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93年的10月18日，梁漱溟出生在北京一個“世代詩禮仁宦”的家庭。他的一生充滿傳奇色彩：6歲啟蒙讀書，學的是ABCD，卻成為現代新儒家著名學者；只有中學文憑，卻被蔡元培請到北大教印度哲學；在城市出生成長，卻長期從事鄉村建設。他一生追求兩個問題：一是人生問題，即人為什么活著；二是中國問題，即中國向何處去。

    梁漱溟（資料圖 圖源網絡）

“這個世界會好嗎？”1918年的一天，剛被聘到北大教書的梁漱溟，在與父親探討歐戰新聞時，被父親問了這樣一個問題。“我相信世界是一天天往好里去的。”這番對話3天后，問者便在對社會的絕望中結束了自己的生命，而梁漱溟卻用近百年的人生實踐了自己的回答，在跌宕起伏的年代，無論身處何種境遇，他始終保持了一位儒者的樂觀與尊嚴。

梁漱溟將兩個兒子分別取名為“培寬”、“培恕”，“寬恕”也許是梁漱溟對人生、對世界的信條。梁漱溟把“不謀衣食，不顧家室，不因家事而拖累奔赴的大事”當作家訓，這在兩個兒子身上得到了傳承。梁培寬與弟弟培恕一向不喜拋頭露面，為人低調。梁漱溟一生輾轉到中國各地，前半生居無定所，所以很少有實物留下來紀念，只剩下著作書稿這些精神遺產。理科出身的梁培寬坦言，以前對父親內心世界了解不多，退休后的20年里，他與弟弟的主要工作都用在整理父親文稿上，這也讓他重新認識了父親。

祖父與父親

1918年農歷十月初七那天，北京發生了一件比較轟動的事：一人穿戴整齊，留下一封遺書，在積水潭附近投湖自盡。那個投湖的人，便是我的祖父梁濟。

梁家祖籍廣西桂林，曾祖父赴京會試中進士后就定居北京。祖父梁濟，字巨川，27歲中舉，直到40歲才當上內閣中書的四品官，做過皇史（清朝檔案館）的工作人員。父親評價祖父不是一個天資高明的人，但“秉性篤實”，且有一腔熱腸，一身俠骨，不肯隨波逐流。他一輩子關心國事，贊成“維新”。民國建立后，他也一度對國家步入坦途抱有希望，但這些都落空了。

1918年農歷十月初十是祖父60歲生日，他以準備祝壽，家中須大掃除為由，到積水潭旁朋友家小住。就在生日前3天，他按計劃從容投了積水潭。

祖父在遺書里說“梁濟之死，系殉清朝而死”，又說，如果能喚起國人“尚正義而賤詭謀”，則他的死“可以謂之殉清，亦可以謂之殉中國”。所以世人把他的行為簡單視為“遺老殉國”，其實并不正確。新派人物陳獨秀、徐志摩、胡適等人，也都寫文章評論他“自沉”，他們并沒有把祖父之死僅僅理解為殉清而死，反倒由此來反思整個社會精神力量的缺失。

父親出生于1893年，他形容自己幼時“既呆笨又執拗”，直到6歲，自己還不會穿褲子。有一天早上，祖母隔屋喊他，問他為什么還不起床，他氣憤地大聲回答：“妹妹不給我穿褲子呀！”被全家引為笑談。父親少時愛靜思，不喜運動，體質弱。讀書時，經常看同學打球踢球而不敢加入，只有等人家都玩罷，才敢一個人去試一下。因好想事情，神色完全不像少年，同學給他起了個外號“小老哥”。

很多人以為父親幼時飽讀“四書五經”，事實上因祖父贊成維新，不主張讀經，在父親學完《三字經》之后，就讓他讀一本叫《地球韻言》的書，內容多是介紹歐羅巴、亞細亞、太平洋、大西洋，這在當時實屬一件很不尋常之事。7歲，父親被送到北京的“洋學堂”－－“中西小學堂”，既念中文也學英文。不料第二年便趕上“庚子之變”，那些英文書只好燒毀。此后，他又入過幾所小學。

1906年，14歲的父親考進“順天中學堂”，后來學術界的著名人士張申府、湯用彤等都是他的同學。他和班上3位同學是好友，有一天幾個人談到興頭上，提議不再“大哥、二哥”相稱，而是根據每人的短處揀出一個字來，以警示策勉。于是有的人因稍顯懦弱被取名為“懦”；有人因脾氣暴躁被取名“暴”；還有一自謙為“惰”；而父親被取名為“傲”，從中也可看出他當年的一些性格。

出世與入世

父親順天中學畢業，他所受的正規教育至此為止，其后皆自學。當時革命派在天津辦了一張《民國報》，19歲的父親到報社做編輯，還做過外勤記者。那時父親向往議會政治，每逢資政院開會，一定會想方設法去旁聽。作為記者，他還親眼目睹過袁世凱在北京舉行的臨時大總統就職典禮。

父親原名為煥鼎，字壽民，經常以“壽民”或“瘦民”為筆名在《民國報》上發表文章。有一次，報社總編輯孫炳文在為父親題寫扇面時，順手寫下“漱溟”二字，父親很喜歡，從此這名字就伴隨他一生。孫炳文1927年在國民黨清黨時被殺，他的兒子孫泱（注：又名孫寧世，原中國人民大學黨委書記兼副校長）、女兒孫維世都死于“文革”。

父親身上多少有些祖父的影子，他很早便對人生和社會問題有了深入思考。十七八歲時，他就開始找些佛教的書來讀。1913年，離開《民國報》后，他原有的出世思想再次抬頭，甚至兩次試圖自殺。那時，他深陷于人生煩悶中，不愿在世俗趣味中混過一生，認為人生即是苦，思求出家為僧。

1916年，父親寫了長文《究元決疑論》，在上海《東方雜志》上連載，文章批評古今中外諸子百家，獨推崇佛法。剛接任北大校長的蔡元培看到文章，邀父親到北大教授印度哲學。從此他進入北大，后來還陸續開授了儒家哲學、唯識學等。

后來在北大教授“新唯識學”的熊十力先生，便是由父親推薦的。父親與熊十力先生自1919年便認識，蹤跡密切，關系非同一般。但到了晚年，二人學術上有重要分歧。父親肯定熊老某些學術見解“因有其價值不容抹殺”，同時明確指出儒家的學問“貴在力行，而不尚思辨”，但熊老恰是反其道而行之，“舍力行而尚思辨”，這是父親斷然不能茍同的。

北大任教期間，父親經歷了由“佛”到“儒”的思想轉變。他后來回憶，讀《論語》時，發現開篇便是“悅”－－“學而時習之不亦說乎”，一直看下去，全書不見一“苦”字，這引起他很多思考。《論語》中與“樂”相對的是“憂”，然而又說“仁者不憂”，孔子自言“樂而忘憂”，其充滿樂觀的人生態度很大程度上改變了父親對儒家的看法。他開始由“出世”轉為“入世”。

1921年根據父親演講而整理的《東西文化及其哲學》首次出版，書中倡導世界文化是多元的觀點，認為東西方文化各有其價值；而作為東方文化的中國文化，以儒家思想為代表，自有其對人類生活不可磨滅的價值，并預期世界最近的未來將是中國文化的復興。此后再版10多次。在一片“打倒孔家店”的呼聲中，父親肯定和捍衛了孔子思想。當年冬天，28歲的父親與同歲的母親結了婚，但他從20歲開始吃素的習慣卻保留了終生，直到95歲去世。

父親在北大時，與陳獨秀、李大釗、胡適等皆是同事，有往來。1927年春，父親得知李大釗連同一家老小被張作霖逮捕后，立即從西郊進城訪章士釗，希望能與章一同出面將李大釗的家屬保釋出來。章士釗自認為與張作霖的親信參謀長楊宇霆相熟，可以保李大釗不死，但最終還是失算了。

1921年，在《東西文化及其哲學》一書中，父親提出“愿再創中國古人講學之風與近代社會運動相結合為一”的主張，早已不滿學校只是傳授知識技能的偏向，1924年中，他辭去了北大教職。

在中國必須實行民主政治，這是父親的夢想。民主政治現成的模式是議會政治，早年他即寄望于此。可是民國創立之后，二三十年間始終無法確立這種政制，而只有國家四分五裂，軍閥混戰。父親再三思索，認為西方社會能夠確立這種政制，正是在長期爭取民主斗爭中，人民才具備了實施此種政制的基礎，而中國廣大群眾缺乏民主政治的要求與習慣，因此必須從培養人們的民主政治的習慣入手，才能為民主政制的建立打下堅實基礎。而中國人口的絕大多數在農村，因此必須由農村入手。所以父親開始決心從事鄉村建設運動。鄉村建設并非僅僅解決農村問題，而是解決中國建國問題。

1927年父親南下到廣州，準備開始他的鄉村實驗。不久政局變化，支持他的李濟深被蔣介石軟禁，父親就離開了廣東。1929年，在考察了陶行知的南京曉莊學校、黃炎培的江蘇昆山鄉村改進會、晏陽初的河北定縣教會實驗區之后，恰逢河南村治學院在馮玉祥的支持下創辦起來，創辦者與主持人是彭禹連、梁仲華，父親受邀擔任教務長。

1929年，河南村治學院招收了第一批學生，有400人左右。當年鄉村工作的艱苦不言而喻。1930年父親就是在學校所在的輝縣百泉鎮過的春節，而我們和母親在北京，父親給家人信里說，他“并非不想念家人”，只因“見老百姓之苦”，而“此心惻惻焉”。當時軍閥混戰，兵匪不分，槍炮聲與過年的鞭炮聲都混在一起。學生要輪流站崗放哨以自衛，父親經常和衣而睡，以防不測。但因蔣介石、閻錫山與馮玉祥之間爆發中原大戰，河南成了主戰場，學院開辦不到一年，便草草結束，父親也離開河南回到了北京。

1930年村治學院在河南開辦時，省主席是馮玉祥的部下韓復榘。1931年，韓為蔣介石收買，脫離了馮，到山東任主席。村治學院副院長梁仲華向韓報告學院結束工作時，韓提出可以來山東繼續他們的鄉村建設，后來就有了鄉村建設研究院。梁仲華任院長，父親為研究部主任，院址設在山東鄒平縣。

1933年，父親把我們接到山東鄒平安家。雖是縣城，那時卻沒水沒電，也沒文化生活可言。我放學后無所事事，無非是和同學到城外的河里玩水、逮麻雀之類。有一天閑著沒事進父親的辦公室，在桌子上一通瞎翻，想找到什么好玩東西。父親回來后見我把東西翻亂了，不高興，打了我的手心，那是我唯一一次被父親體罰。

1935年，母親因難產在鄒平去世，那年我只有10歲。農村的醫療條件很差，如果當時在北京生活，母親也不至于死。父親在山東一直呆到1937年9、10月，直到日軍侵占山東后才離開。

為團結而奔走

1937年抗戰爆發后，團結抗戰的呼聲占據了主流，國民政府設立了“國防最高會議參議會”，父親與張伯苓、胡適、傅斯年、沈鈞儒、鄒韜奮等被邀請為參議員。1938年元旦，父親申請到延安參觀訪問，希望了解推動國共長期合作的可能有多少。延安雖物質條件艱苦，但人人精神面貌高昂，每天一早起來，大家都哼唱著歌曲，此唱彼和，好像忘了人間勞苦，這給父親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父親在延安停留時，談話最多的便是毛澤東，前后共談了8次。除兩次宴請外，他們的談話時間都很長，其中兩次竟通宵達旦。

父親與毛澤東的結識，最早應源于毛澤東的岳父楊懷中（昌濟）先生。父親有位族兄叫梁煥奎，他曾推薦楊懷中留日，又與他一同東渡日本。1918年，梁煥奎來北京就借住在梁家。時在北大任教的楊懷中探望梁煥奎時常到梁家。而父親在北大與楊同在哲學系，所以家里與系里都有機會碰面。那時，毛澤東借住在楊懷中家里，還沒有同楊開慧結婚。父親去楊懷中家里討教，開門的往往是毛澤東。

父親回憶在延安與毛澤東長談時，通常他是坐著的，而毛澤東則常在地上踱步，邊走邊說，有時又斜倚在床榻上，很自然隨和。對中國社會性質的看法，二人的觀點常發生對立沖突，爭辯激烈，誰也不能說服誰，但均不動氣。談話結束后，離開主席小屋時，經常外面已是天色微明，但他的心情卻格外舒暢。

1940年前后，父親對黨派之爭不斷加劇很是憂慮，于是他努力把國共之外的第三方力量組織起來，調解兩黨紛爭。1941年初，他與黃炎培、左舜生等將“統一建國同志會”改組為“中國民主政團同盟”（以下簡稱“民盟”）。

1946年初，重慶政治協商會議閉會后，各黨派共同通過了五個“協議”，尤其是“政治協商”，確定國民黨放棄一黨專政，將由各黨派組成聯合政府。父親認為國家政治將步入坦途，而他自己將退出現實政治，專搞文化研究。但當時國共為爭奪東北，內戰硝煙再起。1946年4月22日手足無措的馬歇爾請民盟幫助調停。而當時民盟秘書長一職空缺，人們紛紛勸說父親應首先參加奔走和平，父親不得不接過民盟秘書長的職務。

1946年，父親擔任民盟秘書長不久，便發生了李公樸、聞一多相繼被國民黨特務暗殺事件。李公樸與聞一多都是民盟重要成員，這種政治謀殺事件讓父親非常憤慨。他發表書面講話說：“我個人極想退出現實政治，致力文化工作。但是，像今天這樣，我卻無法退出了，我不能躲避這顆槍彈，我要連喊一百聲：取消特務！我倒要看看國民黨特務能不能把要求民主的人都殺光！”在記者招待會上，父親又說：“特務們，你們有第三顆子彈嗎？我在這里等著它！”

雖然形勢越來越惡化，但父親一直頻頻斡旋于國共之間。1946年10月12日早晨，剛剛在國共高層奔走一番的父親，帶著希望從上海回到南京，下了火車便看見報載國民黨軍隊攻下張家口的消息，大為失望。許多記者蜂擁而來，父親只是長嘆了一句：“一覺醒來，和平已經死了！”此話一時為媒體廣為引用，成為經典話語。

幾次調停失敗，1946年11月初，父親先退出了和談，后又退出了民盟。后來有人說：“梁漱溟搞政治，但不懂政治，所以總是失敗。”在我看來，這是因為父親心目中的政治理念有所不同。在他的心目中，國家、民族的利益是第一位的，只要對國家、民族有利，黨派利益可以放在第二位。在現實政治中，像這種充滿書生意氣的看法，注定要碰釘子、要失敗。

歷經風雨

1953年，父親與原來的朋友來往都中斷了。當時經常上門聚會、談話的，只限于父親早年相識的三五位學生。

“反右”時候父親“幸免于難”，可他早成了“反面教員”，在政協大會小會常成為被批判的對象。我稱他是個“老運動員”，永無“退役”之日。父親從不為這些事情苦惱，仍專心從事自己的著述工作。但畢竟，在公開場合被批評指責，總不是一件令人舒心的事，有時他也會因此失眠。此時，他責備自己修養不夠，不該把這些事情放在心上。

1966年8月一天，一群紅衛兵跑到父親家里抄家。一聲令下，把梁家祖輩留下的書籍和字畫，以及父親自己保存的一些名家手跡，如蔡元培、梁啟超的手札，統統堆到院里付之一炬。抄家的一個月后，在沒有一本參考書的情況下，憑著記憶，父親動手寫作《儒佛異同論》，全文4萬字完成后，又接著改寫《東方學術概觀》。一些書稿被抄走后，他曾給毛澤東寫信，要求發還。信中說：不發還此書稿，即不可能讀寫，無異于宣告我的死刑。信發出去后如石沉大海。過了很久，終于收回若干被抄走的日記手稿。

1973年10月開始的“批林批孔”運動又將父親卷入了一場巨大的政治漩渦。父親與絕大多數中國老百姓一樣，并不清楚這場運動的政治背景。在政協學習會上，人人要“表態”，唯有父親一直沉默不語。可是“不表態”就是一種“表態”，沉默是不允許的。會議主持人三番五次“動員”，要他亮明自己的觀點。因為只要他一張口，批判的靶子就有了。因要求保留意見不被允許，從1974年1月開始，父親動手寫文章闡述自己對孔子的看法。他本并不打算對外公開這篇文章，“以免有礙當時的政治運動”。無奈形勢逼人，不由他完全做主。

1974年2月，父親用了兩個半天約8小時，在政協直屬組作了《今天我們應當如何評價孔子》的長篇發言。在那“批孔”的狂潮下，他仍然捍衛孔子，替儒家思想辯護，無疑是件觸犯眾怒之事。父親公開講過“我的態度是不批孔，只批林”，這引起了對他的大會小會不斷的批判。1974年9月23日，歷時半年多的批判告一段落，主持人問他有何感想，父親回答：“三軍可奪帥也，匹夫不可奪志。”主持人勒令他做解釋。父親說：“‘匹夫’就是獨人一個，無權無勢。他的最后一著只是堅信他自己的‘志’。什么都可以奪掉他的，但這個‘志’沒法奪掉，就是把他這個人消滅掉，也無法奪掉！”

我知道，在父親內心深處，一直以“不容自昧”作為自己自律的底線。所以即便面臨當時的政治高壓，他依然具有那種“雖千萬人，吾往矣”的勇氣，面對一切可能發生的種種結果。

1973年，馮友蘭先生發表“批孔”文章，父親看到后，以為不值一讀，對馮先生的“轉變”極不以為然。父親與馮先生的關系，始于北大。1917年父親為在北大哲學系讀三年級的馮友蘭講過《印度哲學》，也可以說是老朋友了。1985年12月4日，北大為馮友蘭先生舉辦90壽辰慶祝會。馮先生的女兒宗璞代表馮先生電話邀請父親參加其家宴，被父親拒絕。事后，父親給馮友蘭寫信，說明拒不參加是“因足下曾諂媚江青”。

又經過一番周折，同年12月24日，宗璞陪馮友蘭先生來父親住處會面，這也是他們最后一次晤面。雙方均未再提批林批孔的事，也更未涉及“諂媚江青”之事。只是宗璞以晚輩身份半解釋半慨嘆，說了一些話：“我們習慣于責備某個人，為什么不研究一下中國知識分子所處的地位，尤其是解放后的地位”；“中國知識分子既無獨立的地位，更無獨立的人格，真是最深刻的悲哀！”

與馮先生最后一次晤面的情形大體如此。可令人遺憾的是，《梁漱溟問答錄》一書將此事誤說為1974年，并稱當時馮先生“悄悄地”去向父親訴苦等等。這樣一來，事情的真實面貌便變了樣。結果是馮先生家屬不滿，并招了許多議論“最后晤面”的文章，浪費人們的筆墨與時間。

1936年，梁漱溟與長子梁培寬（右）、次子梁培恕（左）（資料圖 圖源網絡）

生活中的父親

在那些年月里，應該承認，我們兄弟倆與父親的距離拉開了，但嚴格地說并沒有劃清界限。父親的為人如何，是否“一貫反動”，我們心中明白，但精神壓力還是有的。

父親自知他對家庭照顧很少。我的母親黃靖賢念過初級職業學校，粗通文字，外祖母家是旗人。像那個年代的大多數家庭一樣，父親在外謀生養家，母親在家帶著我們生活。我的記憶中，父親沒有一個春節是在家過的，母親去世的那年春節父親在廣西出差，最后一個團圓節也沒有能和母親過。

母親去世后，父親就把我們托付給他的妹妹或者侄女照看。記得1938年夏父親在去重慶前，送我和弟弟到湖南衡山的姑姑那里。到了衡山，弟弟不肯留下，躲在另外一間屋子哭。父親和姑姑聽到哭聲過來問怎么回事，弟弟說要跟父親去四川。父親于心不忍，就把我們從湖南帶到四川南充一位表姑那里。這次父親走的時候，卻是我在哭了。因為今后照顧弟弟的責任，恐怕是落在我身上了。那一年，我13歲，弟弟10歲。我們上學后住校，寒暑假同學們都回家了，我和弟弟還是要住校。但我們在生活上很早就自立了，也沒感覺很苦。

雖然我們和父親并沒有生活在一起，但在感情上從未感覺與父親疏遠過。他給我們的感覺從來不只是慈父，也是良師。他關心我們，但給我們的信中很少提及生活上的瑣事，而是在思想上有所指點。有人問我，父親是否很嚴肅？不，他從來都是以商量或建議的口吻與我們交換意見，從不命令或強制。他關心我們的思想品德，不在意于成績分數。有一次放假，接到學校的成績單，地理考了59分，通知我提前返校補考。我順手把成績單遞給父親看，父親看了沒有一句責備話就還給我，他認為自己不需要說什么。

母親去世后，父親本來決心不再結婚。1942年香港脫險后他在桂林，先后在幾位學生或朋友的家里搭伙，朋友認為他這樣的生活非長久之計，勸他再組織個家庭，父親改變了主意。經朋友介紹，1944年，他與48歲的陳樹女士再婚。

我的繼母畢業于北師大，當時在桂林任中學教員，一直未婚。事后見出父親的這段婚姻并不如意，他們的共同語言不多，思想境界又有差距。寫《最后一個儒家》的美國學者艾愷曾推想父親后面的妻子“更合意些”，因為她的文化程度高于我生母，但事實并非如此。

父親能在這么多年的政治風浪中泰然堅持下來，一直活到95歲，這讓很多人覺得不好理解。1979年，他寫信給朋友：“一切禍福、榮辱、得失之來完全接受，不疑訝、不駭異、不怨不尤。”這都是多年來對佛學和儒學“踐履實修”的結果。

對佛學的道理，父親是“老而彌篤”。我們小時候跟他去寺院，從不見父親拜佛、燒香，對他而言，最重要的是“破我執”，“忘我”，如果一個人能“忘我”，不考慮個人利害得失，人的精神面貌就會有根本不同，很多問題就不成為問題了。

1942年，父親自日軍的炮火下逃生之后，寫過一篇《香港脫險寄寬恕兩兒》的文章，說：“我不能死。我若死，天地將為之變色，歷史將為之改轍。”因為這句話，遭到了包括熊十力在內許多人的譏評，說他狂妄、口氣大。我理解他還是出于責任感和使命感而發此感慨的，他曾說：“假如我所作所為，只求一個人享樂，那么我的安危只是我一人之事而已。”他認為自己對整個中國文化甚至于中國前途，都有所見，甚至有責任。他的任務沒有完成，所以不能死。

父親信奉孔子的“仁者不憂”，因此他“樂天知命”。抗戰期間，有朋友在桂林七星巖請他吃素席，飯后在一株小樹下聊天，恰敵機在頭上盤旋下“蛋”，朋友嚇得大驚失色，急于躲避，父親卻一直鎮定自若地聊天。1976年唐山大地震時，北京人都逃出了戶外，父親卻安居不動。在居委會的再三勸告下，最后才有幾個晚上到寓所后門的草地上露宿。

1988年，父親因為腎衰竭住院。他認為佛家對生命的態度是“不求生，不求死”，順其自然，他也是如此。5月11日他把我叫到床側，示意有話要說。他說：“人的壽命有限。大夫說醫生治得了病，治不了命。我的命已經完了，壽數就這樣了。”我問他還有什么要交待的，他只坦然說：“火化。”1988年6月23日，父親的人生大幕徐徐垂下，享年九十有五。他彌留之際說的最后一句話是：“我累了，我要休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