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論是早期《在細雨中呼喊》、《活著》，還是2013年出版的《第七天》，余華每每有新作問世，都會掀起一番討論。近日，余華將十年來在文學與現實中的呼喊與回望集結成雜文集《我們生活在巨大的差距里》。

現場，十月文藝出版社總編輯韓敬群借一句作家的言論稱贊余華，“在面對中國幽暗復雜的現實時，沒有在人民的疾苦面前閉上眼睛，沒有背過身去，而是以犀利的目光洞察時代。” 余華在現場表示，“因為我們一直生活在兩種極端里。我們都是病人。”

“對現實社會我沒有找到答案”

“這是我的寫作，經過政治、歷史、經濟、社會、體育、文化、情感、欲望、隱私等等，然后再回到中國人的日常生活中。” 在新書中，余華用筆記錄下對當下不平衡時代的觀察，“社會生活的不平衡必然帶來心理訴求的不平衡。上世紀九十年代中央電視臺在兒童節期間采訪了中國各地的孩子，問他們六一節的禮物，北京的男孩子想要一架真正的直升機；而西北的女孩想要一雙白球鞋。”余華坦陳，社會的不平衡刺激作家寫作，可他并沒有找到出路。

余華告訴記者，這本書也許不能為讀者提供“面目全非的社會”中的出路。 “我沒有找到答案，寫書的過程就是尋找答案，但答案是找不到的。”他說小說家應該是社會的速記員，記錄下社會的變化。“同一件事，媒體的工作是客觀報道新聞，小說家應該提出更多的角度。”

“現在為止我對自己都不是特別了解”

除了探討社會問題外，余華當然談到了文學與寫作，回應了自己寫作風格的轉變。余華談道被問過多次的問題，“為什么我在上世紀八十年代的短篇小說里有那么多血腥暴力，為什么到了九十年代的長篇小說里，這個趨勢明顯減少了。這都是我從26歲到29歲的三年里干的事情，我的寫作沉浸在血腥和暴力中無法自拔。”在文中，余華從童年目睹很多死刑執行開始寫起，余華寫道，所謂文風的改變源于他做的一個夢，他夢到自己被人追殺并且執行死刑。但在現場面對記者的提問，余華卻改變了回答。“其實到現在為止，我對自己都不是特別了解。”

《我們生活在巨大的差距里》也囊括了很多較為輕松的隨感，如在體育、旅行以及教育孩子時的感想。提起這些，余華很有表達的積極性，現場他回憶起自己和史鐵生、莫言、馬原、劉震云一起踢球的情景，“1990年的世界杯，我們去遼寧文學院講課，期間跟史鐵生和劉震云，還有莫言、馬原一起踢球，因為遼寧隊主場，我們勢單力薄。最后讓鐵生當我們的守門員，史鐵生（和對手說）你們往我身上踢，一踢我就死。”余華回憶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