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 燁（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研究員）

　　　　　　王鴻生（同濟大學文學院教授）

　　　　　　關仁山（河北省作家協會主席、作家）

　　　　　　廖 奔（中國作家協會副主席、研究員）

　　【核心閱讀】

　　創作史詩性作品，作家除了要有精準地把握現實的能力與精湛的藝術表達能力外，還要具有哲學、歷史學、社會學等知識融會而成的文化厚度、思想深度，以及用這種特有的素質打量生活、處理素材、提煉意蘊的非凡功力

　　我們迫切需要在全球化的切身處境里，在中國革命、建設和改革的壯闊實踐中，有效地梳理中華民族的集體記憶，發掘、賡續、重鑄中華民族的精神氣脈和核心價值追求，并鍛造出具有史詩品格的文學藝術作品

　　當下的現實，既復雜難辨，又變動不居，直面這樣的現實，風險大，難度大，比那種狂歡式的寫作要艱苦得多，需要作家具備相應的修養、勇氣與思想認知能力

　　眼下的寫作從單一宏大敘事到豐富的個體情感張揚是一大進步，然而也要看到，私人寫作、個體情感要匯入社會主潮，才能共同描畫出波瀾壯闊的時代畫卷，而其立場、視角、經驗、技巧也可以為史詩創作增加血肉、真實感、新鮮度和豐富性

　　張江：我們生活在一個波瀾壯闊的時代。這個時代為作家、藝術家提供了豐沛的營養和鮮活的體驗。但是，縱觀這些年的文學創作，能夠與這個偉大時代相匹配的作品實在不多，莊嚴厚重、氣勢恢宏的史詩之作更是難見。有高原而無高峰，碎片化、個體化、感官化的填充物遍地皆是。震撼民族心靈的精神氣象，天風浪浪、海山蒼蒼的合唱，幾為絕響。何以如此？值得我們深刻反省。

　　當下文學缺乏史詩氣象

　　白燁：改革開放30多年來，從人們看得見的日常生活，到看不見的心理世界，都發生了深刻而巨大的變化。這種從經濟到文化、從物質到精神的歷史性變遷，的確給當代文藝家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創作素材與寫作契機。從理論上講，我們確實處于一個孕育文藝精品的偉大時代。但從實際上看，我們卻沒有取得與這個時代相適應的文藝成果。我記得前些年，在一些研討會和座談會上，理論批評界想舉出一些相對完整地追蹤與記述改革開放30多年歷史發展進程，并具有較高文學性與較大影響力的小說作品，但想來想去，舉出的作品都不甚理想。我們還缺少與這個偉大時代相稱的精品力作，確是不爭的事實。

　　多樣化的寫作中，旨在反映中國特色的社會現實，尤其是改革開放30多年來的巨大而深刻的時代變遷，以及這種社會巨變帶來的心理撞擊與精神新變的作品，還并不多見；而著力于典型人物形象的精心打造，尤其在寫出既有獨特的個性又有凜然的正氣、葆有新的時代氣息和精神氣質的社會主義新人形象方面，還顯得相當薄弱。

　　我想，造成這種現象的原因是多方面的。首先是文藝家對不斷變動中的生活現實，既需要近距離地細致觀察，又需要藝術性的整體把握，這不僅要求很高，而且難度極大。這是不具備大家氣度與大家能耐的作者難以達到的。它要求作家有精準地把握現實的能力與精湛的藝術表達能力，還最好具有由政治學、經濟學、社會學、哲學、歷史學等知識融會而成的文化厚度、思想深度，以及用這種特有的素質打量生活、處理素材、提煉意蘊的非凡功力。用這樣的標尺去衡量我們的作家，就自然帶出了第二個問題，那就是與這種高要求相匹配的作家，不說絕無僅有，也是少之又少。我們的作家在知識儲備上相對單一，在寫作上多重視個人經驗與個體視角，他們的寫作，有意無意地在遠離著“宏大敘事”，只是有“我”，沒有“我們”，這是作家自身的問題。還有一個顯而易見的問題，那就是社會文化生活的趨于浮躁與實利，市場只在意作家的經濟價值與作品的商業效益，只求“暢銷”，不求“常銷”，這樣的環境氛圍，勢必也在一定程度上影響和制約了史詩性作品的創作與生產。

　　史詩是民族的精神志

　　張江：文學也是歷史，是以特殊方式記錄人類成長進步的歷史，也就是人類的心靈史、精神史。世界許多民族都有史詩，中國的一些少數民族優秀長篇史詩更是精華。為什么會有史詩？因為每一個民族都需要有記錄他們創世開業偉大功績的浩浩長歌，有記錄他們靈魂追索和精神寄托的絕世交響。我們號召和渴望的，不僅僅是史詩的形式，更是史詩的氣度和魂魄。一個有作為的民族，不能沒有自己的史詩。

　　王鴻生：每個民族都有其精神史。在不少民族那里，民族精神的密碼，民族英雄的業績，往往通過史詩的形式得以記載和傳承。作為一種文化識別標志，史詩曾被喻為“一個民族的族徽”。而史詩的創世性、全景性、崇高性，則鐫刻著一個民族的深沉記憶及其關于未來的恢宏想象。

　　眾所周知，漢民族的史傳是世界上最發達而完備的。從《尚書》《左傳》《史記》《漢書》《三國志》《資治通鑒》到歷代續修的家譜、地方志，從古至今，國人的修史熱情經久不衰。這種史傳傳統至少表明，民族精神志的記敘方式并非單一，史詩的形態也不是凝固不變的。中國作為一個多民族國家，中華文明作為一種多元融合、亙久綿延的文明，如何在全球化時代的切身處境里，在中國革命、建設和改革的壯闊實踐中，有效地梳理、整合中華民族的集體記憶，發掘、賡續和重鑄中華民族的精神氣脈和核心價值追求，并鍛造出具有史詩品格的文學藝術作品，不僅是民族文化復興的題中之義，同時也是中國對世界文化做出新的貢獻、對世界歷史走向產生獨特影響的重要機緣。

　　史詩是民族的精神志。當我們這樣說時，并不意味著史詩是存放在檔案柜里的已故祖先的精神卷宗。從現代解釋學的角度來看，史詩（包括生活的史詩）就發生在當下，但這“當下”卻疊入了“過去”的記憶和“未來”的希望。事實上，由于時間具有主體間性的特征，過去與未來、記憶與希望就像自我與他者一樣，總是隱秘地存在著交相啟示、交互依賴、相互生成的關系。史詩可以從一個人的創作開始，但絕不會到一個人的經驗結束。史詩的作者可能是單數的，但它所承載的記憶與希望則必然是復數的。作為共同體生活的精神結晶，史詩敘述的倫理起點，就是從記憶開始，去重新想象生活，在歷史中創造歷史。

　　起源就在當下，歷史就在我們自己身上。這是辯證的時間觀，也是辯證的史詩觀。如果意識不到這一點，或盲目受制于線性進步論、歷史終結論、歷史虛無主義等錯誤觀念的支配，那么人類實踐的諸多可能性將不復存在，而新的史詩的創造也就無從想象。因此，深刻領會人類創世活動的永恒當下性，對于喚醒被解構、被耗散的史詩沖動及其現實表征能力，對于正在勇攀世界語言藝術高峰的中國當代文學來講，應具有特別重要的意義。

　　優秀作家應為時代代言

　　張江：傳統文學理論有個提法，認為作家應該像鏡子一樣反映現實。這有前人的道理。但也造成誤解，將作家定性為局外人，只對現實做客觀描述。事實上，任何作家都生活于時代之中，歸屬于社會。掙脫時代，與現實不發生任何瓜葛的作家不可能存在。優秀的作家，應該主動投身于時代的洪流，在現實的潮涌中揮灑激情，記錄和歌唱時代。

　　關仁山：寫作者生活的時代，就是他安身立命的依托，施展才華的舞臺。因此，不管是有意識還是無意識，作家的生命成長、人生感受，作家的下筆為文、藝術想象，都會與他所處的時代息息相關、唇齒相依。而優秀的和偉大的作家，更是有意識地在做自己所處時代的代言人。

　　空前活躍的中國社會現實、豐富深邃的傳統文化都在持續地給中國作家提供著寫作資源。社會現實還會源源不斷地提供生活信息和人生信念，深刻地影響我們對生活的認知和理解。當代的作家，要有與社會同呼吸、與時代共命運的意識，要在生活與精神的兩個層面上，做時代的參與者，而不是旁觀者。這就需要以“在場者”的姿態切入當下，在時代大潮下直擊時代命題，觀察社會變遷，反映民眾心聲，謳歌人性光輝，寫出社會生活的演進側影，塑造充滿時代光影的各類人物。

　　這些年我較多地關注農村現實，書寫農村題材，創作了中國農民命運三部曲。我認為，農民可以不關心文學，可是文學萬萬不能不關心農民。當下最為撼動人心的變化，最具時代特色的潮動，都集中體現于當下的農村與農民。中國改革開放30多年，中國人經歷著生活與心靈的震蕩，每個人內心都有喜悅和激憤，都有焦慮和苦難，都有對未來的迷茫和向往。文學必須真實記錄這個時代的前進足跡，反映改革給人帶來的心靈激蕩，包括欲望對人性的鉗制，資本對靈魂的扭曲。這一切都為文學提供了豐盈而充足的創作素材。文學不能忘卻精神的創造，不能忘卻對人類的溫情與關懷，作家應該通過自己的作品展現對時代的擔當。文學有責任記錄和反映這個偉大而復雜的時代。

　　今天的作家，首先要有面對現實寫作的勇氣。當下的現實，既復雜難辨，又變動不居，直面這樣的現實，風險大，難度大，需要一種超強的能力，也需要相當的勇氣。這種直面現實的寫作，比那種狂歡式的寫作要艱苦，有風險。如果我們躲避的太多，必然在真實性上打折扣。直面現實寫真實，需要作家具有相應的修養、勇氣與思想認知能力。

　　如何深刻認知當今變動的現實與復雜的鄉土，是橫亙在每一個當代中國寫作者面前的難題。現實有丑惡，但作家人格不能丑陋；人性有疾患，作家內心不能陰暗，要有強大的愛心，要熱愛腳下的土地，熱愛土地上勞動的人們。因此，作家的內心要不斷調整，要有激濁揚清的勇氣，還要有化丑為美的能力。自己要有強大的精神力量，還要從反思中給人民以情感溫暖和精神撫慰。這其實是精神層面上的雙向互動。作家所需要的這些精神力量，要經常補充，不斷更新，辦法就是要到時代的熱流、基層的土地和普通的大眾中汲取精神力量。這個時代可能存在不少問題，但向前行進是主流，是大勢，作家應與自己所處時代肝膽相照，桴鼓相應，只有這樣，我們的寫作才有意義。

　　我們的時代正呼喚史詩

　　張江：我們的時代需要史詩，呼喚史詩。今天的中國，有太多的故事值得講述，有太多的情感值得抒發。文學，要寫出我們這個時代的歡樂和憂傷、困頓和振奮、渴望和豪情，更應該寫出黨領導人民奮斗前行的偉大精神。史詩誕生的土壤已足夠豐沃，現在缺乏的就是崇尚史詩、創造史詩的精神和品格。

　　廖奔：從閉關鎖國到投身世界潮流，從保障自身存在到關心人類未來前景，從冷眼向洋看世界到熱情融入全球和平發展，社會由溫飽型轉向小康型，民眾由生存掙扎轉向人的全面發展——驀然回首，中國已經走過了昨天。

　　今天，渴念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中國經過百年革命已經挺立于國際大舞臺，回望睡獅由覺醒到抗爭到奮起的整個過程，我們已經能夠拉開距離作歷史性縱觀：從抵抗列強瓜分，到反抗日寇踐踏，到尋求正確發展路徑——決定我們今天命運的中華民族百年軌跡可歌可泣。

　　于是，史詩的土壤出現了。史詩是一種莊嚴的文學體裁，攜帶著厚重的歷史和民族母題。它是特定歷史時代的產物，是一定歷史階段重大歷史事件和社會生活的全景式反映，揭示出復雜豐富的歷史、民族和文化內涵。原始時代產生創世性的英雄史詩，文明時代產生鐵血性的歷史史詩。一部民族史詩， 往往就是該民族在特定時期的一部形象化歷史，它因而是民族精神的結晶，是人類在特定時代創造的高級的藝術范本。

　　今日之中國，歷史巨變、社會轉型、精神高昂、人性復蘇，正是出文藝巨作的時候。史詩把歷史、民族、宗教、人性話題全部統一于深刻的史詩精神之中，因而，我們創作的起點，應該是喚醒中華民族的詩史精神和史詩品格，尋求到一種能夠提升和強化民族精神與國家認同的敘事方式。我們如果能夠克服偏狹、狷急、片面的視角，站在時代的立場、人性的立場、文學的立場，剩下的就是冷靜、客觀、平和地觀察與寫作了。

　　眼下的時代寫作，從單一宏大敘事到豐富的個體情感張揚是一大進步，然而漫天飛舞的小時代、小情感飛絮，在滿足了部分私人性審美需求的同時，也讓人期待黃鐘大呂的時代強音。私人寫作、個體情感要匯入社會主潮，才能描畫出波瀾壯闊的時代畫卷，而其立場、視角、經驗、技巧可以融入到史詩創作之中，增加其血肉、真實感、新鮮度和豐富性。我們的時代，呼喚史詩。

　　張江：過去的30多年，中國人民用自己的行動寫就了一部偉大的現實史詩。但是，文學家的史詩又在哪里？有人說，文學的史詩當由后人去完成，理由是，只有與這個時代拉開距離，有了沉淀，才會有完整的把握，偉大的史詩巨作才會出現。這是推脫和逃避。任何一個時代，身處其中者體驗最深，也最有發言權。與其交給后人，通過歷史碎片的打撈和形跡模糊的想象來組裝今天的風貌，何不用我們自己的思想和情感，用我們自己的筆，為這個時代作一份真實的證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