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國，文學基本還在頭疼于“向死而生”的議題， 就算沒有“千字20-80元”的標準佐證，文學翻譯的日子，自然也好過不到哪兒去。8月初，在柏林舉行的第20屆世界翻譯大會會員代表大會上，中國文學翻 譯家許淵沖榮獲國際翻譯家聯盟2014“北極光”杰出文學翻譯獎，成為該獎項1999年設立以來首位獲此殊榮的亞洲翻譯家。然而，在老翻譯家名至實歸的背 后，卻是國內文學翻譯人才斷層、數量寥落的現實身影。

翻譯很火，譬如同聲傳譯，而文學 翻譯卻門庭冷落。冷落的原因，無非是文學翻譯是件叫好不叫座的活兒。“叫好”的意思，是人人皆知文學翻譯的重要性。歷史而言，自19世紀啟蒙思想家嚴復將 《天演論》譯成中文，諸多文學翻譯領域的先行者，憑借個人稟賦與志趣持續譯介外國文學作品，啟民智、傳西學，裨益社會，滋養性靈。對內而言，沒有應時而生 的譯著，恐怕就沒有一代又一代文學大師，譬如果戈里之于魯迅、歌德之于郭沫若、屠格涅夫之于巴金，以及安徒生之于葉君健等。對外而言，沒有傳情達意的譯 著，中國文學就不可能驕傲地“走出去”。事實上，自2012年10月莫言獲得諾貝爾文學獎，國外對中國當代文學的關注度就不斷提高，不少評論家認為，莫言 獲獎，英文譯者葛浩文和瑞典文譯者陳安娜功不可沒。

“不叫座”的意思，無非是說翻譯工 作的詩意，往往被匱乏的物質回報所消弭殆盡。結果就是三種亂象：一是為了混溫飽而搶時間。當初，傅雷翻譯《約翰·克里斯朵夫》用了近5年時間，每天翻譯 800字，推敲斟酌，方為精品。如今，暢銷小說《紙牌屋》的譯者何雨珈卻直言，“現在,一本幾十萬字的外文小說，翻譯周期通常在4—8個月，算下來平均每 天要翻譯近3000字。”二是低稿酬逼人“層層分包”。往往是出版社將文本外包給翻譯公司，翻譯公司網上“懸賞”轉包給做兼職的大學生，這些學生又將部分 文本外包給朋友或學弟學妹……如此下去，甚至你讀到的譯著有可能是翻譯自外國語學校的高中生之手。三是商業化等不及精品化。曾有某出版社將26部諾貝爾文 學獎作品按叢書翻譯出版，這26部作品涉及十多種國家的語言，竟是由 “一人帶隊組團”翻譯，事后證實，其翻譯手段無非是“狂抄書”加“嫁接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