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賈平凹

賈平凹的新書《老生》篇幅不長，寫了一百二十多次死亡。

第一個故事寫革命時期，寫了64次死亡；第二個寫土改，6次；第三個寫“文革”，8次；第四個寫當代，46次。其中當代人的死法都很慘烈。

賈平凹對記者估計，自己這輩子都學不會打字了，手寫將是他一生唯一的一種寫作方式。

面對“賈平凹的字畫現在比寫書掙錢”的傳言，他正面回應：現在上門求字畫的少了，不，應該說，這個行當（字畫）整個都沒有了。

“那些人都是買了送領導的。現在輕易不敢送了，領導也不敢收了。”這讓他有所悟：原來，從前購買他字畫的人，根本就不是為了收藏。

在2015年1月21日《當代》雜志35周年的慶典上，經過現場投票，賈平凹的長篇小說《老生》獲得該雜志評出的最佳長篇小說獎。

這是一部混合式小說。從1930年代一直寫到21世紀，借一個活了一百多歲的唱師之口，串起四個發生在秦嶺下的故事：革命、土改、“文革”、當代。四個故事中還隔著一部古書：《山海經》。他借一對師生傳道授業的方式，把自己對這部古書的解讀隔在小說的章節之間。

《老生》有過去賈平凹小說里的商州味道，也有一些新玩法。“SARS”、華南虎事件和“愛情天梯”這些新聞事件，被賈平凹融進了書里。

22萬字，120多次死亡

《老生》篇幅并不長，22萬字多一點，卻寫了120次以上的死亡。

第一個故事寫革命時期，寫了64次死亡；第二個寫土改，6次；第三個寫“文革”，8次；第四個寫當代，46次。他筆下，當代人的死法都很慘烈。炸礦砸死的，搶礦打死的，撿破爛的農民圖財害命爾后被槍斃……最后，再加上一次死人無數的瘟疫。

“這場瘟疫最早從南方開始，然后傳染到北京，又從北京向全國各地傳播，一旦傳染上就像患了重感冒，頭痛、鼻塞、渾身發熱、關節疼痛、咳嗽不止，導致呼吸系統功能衰竭而很快致死……”不難看出，這是在說“SARS”。

記者：全書出現的死亡有120次以上，而且和平年代的死亡人數好像跟革命年代差不多？

賈平凹：還真是第一次有人提這個問題。我沒有專門寫死亡的意識，是按照故事要求，（人物）該死就死了。

革命時期是亂象。戰爭年代，大家對死亡沒有啥感覺。和平年代，社會有序的時候，死亡就突出了。現在我們這個年代，是另外一個意義上的戰爭，經濟革命。這是另一種亂象，亂七八糟的事情太多了，必然招致毀滅性的流行瘟疫。亂象，主要指我書里寫的第四個故事，那些人用激素、避孕藥、安眠藥、福爾馬林和超標農藥制造農副產品。肯定要遭到報應。

記者：《老生》這本書，革命那一段，讓人想起《白鹿原》；土改讓人想起《古船》；“文革”寫到當今，想起《兄弟》。這其中，哪些生活是你熟悉的？哪些生活是你去采訪的？

賈平凹：中國一百多年來的革命、戰亂、社會變遷，這些社會生活就是在那兒，作家必然要寫這些事件，就像你吃飯我也吃飯一樣。大家都在寫這一段生活嘛。

第一個故事“革命”，基本都是聽長輩們說的。我姨夫是秦嶺游擊隊的頭兒。游擊隊最早的頭兒，就是書里病死的那個李德勝，是他鄰村的人。

我是1952年生的，土改時我還小。為了寫這一段，我采訪了好多人。土改在當時，某一個地方或某一個村莊，情況全都不一樣的。“文革”前后我經歷過，這一段我都比較了解。現代故事，我是了解一些的。

我采訪的一個經歷過土改的老干部，他給我講，當時收金圓券，一夜之間就作廢了。就跟朝鮮前幾年的貨幣改革一樣，一下子老百姓的財富就沒有了。我把這一段寫到了《老生》里。

我經歷過當年糧票的作廢。很多人家里藏了好多糧票，突然就沒有用了。當時攢糧票得多辛苦，省吃儉用的。突然間一下作廢了，也沒有人給你補償。我把這個親身經歷的記憶寫到了這里面。

還有，那時候大部分地方尤其貧困山區，所謂地主都是勤儉積攢下的。你是貧農我是富農，我只不過比你稍微好過一點。那時候土改就是相互比較，稍微好過一點就是富農。其實要是拿到全國富裕的地區，可能貧農都夠不上。比如我采訪到的一個地主，農忙的時候要雇請人，請長工收莊稼。他給這些人吃白面，他自己和媳婦、孩子吃粗糧，都是這樣的。當然也不乏惡霸。

華南虎、“SARS”與“愛情天梯”

在《老生》的后記中，賈平凹解釋自己寫《老生》的初衷：“哪些是榮光體面，哪些是齷齪罪過？太多的變數呵，滄海桑田，沉浮無定，有許許多多的事一閉眼就想起，有許許多多的事總不愿去想，有許許多多的事常在講，有許許多多的事總不愿去講。能想的能講的已差不多都寫在了我以往的書里，而不愿想不能講的，到我年齡花甲了，卻怎能不想不講啊？！”

2008年3月，參加全國兩會的賈平凹被記者們圍追堵截，要他談談對“華南虎”事件的看法。賈平凹多以“我不清楚”“你別問我”作答。

他把這件事寫進了《老生》里。

2013年，余華的小說《第七天》引發巨大爭議，書中對新聞事件的大量取材、改寫成為輿論焦點。有批評甚至稱，“毫無技術含量的拼湊，是江郎才盡的末路狂奔。”余華本人則講：“中國現實太荒唐，你永遠趕不上它，我妒忌現實！我們老說文學高于現實，那是騙人的，根本不可能的。”

記者：你在后記中寫的不愿想也不能講的事是什么？

賈平凹：比如革命時期的游擊隊。我看好多電視劇，都說游擊隊員是為了信仰參加的。但在我接觸的游擊隊歷史里，不是這樣。那個時候，字都不識，誰知道（信仰）這個詞？就是拉桿子。只要你有一桿槍，你日子就好過了。生活貧困，社會把人逼急了，想把日子過好。這時候從延安過來一個人，組織大家慢慢起來，后來正式部隊紅25軍過來了，有些人就跟著走了。

《老生》里寫的雷布被一槍從后面打死，是從劉志丹的故事里受到啟發。外面的部隊開進來了，地方的游擊隊和外來的部隊會發生好多摩擦，斗爭特別復雜，特別殘酷。

為書里面這個紅25軍經過秦嶺的故事，我也做過采訪。我去河南婁師的25軍軍部參觀，知道他們從這里進入商洛地區。在那里他們被國民黨圍住，打了幾仗，也特別殘酷。他們給我講了好多紅25軍的故事。

記者：為什么當年你參加全國政協會議的時候不提華南虎事件，而這次要寫進書里？

賈平凹：那個時候我不是很了解。后來我知道了，當時把這個責任都弄到周老虎身上，其實他背后是一群人。縣上想弄一個保護區，省上也想跟國家要些錢。陜西有很多保護區，什么熊貓的、朱鹮的。當時拍老虎這個人想掙錢，大家形成了一個集體鏈條。2013年，為了寫這本書，我專門去過一次。我們從西安到安康，從安康到鎮坪。隨同的一個朋友對周老虎特別熟悉，把我帶到那個山上專門看那個環境，還給我講了周老虎很多生活上的事情，新聞沒報過的。

我一看，那個山太大了，光翻一兩天可能都翻不過去，根本沒法發現老虎，就是有老虎你也找不到。也不是我想象中的密林，就是地廣人稀。

這二十來年，中國人在商品經濟大潮里，都腦子發熱。能追求權力的追求權力，追不到的追金錢，就發生了一些事情。我覺得把這些事情寫進去很自然。

記者：在文學里寫已經發生的新聞，不怕這些新聞擠壓了文學的空間嗎？

賈平凹：為什么文學越來越難？因為它不如新聞直接。我愛看新聞和紀實片，我覺得那更震撼，電視劇反倒不震撼。我有時也想，別人看我的作品恐怕也存在這個問題。

新聞進入文學很正常。1980年代，中國文學有一部分新聞的功能，媒體不發達，大家主要看小說。現在，中國是一個新聞特別多的國家，任何事情都逃不脫媒體的曝光，看你怎么個寫法。

要長久地來看，新聞畢竟是新陳代謝很快的東西，昨天的事情今天就不說了。文學可以說幾十年，上百年。它幫助人站得更高一點，看得更遠一點。新聞是拿個放大鏡顯微鏡來看，看得更細一點兒。

咱都是大觀園之外的人，但也想看看大觀園里面

《當代》雜志社社長，也是《老生》的責任編輯孔令燕告訴南方周末記者：賈平凹其實一開始想寫一部《山海經》解讀，她也表示支持。但一段時間后，他說：還是得寫故事。

在《老生》中，賈平凹把現實與荒誕、神話與革命聯系在一起寫，產生的效果令人忍俊不禁，又不禁啞然。過風樓公社的黨委書記領頭祭風神，焚香叩拜后講話：“我們祭風神，祈求立夏后再不要刮大風，愿今年的莊稼豐收。但是，我們要整風，整治人的風氣！就是以階級斗爭為綱，綱舉目張，促進生產，力爭在三至五年，過風樓要煥然一新，改變長期落后面貌，成為我縣我市農業戰線上的一面紅旗！”

記者：后來為什么沒有寫一部解讀《山海經》的書？《山海經》對你書中人物的世界觀有沒有影響？

賈平凹：我看過幾個版本注釋的《山海經》，這個字怎么讀，故事怎么解釋，書完成于哪一年，從來沒有從更多的方面深入探討過。我本來也想寫一部書解讀《山海經》。它是中國人思維形成的一個源頭。但是后來我想想，畢竟咱不是學者。（寫這書）得翻大量的資料，得從各個朝代的版本研究。咱也弄不到，也沒有那種知識和精力。有好多字的讀音我都不知道，我也得看專家的注釋才知道啥意思。那些異形字，字典上還難找，只是明白意思。

我讀《山海經》，跟小說里人物的世界觀沒有直接聯系。我在后記里講，《山海經》是一個山一個海講過去，是平面的。到后面它有好多神話，特別有意思，那個時候的人是這樣過來的。現在，山水依舊，最多是改變了方向方位。這些人是怎么生活的？我也是一個村一個村地描寫過去，我也不給你加很多別的東西。《山海經》基本都是寫動物，長什么樣，什么特性。我寫的是人。其實動物和人有很多共同的特性，一轉就是了。

記者：這種荒誕組合的寫作手法，會不會成為你今后寫作的主要手法，或者是主基調？

賈平凹：這個是我的偶然之筆，不可能取代我慣有的寫作風格。一個作家形成了風格，很難改變。

你觀察中國百年來的社會，它是很荒誕的。如果一個人從我爺爺那一代活到現在，一百多年，回想這一生，他會發現自己干了很多很荒誕的事情。

任何東西，你從歷史角度來看，都是荒唐的。作為一個具體的人，他又是很悲慘的。我這本書里面，大多數人都是很悲慘的。如果一個人從高空來看這些人，是很荒唐的，也是很有意思的，很有文學性。

祭風神的故事，是我到太白山采訪的時候，聽當地人講到的風俗。比如竹筒里放一根雞毛，祭祀各種神，特別多。那個地方現在還是晚上結婚。他們說當年蒙古人統治的時候，誰家要結婚，新娘的初夜權要給他們占去。后來那地方的人為了躲避，就連夜結婚，起碼把初夜權給丈夫。這種風俗，現在還流傳下來。

記者：有一種說法，文學是百年來中國社會革命與轉型的獨特受益者。這個轉型期過去以后，文學是不是就不會這么興盛了？文學的命運是將被稀釋、被邊緣化，還是會以其他的方式繼續生存？

賈平凹：要從歷史的角度眼光來看這個問題。拿世界文學來講，為什么拉美文學后來興起了？因為這個地區百年動蕩，就容易產生偉大的文學。中國也是這樣。歐洲也產生了很多偉大的作品，但平靜的社會產生的作品，就沒有動蕩社會產生的作品新奇。

我到任何地方去，都有人叫我簽名，拿著幾十本我的書來找我，這些人最少五十來歲，一看就是年輕時開始讀我的作品，一直讀過來的。但是老的不停在退出讀者陣營，死了、歲數大了，不關心文學了。這是人的天性。

年輕讀者對你所寫的一些東西，沒有親切感，這是自然的。但是你可以幫助他們了解。年輕人沒有經過土改、“文革”。就像我們看外國作品，看1930年代的作品，看《紅樓夢》一樣。《紅樓夢》咱也沒有經過。就算咱活在清朝，咱也過不上那種生活，咱都是大觀園之外的人。但是咱也想看看大觀園里面。就像現在，我也愛看看寫高官們的故事。我也進不去啊。人都有好奇心。有人看結構，有人看語言，有人看故事，各有各的層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