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拿》劇照（圖片來自網絡）

沒有什么比探索人的精神世界的可能性更寶貴的，沒有什么比書寫我們時代的精神疑難更有意義的。我不知道電影《推拿》的票房會怎樣，即使這部藝術電影的票房不能節節攀升創造奇跡，它依然有它值得驕傲的資本。

在受限的空間里

從《推拿》第一個鏡頭開始，觀眾便會強烈意識到，這是我們熟悉的、“婁燁制造”的電影。但是，很快，我們會發現不同，電影鏡頭更貼近它的表現之物，因而，你很難看到那個名叫“沙宗琪”的推拿房的全景。人物的視線是受限的，人物的行動主要依靠他的嗅覺觸覺而非視覺，當一個“素人”而非有腔調的播音員的聲音平緩地讀出原作、導演、編劇等制作人員的名字時，觀眾會慢慢了解，這是聚焦于盲人的電影，這是聲音優先、聽覺優先的電影，它要用影像、用可視的方式表現不可視的世界。選擇改編《推拿》，意味著婁燁為自己找了一個“高難度”。

電影中有許多片斷新鮮而令人難忘。盲青年泰來面對女友“我怎么好看”這個問題時說，“像紅燒肉一樣好看”。——他為什么說她像紅燒肉一樣好看？因為他是先天盲人，他沒有色彩感沒有視覺能力。這是脫胎于小說本身的臺詞，在一晃而過的電影片斷里，如驚鴻一瞥般驚艷。還有那兩位在工作間隙互相為對方按摩的盲姑娘，她們說著順口溜“兩個盲人摸，瞎摸”；“兩個盲人抱，瞎抱。”伴隨她們歡快的笑聲，觀眾不由自主地和她們站在一起，和她們一起笑。還有王大夫和小孔，他們以身體和身體交流的方式實在讓我們感受到不適，我們甚至認為他們在公共場合互相愛撫的尺度太大了，可是，如果我們想到他們四周都是盲人，如果我們想到他們不能以眉目傳情，那么我們自然會理解他們，會慢慢適應，認為他們本該如此。

毫無疑問，《推拿》是關于盲人的電影，但不是“那種”盲人電影。電影和小說的追求一致，它并不傳奇化人物命運，也并不試圖謳歌或者贊美。它只是用最樸素的方式去呈現，它對盲人世界并不流于淺表。行走、吃飯、上廁所，上網、打電話、發短信，全部都不是問題，生活細節、生活能力并不構成他們的生活障礙。困擾他們的是別的，比如尊嚴。當小孔和王大夫激情過后，他們無法迅速撿拾起散落一地的衣服，在那個張皇的場景里，我們以視覺體驗窘迫，而他們則經由內心。比如融入主流，沙復明一心向往和有眼睛的人相親近交朋友，他并不知道他其實是被排斥的，他對自我的處境毫不知曉，但觀眾卻心知肚明。比如反抗，王大夫用刀子在自己胸膛上劃下傷痕，他以這樣的方式向那些逼他的父母還錢的人表示抗爭，這是屬于他的抗爭，他看不到他的血，但他讓那些有眼睛的人看到。還有美，那個女孩子都紅美在哪里呢？推拿房老板沙復明被“美”這個問題困擾，即使去摸都紅的臉也無濟于事……

那位獲得金馬獎新演員獎的盲姑娘張磊飾演小孔，她的表演自在天然，毫無矯飾。她一到來，我們就會自然屏蔽那種“大眼睛眼波流轉”的標準，她的羞澀、她的呼吸、她的急促和她的安靜，對我們有一種奇妙的吸引力，我們不愿從她那里挪開視線，哪怕只是一瞬間。她對我們心中美的標準構成挑戰，在這位美的盲姑娘面前，觀眾會迅速調整對美的理解。

黃軒飾演的男青年小馬，九歲失明，美好而純粹，是這部電影里最讓人難忘的光。他和洗頭房女孩小蠻的相遇，是對寂寞和黑暗的逃離。身體對身體的尋找，身體對身體的安慰以及身體給予身體的快樂，都在他們的關系中出現了。“激情”過后，鏡頭帶我們轉移了視線，我們看到了綠葉，雨滴打在葉子上，濺起水花，有輕微的聲響；我們看到推拿房魚缸里自由游動的擺著尾巴的魚，五彩斑斕；我們還看到了烏龜，它們靜靜地趴著，過屬于它們的生活……這是電影中最抒情也最美好的鏡頭之一，它讓人感受到生命本身的魅力。看見與看不見，盲與不盲，就這樣被我們拋在了腦后，沒有什么能阻擋兩個年輕身體的相悅，正如沒有什么能阻擋兩個人的愛一樣。

“小馬復明”是電影中最精彩的部分，它亦真亦假，在沉重的受限的空間里，觀眾隨著他看到不一樣的世界，經歷不一樣的經歷。當我們與他一路跟隨，遠遠看到小蠻在一個破舊的陽臺上素顏洗頭時，會心生喜悅和安慰的——有這個人在，有這個人的陪伴，就有如人生點燃了一盞燈，即使她也可能只是光暈。

“顛倒”的風景

電影《推拿》關注盲人的“特殊”，他們感受世界的渠道并不如有眼睛的人那么順暢。可是，他們也并不特殊。那些關于愛，關于尋找，關于欲望，關于抗爭，關于身體的故事，我們不也在經歷？如果你能想象身邊有那么多的人在渴望被主流認可，渴望獲得有錢/有權人的青睞；如果你能理解我們終其一生都在尋找一個活生生的身體，以期互相給予快樂互相安慰；如果你能想到我們正在金錢與欲望的漩渦里苦苦掙扎而不得解……那么，你會意識到，這部電影并不只關于盲人。它關于人。聯想到電影中那些跟隨盲人生活的虛焦鏡頭，那些視覺優先的呈現，我們會更清楚地了解，這部電影講的是人的尊重，關于人的平等，人的尊嚴；講的是人如何對待人，人如何理解人。

的確，盲人感受世界的方式是受到限制的，可是，那些有眼睛的人真的就是全知全能的嗎？在黑暗中，小孔對有視力的高唯說，“這個世界上眼睛是有分工的，一部分眼睛負責看到光，一部分眼睛負責看到黑”，說得多好！在這里，我們熟悉，我們無所不能；在那里，陌生的空間里，我們寸步難行。在這里，這些是美的，先進的，主流的；在那里，我們原先所追求的根本毫無意義。在這里，這些是值得激動和歡呼的，在那里，它則是令人厭棄的。在這里，這個是對的；在那里，則可能是錯的……這個世界上，是否有永遠一成不變的規則？是否有什么東西永遠堅不可摧？人之所以為人的價值，并不一定在于他所向披靡、天下無敵；也可能只在于他對自我限度的確認，對人類限度的理解和正視。

因礦難被毀掉視力的張一光在洗頭房吹起他的笛子了，鏡頭掃過他的臉，也掃過許多不知名的洗頭房女孩子們的臉，畫外聲響起，“命是看不見的”——在命運面前，我們和盲人有什么分別？電影的結尾，我們聽到民謠歌手堯十三的歌：“我深愛那個姑娘，/她一點點吃掉我的眼睛，/我的眼睛只剩下紅色”，歌曲間隙，我們也聽到熟悉的“我們坐在高高的谷堆旁邊”的曲子，音樂使人明亮，柔軟，內心溫潤，有情感生發。《推拿》看到人的限度，人的命運的殘酷，也看到人的精神能量，這個片斷，我愿意理解為對每一個有限度的人最美好祝福。

看完電影，許多問題會一齊涌來：什么是正常，什么是不正常；什么是看得見，什么是看不見；什么是主流，什么是邊緣；什么是黑的，什么是不黑的；什么是值得擁有的，什么不過是一瞬而逝的？《推拿》給予觀眾的是一次卓有意義的“顛倒”，它使我們習以為常的風景發生變化，變得陌生。《推拿》使我們觸及一種理解世界的方式，一種面對世界的新視角，新方法。

《推拿》是文藝片，但并不是那種文藝腔的影片。它對生活的理解是穿越表象抵達本質的，觀看的過程就是撥開重重云層和霧霾的過程。在這里，我們看到各種不同的人，你很難用整齊劃一的標準來為他們分類；不同的人看這部電影，可能聯想的東西也不一樣，但一定會想到作為人類的我們自身，我們的共同際遇。

畢飛宇和婁燁聯手“推拿”

虛晃的鏡頭，在困境中抗爭的熱血，身體接觸身體傳達的生命感，片斷的不連貫的敘事，屬于南方的細雨以及讓人心生柔軟的歌曲……《推拿》中有我們熟悉的婁燁，但他也開始關注和思考另一些問題：關于人的限度，世界的規則，關于美的命名與思考；他有他對人的精神世界的理解。

電影《推拿》里有沉思，有屬于中年男人的溫和、敏感以及銳利。婁燁對世界的理解似乎都包含在這部電影里。你甚至會感覺《推拿》是婁燁的命定之作，水到渠成之作，是他創作生涯中最重要的代表作。——他以受限的視角，講述那些不受限的關于人的故事，愛，欲望，迷茫，無奈，掙扎，尋找。他將他最擅長的先鋒表達非常恰切地使用在《推拿》里。

電影獲得柏林電影節“杰出藝術貢獻獎”和包括“最佳影片”在內的六項金馬獎確是實至名歸，《推拿》深具先鋒意識，它使我們深刻體驗到了電影藝術表現的無限可能。

小說《推拿》中，畢飛宇使用最樸素的詞匯，神奇地使讀者產生強烈的閱讀體驗，他引領讀者進入的是色彩斑斕、活色生香、異常豐饒的文學世界。讀者讀《推拿》，是一場有冒險、有刺激、也有歡樂的閱讀旅程。那兒有美的愉悅，這愉悅中夾雜著幽默、俏皮、傷感和愛。而電影的神奇在于，它將無法復制的文學語言盡最大可能進行了轉化。婁燁保留住了原作的文學精神與文學氣質。

小說中關于如何表現盲，如何理解人的尊嚴與平等，如何理解命運，如何理解愛與身體，如何理解限度，都在電影里得到了恰如其分的表現。而在“小馬復明”、“王大夫相親”等段落上，婁燁又顯示了他作為獨立電影人的創造力。如果把畢飛宇的創作核心理念視為種子，那么電影和小說很像是一個種子長出的兩棵大樹，遙相呼應又根葉交互。

讀過小說再看電影的樂趣是難以言喻的，他們很像兩位武林高手在用不同藝術方式進行巔峰對決，棋逢對手但又旗鼓相當；又很像兩位指法不同的推拿師傅，在聯手協作，共同推拿我們這個時代“人”的身體：這里是疼痛的，那里是受傷的，這里正是穴位，而那里已經完全麻木……以風生水起的語言，以搖曳豐富的鏡頭，畢飛宇和婁燁聯手為我們的時代和我們時代的生活進行了一次深度“推拿”。

這樣的“推拿”使我們不適，使我們暈眩，使我們陌生，也使我們不安，我們會因某一個鏡頭耿耿難眠，也會因此而反省：什么是人，何為精神整全的人，何為我們的自身。無論是在小說還是在電影《推拿》里，都潛藏有我們時代人的心智生活，潛藏有我們時代藝術家對人的精神世界的最有力的思考。

沒有什么比探索人的精神世界的可能性更寶貴的，沒有什么比書寫我們時代的精神疑難更有意義的。我不知道電影《推拿》的票房會怎樣，即使這部藝術電影的票房不能節節攀升創造奇跡，它依然有它值得驕傲的資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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