作品《李劼人往事：1925-1952》的由來。

傳奇李劼人：創辦嘉樂紙廠擔任董事長

李劼人一生頗為傳奇，寫作、經商、從政均有建樹，這在同時期的作家中極為少見。其中經商的時間最長，占據了人生的重要時光。在龔靜染看來，“三者密不可分，可謂是生路步步緊逼，命運暗中牽引。”

在龔靜染看來，李劼人一生中最為重要的經歷就在嘉樂紙廠這段時間。一是時間跨度長，二是對他的生活、創作影響深遠，而這是之前的研究者沒有足夠重視的。造成這樣的原因，主要是大量史料藏于深山，視野受到很大局限。過去，絕大多數研究成果都是圍繞作品文本展開的，鮮有對特殊環境下作家的創作，以及作家與作品之間深層而細微關系的研究。“在我看來這不僅相當重要，也非常有趣，而我做了一件從源頭引出活水的工作。”

李劼人從1925年起與友人共同創辦嘉樂紙廠，并長期擔任董事長一職，時間長達27年之久。樂山市檔案館里保存了李劼人這段人生經歷最原始、最豐富的檔案史料。對此，龔靜染迅即意識到，這是一次與歷史的相遇。“我當即放下手中的寫作來專做此事，認為沒有哪件事比之更重要、更迫切。”由于資料龐雜，加之文件年代久遠，辨識和梳理工作量很大，龔靜染花大量時間泡在里面。

雖然辛苦，但龔靜染心存感恩，“我要感謝那個漫長的夏天，在無邊無際的蟬鳴聲中完成了李劼人經營嘉樂紙廠期間的檔案查閱，這無疑是一次獨身前往的歷史尋訪，而《李劼人往事：1925-1952》這部書呈現的幾乎就是那個夏天的全部收獲。”后來龔靜染得知，這批檔案史料的命運頗為曲折，它是在1990年代末嘉樂紙廠破產后，從一個多年未開封的柜子里找到的，據說差點就賣給了收荒匠。讓龔靜染震驚的是，“這些史料被發現后也沒有引起更多人的關注，回音稀落，問者寥寥。”

整理檔案史料是個漫長的過程，前后竟達兩年多時間。龔靜染一件一件地看，辨校、抄寫、歸類，常常弄得兩眼昏花、頭暈腦脹。雖然不勝其苦，但他收獲很大，“我寫的這本書中諸多細節都是在這些史料里發現的。通過這些史料，人物和故事慢慢浮現了出來，自己的努力沒有白費。”在這個過程中，他陸續尋找書中的相關人物，雖然他們都已過世，但從李劼人、陳宛溪、舒新城、梁彬文、謝勖哉、楊新泉等后人和朋友處也獲得了一些有價值的口述史料，豐富和補證了不少史實。

等做完這些工作，龔靜染進入了寫作階段，時間又是一年。這中間經歷了新冠肺炎疫情，足不出戶的生活正好給了他安靜的寫作空間。由于前期準備充分，寫作過程比較順利，洋洋灑灑三十余萬字，一氣呵成。當時商務印書館叢曉眉女士來成都，正是金秋時節，臨時起興到菱窠參觀。那天漫步在小院中，記得是正好走到李劼人塑像前，叢曉眉突然對龔靜染說，“這本書就交給我們來出吧。”龔靜染感慨道，“2021年春節前，書稿順利進入編輯流程，現在想來，又覺得是種緣分。”

2021年10月底，《李劼人往事：1925-1952》由商務印書館正式出版，封面新聞記者先讀為快。在書中，可以看到李劼人在1925-1952這27年間的工作、生活細節。比如他如何去找投資拉贊助，如何找造紙材料，如何去江浙一帶、昆明旅行。在此期間，李劼人也迎來了他文學上的輝煌時期，開寫《死水微瀾》《大波》等，構建小說中人物原型來源、寫作細節、靈感源泉等等。

李劼人的這段經歷與他筆下的小說人物故事之間的關聯，讓人看到現實生活與文學創作有著神奇的互相印證。也看到成都東郊李劼人故居“菱窠”修建的細節，以及抗戰期間李劼人在成都與中華全國文藝界抗敵協會的葉圣陶、朱自清、沙汀等人來往。還看到嘉樂紙廠救助內遷到樂山的武大教授。抗戰時期，國學大師馬一浮在樂山創辦復性書院。在樂山武大讀書的齊邦媛在《巨流河》一書中寫到她到嘉樂紙廠參觀，看到很多漂亮的紙張冊子的興奮。朱光潛、蘇雪林等人還入股嘉樂紙廠。可以說《李劼人往事：1925-1952》不只寫李劼人，還帶我們穿越時空，回到近百年前的時代。

李劼人的遺憾：未能完成長篇小說《急湍之下》

李劼人的寫作有兩個黃金時段，一個是從法國歸來不久的那幾年，即1925年到1927年間，他不少優秀中短篇小說就寫于此時；另一個是1935年到1937年間，長篇小說《死水微瀾》《暴風雨前》《大波》就是在這一時期完成的。也就是說，李劼人真正的文學成就主要在這一時期，而這兩段又互為因果，前者是后者的鋪墊，后者是前者的飛躍。

在《李劼人往事：1925-1952》中，龔靜染更多講到了李劼人的遺憾。在龔靜染看來，李劼人完全可以寫出更多、更好的作品，他曾有創作“十部聯絡小說”的雄心，“但在1937年全面抗戰爆發后就被迫中斷了。到1952年，嘉樂紙廠實行公私合營后，他當了成都市副市長，就更沒有時間和心境去從事文學寫作了。”但李劼人究竟沒有忘記文學，仍然把文學當成安身立命的依據。到了晚年，他還在醞釀一部50萬字的長篇小說。

1961年11月5日，李劼人在給林如稷的信中寫道：“我老早就有一個愿望，打算在《大波》寫完，準備寫下一部長篇（現尚未定，到底循序而進，接著寫袁氏叛國到五四前夕，此部已暫取名為《急湍之下》的好呢？還是大跳一步，寫《天魔舞》即從抗戰緊急時候的大后方的形形色色，直到成都解放前夕的好？）”這是李劼人第一次提到《急湍之下》這部書稿的寫作計劃，而此時他已七十高齡。

1962年8月1日，李劼人再次提到了《急湍之下》。他在給舒新城的女兒舒澤淞的信中寫道：“在將此三部曲寫完后，擬另起爐灶，寫一部反映民國二年到五四運動這一時代的東西，名字尚未擬定，暫時名之為《急湍之下》。到底擬寫幾本，亦未定。預計總不能少于五十萬字也。”然而，不幸的是，三個月后李劼人就去世了，寫作此書的計劃也就成為了泡影，《急湍之下》再也沒有面世的機會。

顯然，晚年的李劼人還想讓自己的文學生命得以延續，遺憾的是他沒有能完成夙愿，這無疑是中國現代文學史上一大損失。在他一生中，有大量時間用作了經商和從政，他的摯友魏時珍認為這耽誤了不少時日，為之惋惜。“劼人精明強干，當世所稀，使其能稍自降抑，上下交孚，則其成就必遠勝當時，此我所以深為劼人惜也。”

未寫出“不能少于五十萬字”的《急湍之下》，也許是李劼人最大的遺憾。但龔靜染進一步思索，“這樣的遺憾，非他自己所能左右，也非李劼人所獨有。縱有如椽巨筆，在時代大轉換之際，無論是名噪一時，還是泯沒于塵，或是悄悄藏在床底，重現于今世，作品的命運都是我們無法想象的。而李劼人是否真的如魏時珍所說的在人生選擇上稍有退讓，就一定有更大的文學成就呢？”

龔靜染這本新書或許就是一種解答，它從一個特殊的角度反映了“遺憾”從何而來，又是如何發生的，讓人們看到一個更為真實的李劼人。

尋找李劼人筆下遺失的故事和人物

這些年中，關于李劼人在文學史上被嚴重遮蔽的話題也越來越多：遠離文化中心，慣用方言寫作，人物的非主流，自然主義色彩重……這些都是他的作品在長達半個多世紀的時間中傳播不暢的原因。而現在人們逐漸發現，其作品流淌著現代文學的優秀基因，是中國比較早的具有世界性眼光的寫作，他應有盛譽遠在諸多如雷貫耳的名字之上。不過龔靜染在《李劼 人 往 事 ：1925-1952》中并沒有討論這些話題。他很清楚自己這本書的寫作目的，就是尋找李劼人先生筆下遺失的故事，以及那些早已沉睡的人物。他也深信這本書在使用新史料的豐富性上是前所未有的，對李劼人研究將不無助益。

龔靜染還忍不住試想，如果李劼人按他所愿完成了“十部聯絡小說”，他一定是中國最偉大的小說家，而其中的一部必定會寫到嘉樂紙廠這段，對于棲身工商業多年的李劼人來說，這將是一個非常厚重的題材，也是他人生無法繞過的漫長時光。“但這個設想永遠也不可能實現了，在時隔近60年之后，特別是在他誕辰130周年之際，用這本書來紀念李劼人先生，卻多少是個彌補。當然，他的時代早已過去了，而我們只不過多了一份歲月的蒼涼而已。

(張杰  李心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