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在三十歲以前，最遲在三十五歲以前，我還不能使自己脫離平凡，那么我就自殺。”
“可什么又是不平凡呢？”
“比如所有那些成功人士。”
“具體說來。”
“就是，起碼要有自己的房、自己的車，起碼要成為有一定社會地位的人吧？還起碼要有一筆數目可觀的存款吧？”
“要有什么樣的房，要有什么樣的車？在你看來，多少存款算數目可觀呢？”
“這，我還沒認真想過……”
以上，是我和一名大一男生的對話。那是一所較著名的大學，我被邀講座。對話是在五六百人之間公開進行的。我覺得，他的話代表了不少學子的人生志向。
我已經忘記了我當時是怎么回答的。然此后我常思考一個人的平凡或不平凡，卻是真的。
作家梁曉聲
平凡即普通。平凡的人即平民。《新華詞典》特別在括號內加注——泛指區別于貴族和特權階層的人。
做一個平凡的人真的那么令人沮喪么？倘注定一生平凡，真的毋寧三十五歲以前自殺么？
我明白那大一男生的話只不過意味著一種“往高處走”的愿望，雖說得鄭重，其實聽的人倒是不必太認真的。但我既思考了，于是覺出了我們這個社會，我們這個時代，近十年來，一直所呈現著的種種文化傾向的流弊，那就是——在中國還只不過是一個發展中國家的現階段；在普遍之中國人還不能真正過上小康生活的情況下，中國的當代文化，未免過分“熱忱”地兜售所謂“不平凡”的人生的招貼畫了，這種宣揚尤其廣告兜售幾乎隨處可見。
而最終，所謂不平凡的人的人生質量，在如此這般的文化那兒，差不多又總是被歸結到如下幾點——住著什么樣的房子，開著什么樣的車子，有著多少資產，于是社會給以怎樣的敬意和地位；于是，倘是男人，便娶了怎樣怎樣的女人……
二三十年代的中國，男人平凡與否還看是否“五子登科”
二三十年代的中國，也很盛行過同樣性質的文化傾向，體現于男人，那時叫“五子登科”，即房子、車子、位子、票子、女子。一個男人如果都追求到了，似乎就擺脫平凡了。同樣年代的西方的文化，也曾呈現過類似的文化傾向。區別乃是，在他們的文化那兒，是花邊，是文化的副產品；而在我們這兒，在七八十年后的今天，卻仿佛的漸成文化的主流。這一種文化理念的反復宣揚，折射著一種耐人尋味的邏輯——誰終于擺脫平凡了，誰理所當然地是當代英雄？誰依然平凡著甚至注定一生平凡，誰是狗熊。并且，每有儼然是以代表文化的文化人和思想特別“與時俱進”似的知識分子，話時話外地幫襯著造勢，暗示出更其傷害平凡人的一種邏輯，那就是———個時事造英雄的時代已然到來，多好的時代！許許多多的人不是已經爭先恐后地不平凡起來了么？你居然還平凡著，你不是狗熊又是什么呢？
一點兒也不夸大其詞地說，此種文化傾向，是一種文化的反動傾向。和尼采的所謂“超人哲學”的瘋話一樣，是漠視、甚至鄙視和辱謾平凡人之社會地位以及人生意義的文化傾向。是反眾生的。是與文化的最基本社會作用相悖的。是對于社會和時代的人文成分結構具有破壞性的。在這樣的文化背景下成長起來的中國下一代，如果他們普遍認為最遠三十五歲以前不能擺脫平凡便莫如死掉算了，那是毫不奇怪的。
由是，我聯想到了曾與一位“另類”同行的交談。
我問他是怎么走上文學道路的？
答曰：“為了出入頭地。哪怕只比平凡的人們不平凡那么一點點，而文學之路是我惟一的途徑。”
見我怔愣，又說：“在中國，當普通百姓實在太難。”
屈指算來，十幾年前的事了。十幾年前，我認為，正像他說的那樣，平凡的中國人平凡是平凡著，卻十之七八平凡又迷惘著。這乃是民們的某些下一代不畏死而畏平凡的癥結。
于是，我聯想到了曾與一位美國朋友的交談。
她問我：“近年到中國，一次更加比一次感覺到，你們中國人心里好像都暗怕著什么。那是什么？”
我說：“也許大家心里都在怕看一種平凡的東西。”
她追問：“究竟是什么？”
我說：“就是平凡之人的人生本身。”
她驚訝地說：“太不可理解了，我們大多數美國人可倒是都挺愿意做平凡人，過平凡的日子，走完平凡的一生的。你們中國人真的認為平凡不好到應該與可怕的東西歸在一起么？”
我不禁長嘆了一口氣。
國情不同，對平凡生活的定義和標準也不同
我告訴她，國情不同，故所謂平凡之人的生活質量和社會地位，不能同日而語。我說你是出身于幾代的中產階級的人，所以你所指的平凡的人，當然是中產階級人士。中產階級在你們那兒是多數。平民反而是少數。美國這架國家機器，一向特別在乎你們中產階級，亦即你所言的平凡的人們的感覺。我說你們的平凡的生活，是有房有車的生活。而一個人只要有了一份穩定的工作，過上那樣的生活并不特別難。居然不能，倒是不怎么平凡的現象了。而在我們中國，那是不平凡的人生的象征。對平凡的如此不同的態度，是兩國的平均生活水平所決定了的。正如中國的知識化了的青年做夢卻想到美國去，自己和別人以為將會追求到不平凡的人生，而實際上，即使躋身于美國的中產階級了，也只不過是追求到了一種美國的平凡之人的人生罷了……
當時聯想到了本文開篇那名學子的話，不禁替平凡著、普通著的中國人，心生出種種的悲涼。想那學子，必也出身于寒門；其父其母，必也平凡得不能再平凡普通得不能再普通。不然，斷不至于對平凡那么的慌恐。
也聯想到了我十幾年前伴兩位老作家出訪法國，通過翻譯與馬賽市名五十余歲的清潔工的交談。
我問他算是法國的哪一種人？
他說，他自然是一個平凡得不能再平凡，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人。
我問他羨慕那些資產階級么？
他奇怪地反問為什么？
是啊，他的奇怪一點兒也不奇怪。他有一幢帶花園的漂亮的二層小房子；他有兩輛車，一輛是環境部門配給他的小卡車，一輛是他自己的小臥車；他的工作性質在別人眼里并不低下，每天給城市各處的鮮花澆水和換下電線桿上那些枯萎的花來而已；他受到應有的尊敬，人們叫他“馬賽的美容師”。
所以，他才既平凡著，又滿足著。甚而，簡直還可以說活得不無幸福感。
我也聯想到了德國某市那位每周定時為市民掃煙囪的市長。不知德國究竟有幾位市長兼干那一種活計。反正不止一位是肯定的了。因為有另一位同樣干那一種活計的市長到過中國，還訪問過我。因為他除了給市民掃煙囪，還是作家。他會幾句中國話，向我聳著肩誠實地說——市長的薪水并不高，所以需要為家庭多掙一筆錢。那么說時，一點兒也不覺得有什么不好意思……
馬賽的一名清潔工，你能說他是一個不平凡的人么？德國的一位市長，你能說他極其普通么？然而在這兩種人之間，平凡與不平凡的差異縮小了，模糊了。因而在所謂社會地位上，接近著實質性的平等了。因而平凡在他們那兒不怎么會成為一個困擾人心的問題。
當社會還無法滿足普遍的平凡的人們的基本擁有愿望時，文化的最清醒的那一部分思想，應時時刻刻提醒著社會來關注此點。而不是反過來用所謂不平凡的人們的種種生活方式刺激前者。尤其是，當普遍的平凡的人們的人生能動性，在社會轉型期受到慣力的嚴重甩擲，失去重心而處于茫然狀態時，文化的最清醒的那一部分思想，不可錯誤地認為他們已經不再是地位處于社會第一位置的人們了。
無論過去，現在，還是將來，平凡而普通的人們，永遠是一個國家的絕大多數人。任何一個國家存在的意義，都首先是以他們的存在為存在的先決條件的。
一半以上不平凡的人皆出白于平凡的人之間。
這一點對于任何一個國家都是同樣的。
你是否害怕平凡？
因而平凡的人們的心理狀態，在一定程度上幾乎成為不平凡的人們的心理基因。
倘文化暗示平凡的人們其實是失敗的人們，這的確能使某些平凡的人們通過各種方式變成較為“不平凡”的人；而從廣大的心理健康的、樂觀的、豁達的、平凡的人們的階層中，也能自然而然地產生較為“不平凡”的人們。后一種“不平凡”的人們，綜合素質將比前一種“不平凡”的人們方方面面都優良許多。因為他們之所以“不平凡”起來，并非由于害怕平凡。所以他們“不平凡”起來以后，也仍會覺得自己們其實很平凡。
而一個連不平凡的人們都覺得自己們其實很平凡的人們組成的國家，它的前途才真的是無量的。反之，若一個國家里有太多這樣的人——只不過將在別國極平凡的人生的狀態，當成在本國證明自己是成功者的樣板，那么這個國家是患著虛熱癥的。好比一個人臉色紅彤彤的，不一定是健康；也可能是肝火，也可能是結核暈。
我們的文化，近年以各種方式向我們介紹了太多太多的所謂“不平凡”的人士們了，而且，最終往往的，對他們的“不平凡”的評價總是會落在他們的資產和身價上。這是一種窮怕了的國家經歷的文化方面的后遺癥。以至于某些呼風喚雨于一時的“不平凡”的人，轉眼就變成了些行徑茍且的，欺世盜名的，甚至罪狀重疊的人。
一個許許多多人恐慌于平凡的社會，必層出如上的“不平凡”之人。
而文化如果不去關注和強調平凡者們第一位置的社會地位，盡管他們看去很弱，似乎已不值得文化分心費神——那么，這樣的文化，也就只有忙不迭地不遺余力地去為“不平凡”起來的人們大唱贊歌了，并且在“較高級”的利益方面與他們聯系在一起。于是眼睜睜不見他們之中某些人“不平凡”之可疑。
這乃是中國包括傳媒在內的文化界、思想界，包括某些精英們在內的一種勢利眼病。
本文選自梁曉聲作品《郁悶的中國人》，2012年3月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