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敬澤

我經常勸作家們說，沒人逼你當作家，你為什么要做這件事？因為你愛它，因為你在文學創作中能夠感受到巨大的快樂，由此你也確認這件事是有意義的，而且這種意義不能完全用金錢來衡量，這就夠了。

互聯網時代，寫作的門檻低了，人人皆可成為“作家”。從某種意義上來說，寫作甚至變成了一種可以工序化進行的手藝。大眾對寫作的尊崇漸漸被無感所取代，更有不少人認為，作家都像郭敬明們一樣，無非是娛樂世界里的一個角色而已，不必承擔什么，也不可能承擔什么。

不過，也仍然有人將寫作看得很“重”，并以一種非常高的標準來要求作家。最近，受人民文學出版社之邀，作家畢飛宇、導演婁燁、批評家李敬澤、編輯史航和學者張莉，這幾個仍然在純粹的文學中活著，并始終將文學奉為信仰的人，在北京聚談，用一種既輕松又嚴肅的方式侃文學、談寫作。他們的經驗與感悟重新提醒著人們：寫作是一個艱辛而又快樂的過程，也是一種崇高的精神體驗，并且，要成為一名真正的作家，并非那樣輕而易舉。

如果把文學當做一個貼身的物件，人生也會更加輕快，活著不至于那么艱難……一個人能夠成為優秀的小說家必定其來有自，其根源就在于深厚的閱讀積累

時下，大眾最貼身的物件一定是手機，但在無限依賴手機的過程中，許多人似乎得到了很多，但失去的或許更多。

“文學不同，如果你把文學當做一個貼身的物件，便會發現，越早依賴她、信賴她，人生也會隨之變得更加輕快，讓活著不至于那么艱難。 ”史航的這番話讓畢飛宇頗有同感。

畢飛宇對文學的熱愛是從閱讀開始的。說起他的閱讀史，要從學齡前算起。2013年，張莉與畢飛宇有過一次極其深入的長談，內容就是關于閱讀。畢飛宇是當代中國最重要的作家之一，擁有大批讀者，多年前，他也曾是一個普通的讀者。因為閱讀，才有了后來的寫作。

“一個好吃的人終于做了廚子”，極其熱愛閱讀的畢飛宇也終于做了作家。張莉記得：“畢飛宇跟我談他讀的第一本書，談唐詩，談 《聊齋志異》、《紅樓夢》、《水滸傳》，也談陀思妥耶夫斯基、托爾斯泰。我發現，這個人簡直是博聞強記。他每講到一部小說時，都能完整復述某一段落是怎樣寫的，甚至能一字一句準確還原書中的場景。 ”

畢飛宇說自己的記憶是分區的，那些對寫作產生強烈刺激的部分，他永遠都不會忘記。張莉是文學研究者，同樣需要大量閱讀，但畢飛宇的閱讀經驗還是讓她感到驚訝。張莉坦言，那一次的深談讓她更明白，一個人能夠成為優秀的小說家必定其來有自，其根源就在于深厚的閱讀積累。

寫作絕不是一個簡單的“寫”的過程……包餃子可以一晚上學會，然后終身不忘。但寫小說不行……哪怕是莫言也不敢說“我會寫小說了”，因為藝術永遠存在變數

上世紀末以來，寫作的定義隨互聯網技術的發展而有所改變。在傳統意義上的作家之外，又出現了所謂的寫手。寫手的寫作狀態更接近于一種生產，寫作便漸漸被“輕佻化”了。

但在畢飛宇看來，寫作絕不是一個簡單的“寫”的過程，真正的寫作者是一直糾結在困惑與快感之間的。他說：“在不斷沖破困惑的過程中獲得精神上的快感，這才是真正的寫作。我從高中時代開始寫作，一直寫到今天。在我的認知中，不存在沒有困惑的寫作，寫作永遠不是一種手藝。包餃子可以一晚上學會，然后終身不忘，但寫小說不行；你學會一種手藝，可以靠這個手藝干一輩子，但寫小說也不行。無論多么成功的作家，哪怕是莫言，他也不敢說，‘我會寫小說了’。為什么呢？因為藝術永遠存在變數。你用某種技巧寫了兩年，寫下一部作品的時候，會發現這個技巧不適合了，一定要重新找。 ”

盡管近作《推拿》獲得了相當大的回響，但畢飛宇坦言，此時此刻的自己依然是一種文學 “學徒”的心態。 “有時候，我還會把那些經典翻出來看，看人家是怎么解決這樣那樣的問題的。還是那句話，寫作永遠是一個困惑的過程，不存在沒有困惑的寫作。我只能說所有藝術家都是‘賤貨’，因為只有面對困惑和困難的時候，才會產生快感。沒有困惑、沒有麻煩的創作也就沒有了快感。 ”

畢飛宇說，只有那些喜歡追求快感，并且愿意被快感折磨的先天的“神經質”才適合做一個小說家。

作家應當相信一個斬釘截鐵的、不容置疑的、根本的價值尺度，那就是這個世界上的事情真的不能只拿錢來衡量……有才就是任性，那就任性下去吧

回顧當代文學最近30余年的發展脈絡，從中不難發現，自上世紀80年代開始直至今天仍然在文壇占據重要地位的作家們，都具有某種相同的品質，那就是始終如一的對于知識分子的立場的堅持和維護，始終關注人以及人與所處社會的關系，關注人的疼痛，關注社會的疼痛和病癥，給予時代承擔和回應，這是寫作者保持較高水準的原點所在，也是贏得廣泛而持久的尊重和熱愛的內因所在。

但是，這樣的寫作者，對于文學這樣的付出，卻往往不能得到相應的物質回報。李敬澤說：“我也經常牢騷滿腹，你說我吭哧吭哧寫一本書，一寫就是好幾年，嘔心瀝血的，怎么就遠遠不如人家提起筆來劃拉那么兩下掙得多呢？但是我知道這種牢騷對自己一點好處也沒有。 ”

的確，與書畫市場、影視市場相比，文學的市場整體上是相當貧瘠的，以文學為名獲得巨大金錢利益的人只是極少數。李敬澤認為，這個問題是一個極為復雜的社會現象和文化現象，甚至也是經濟學上的一種現象。 “怎么解決？無數聰明的腦袋都在想辦法，但是，到目前為止，仍然沒什么有效的辦法。 ”

李敬澤認為，面對這樣的現狀，寫作者必須調整心態。他說：“有的人為此常常抱怨，最后把造成這種現象的所有原因都推向社會、推向外界。我想，當我們把問題歸于那個巨大的，以至于我們不能掌控，甚至有時候無能為力的某種外在力量的時候，其實是忘記了自己的責任，或者是忘記了自己能做什么。 ”

“我經常勸作家們說，沒人逼你當作家，你為什么要做這件事？因為你愛它，因為你在文學創作中能夠感受到巨大的快樂，由此你也確認這件事是有意義的，而且這種意義不能完全用金錢來衡量，這就夠了。而且，無論是個人還是社會，都應當有一個斬釘截鐵的、不容置疑的、根本的價值尺度，那就是這個世界上的事情真的不能只拿錢來衡量。所以，我不認為作家錢掙得少是一件丟人的事，是一件不體面的事。總而言之，反求諸己吧。誰讓我們喜歡文學呢？現在流行說有錢就是任性，我們是有才就是任性，那就任性下去吧。 ”

作家與寫作之間其實是一種生命共同體的關系……作家把生命中最好的東西都放到寫作中去了，所剩無幾，自己就像熬完藥剩下的渣

導演婁燁正是一個任性的代表，他的任性不僅僅在于敢于拍攝小眾電影，同時也在于對文學的熱愛。 2006年，婁燁與畢飛宇在參與美國愛荷華大學的 “國際寫作計劃”時相識，婁燁是以小說家的身份被邀請參與該項目的。畢飛宇認為，婁燁和以婁燁為代表的第六代導演與其他代際的導演相比，最大的區別就在于文字的原創能力。

畢飛宇說：“婁燁其實是一個作家。 ”不管是作家還是導演，婁燁認為藝術創作是相通的。他認為，對創作者來說，一生就是在創作一部作品，他所有的作品都是完成這一部作品的過程。

婁燁的說法從一個側面說明了：作家與寫作之間其實是一種生命共同體的關系。真正的文學寫作是作家將生命注入文字的過程。李敬澤說：“要愛作家、寬容作家，作家都是活雷鋒。他們已經把生命中最好的東西都放到寫作中去了，所剩無幾，自己就像熬完藥剩下的渣。所以，一個作家只要在作品中有魅力就可以了，生活中的作家基本就是藥渣。 ”

李敬澤有一個忠告：“這個忠告送給所有想要投入寫作的人，那就是要小心自己變成藥渣。別在沒有把握的情況下，別在搞不清目的的情況下，別在沒做好要為寫作付出生命中最好的東西的時候，就干上這一行。所以，我從來不勸人家寫作，我總是說，你想好了沒有？如果沒想好最好別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