鄭曉龍導演的《紅高粱》，是整個11月最熱的電視劇，圍繞這部劇產生了許多議論。當然焦點在于這版電視劇是否改編成功的問題。從這部小說發表到電視劇的播出，時間經歷了28年，之所以《紅高粱》還能夠激蕩人心，完全是文學在發揮它獨特的功能。

　　對于莫言來說，《紅高粱》是他最為重要的一部作品。這部作品的寫作與發表，意味著他在創作上真正進入了成熟期，同時，得益于張藝謀電影的推動，莫言具備了其它同時代作家所不具備的優勢——被廣闊的受眾群所關注，后來莫言獲諾獎，也應與《紅高粱》對莫言品牌的拓展有關系。

　　電影《紅高粱》的拍攝過程，已經被寫成了具有傳奇性的故事，在高密專門種下拍電影的百余畝高粱地，高密領導批地、批化肥把種高粱當成政治任務來完成，張藝謀和莫言在拍攝期間光著膀子的合影……這么多年來都被津津樂道，那是一個電影創作的美好時期，也是小說改編電影的黃金時代。

　　“紅高粱”已經成為一個文化符號，提到這3個字，率先想到的是大片的紅高粱、“我爺爺”和“我奶奶”的浪漫往事。其次想到的是，純真與野性，欲望與熱血。在許多場合或環境下，作為文化符號的“紅高粱”已經壓過作為植物的紅高粱，深深地印在人們的腦海中，而這，正是文學的魅力所在，文學意義上的紅高粱可以穿越時間而不老，永遠散發年輕的意味。

　　現在這部電視劇版的《紅高粱》，很大程度上是延續了原著小說的紅利，但僅有原著小說，是不可能支持這部劇的高收視率的。在這20多年來，人們談論《紅高粱》時，談論的不僅是小說，更是紅高粱所蘊藏的豐富寓意。越是文學冷清、文化孱弱的時代，大家越是會懷念那些內在精神強悍的文學作品，現在觀眾追捧電視劇《紅高粱》，正是對某種已失落的精神的一次回望。

　　紅高粱不僅屬于山東，也和整個民族中的血性基因有著緊密關系。以紅高粱為代表的五谷雜糧養活了一代又一代人，到現在，紅高粱的種植已日漸稀少，功用也多用于釀酒，紅高粱文化也停留于簡單的浮層表面……在這樣的大背景下重新看電視劇帶來的紅高粱故事，真是五味雜陳。

　　《紅高粱》被改編為電視劇并播出，是文學魅力的又一次勝出，也迎合了現代人當下普遍追求返璞歸真、尋求人性真實一面的體現。我們不缺乏《紅高粱》這樣的優質故事，但缺乏改編的能力，但愿《紅高粱》之后，能看到更多包括莫言在內諸多嘔心寫作的實力派作家更多的影像作品。

　　除了《紅高粱》之外，莫言的其他作品如《酒國》、《生死疲勞》、《蛙》等，也都是適合改編為影視作品的小說，作為一個產出量較高的作家，僅有如此少的小說被改編，這是不好理解的。同樣，其他優秀的作家，像賈平凹、余華、閻連科等作家，他們強大的作品陣容，遠遠沒有得到大面積的開發。上世紀90年代的文學改編熱，在當下火熱的影視劇市場條件下，完全可以復制，而現在諸多優秀小說版權的沉睡，足以說明文學精神的失落。

　　在懷念文學與影視最親密的時代的同時，也應該看到，文學精神在小說中逐漸消失，諸多實力作家在他們的新作中，丟失了文學最寶貴的內涵，轉向快速寫作，這種快速寫作是面向市場消費需求的，甚至是為影視改編度身定做的，但結果換來的卻是小說與影視的雙雙失敗。文學精神中應該包括力道、勁頭、樸素、厚實。 從小說到電視劇，《紅高粱》證實了具有文學精神的作品，永遠值得期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