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時還是“文革”當中，但有點像一個特殊時期，可以用巧妙的辦法做成一些事。1975年1月，在原來臨時性山東文藝創作小組的基礎上正式成立創作辦公室，隸屬省文化局。澄清任主任，兼省文化局黨組成員，副主任是任孚先、張云鳳二位，藍澄任支部書記。成員都是老文聯的，包括老領導燕遇明，名作家劉知俠、王希堅及我們一些人，有點藏龍臥虎，但我們身上都還拖著一條又粗又長的“文藝黑線”尾巴，還只是“待業”，有的寫了作品還不能發表出版。我在這方面，開禁也還不足一年。澄清原在寧津縣任縣委宣傳部副部長、縣報總編兼廣播站站長，他也是老革命，做過地下工作，當過戰時完小校長，以地方干部身份參加過濟南戰役，寫作方面早在五、六十年代就出名的，是河北省知名作家之一。60年代寧津劃歸山東后，老郭一直蹲點老家寫作，沒有與大家在工作或運動中有什么瓜葛或糾葛，是全新狀態。1965年他和寧津另兩位青年作者張長森等一起當選省里的代表，參加全國第二次青年文學創作者積極分子代表大會，在會上與李凖、茹志鵑、王汶石、浩然、金敬邁等一起受到表彰（山東只他一人）。“文革”后期，作為遙遠地區基層干部的他，擔任文藝新單位的領導是最佳人選。他為人樸實、爽快，不擺譜，對一些他早就敬慕的老作家和文藝界老領導仍然敬慕，支持他們、關心他們，有著同事加同行的親情。就這樣，大家“一家子”似的齊心合力工作。到1978年文聯恢復（此時澄清當選為作協山東分會副主席），創辦歷史使命完成，近4年的時間內做了不少的事情。我于1975年12月去著手恢復《山東文學》，離開了那里。在一年的時間內，除了個人深入生活與創作，工作上經手與參與了三件事，一是編輯出版了200余位作者的詩選集《激浪滾滾》，二是幫助輔導了牟崇光的長篇《烽火》，三就是為郭澄清3卷本長篇《大刀記》做了配合工作。
老郭在擔任創辦領導的同時，于1975年春夏拿出了115萬字的長篇《大刀記》。這部小說是他好些年之前就寫好的類似《靜靜的頓河》那樣的大部頭中的一部分。人民文學出版社看中了老郭的《大刀記》。責編謝永旺（后任《文藝報》主編的那位）來山東好幾趟，幾次組織力量進行幫助。成稿交上以后，出版社又讓老郭去，住在那里，精益求精地修改。作品清樣打出后，寄來山東征求意見。那時出版一部作品，出版社定了還不行，還得由當地領導審批。省委分管文藝工作的常委、宣傳部長王眾音親自先閱讀，然后責成省文化局組成閱讀小組審讀。閱讀小組有我、任孚先、牟崇光、劉小衡等，由我作召集人。大家夜以繼日地閱讀。我用一天20萬字的速度看了近一周，為這部不多見的有水平的作品而興奮不已。閱讀意見集中后，由省委主管領導拍板，派我代表進京匯報。兩次匯報，各一上午。我講了作品反映革命歷史的波瀾壯闊，表現生活的深度，人物形象塑造怎樣的鮮明，以及由語言、文字等表現出的藝術風格獨有特色等等。并講省里領導特別交待要向出版社表達謝意：“《大刀記》的出版，既是出版社的一件重要工作，也是山東文藝界的一件不小的喜事。”匯報后，到老郭住的小屋，老郭說：“效果很好。他們都表示了十分的滿意。讓我按省里的意見稍加修改，書就可以出了。老苗，你這次任務完成得很好。”我說：“你這部書有兩個稀罕，一是100余萬字的3卷本長篇，是建國以來不多見的；二是這幾年人們已讀不到一部好長篇了，你這是第一部。你一直沒有離開生活，作品中不光生活氣息濃厚，而且挖掘得深，我讀農村革命歷史題材的作品不少，但都沒有這一次讀得過癮。”老郭說：“可以說是我大半生的心血！沒拿出的還約有四分之三，它的總名叫《龍潭記》。”我說：“我估計，書出來以后會有不小的轟動。”老郭說：“出版社也這樣想。”
在北京的幾天，我瞅空去看望了幾位老師。十幾年沒來北京了，又經過了一次大劫難，十分想念他們。先去看了臧克家，待去田間處時，我向老郭請假，他聽了稍有些猶豫，聲音很小地說：“好吧。田間也是我的老師，代問好！”說罷走開。我覺出他有些擔心。在當時的氣候下，做事不能不慎重。我若不同他說，他可以裝不知道；說了，明確支持或反對，都不好說。我讓詩友戈纓（另一位高平）陪著去看了田間老師，順便看了王亞平。待打聽清了陶鈍地址（芳草地）準備去看時，一場政治風波在北京與山東之間發生了。省里李壽山帶曲藝隊參加全國調演，排練時請老鄉、老領導陶鈍去作一下指導，這下闖了禍，引起了“新政權”——國務院文化組權貴們大發雷霆，說這是重大政治事件，“不拜紅線拜黑線，不拜紅色權威拜黑線老頭子”。李壽山被押回山東批斗。此時，省文化局給老郭打來電話，說李壽山問題性質嚴重，正在開千人大會批判，“老苗北京的熟人更多，去看誰了嗎？”我正在跟前，見老郭臉色刷地變白，朝我會意了一下，鎮定了語氣說：“老苗……哪里也沒有去。光工作的事就夠他忙的了！”電話那邊沒再追問。可是，我心中一直揣個小兔，克家、田間名氣比陶鈍大，“新政權”若知道我拜了更大的“老頭子”，那我會比李壽山更“黑”，我是“文革”第一批就拋出來的12名“黑幫”之一，“文革”前就挨過報紙點名批判，“文革”中又反復以不同名義折騰，是最后一個“解放”的，再發生了新事可是不得了。我感謝老郭替我保了密。老郭放下電話，什么沒說，回到了自己屋。意思是，我給你保了密，你要是自己透了風，可是連我也得牽上。此時，我絕對不敢再去看別的什么“老”了，也怕已看過的，會不會從側面透風？我想了一下，田間處沒別人，可是克家處，在場的有程光銳、方殷等，他們能否無意中透出，被有意人聽到？直到以后什么動靜沒有，我心中的“小兔”才放下了。我越想越敬佩澄清，在那種氣候下難有的一種勇氣，甚至來不及多想的一種當機立斷，其危險程度不次于戰爭時期在鬼子面前的“兩面村長”。我回濟時，批陶、李大會還在開著，我趕上參加了一次，心想“壽山老李，我差一點也遭你這樣一下子！”人生有好多不幸，那時躲過批判不僅是一次慶幸，內中的含義卻值得久久回味。
《大刀記》于1975年7月紀念抗戰勝利30周年前夕出版。此書問世的成功，是那段沉寂歲月的一道閃亮。而多年以來又不斷再版，證明了在特殊年代也還能留下好東西的。有眼光的作者與編者，心有靈犀一點通，配合著留下了有超越歷史的生命力的藝術財富。在約30年的時間內，《大刀記》已累計印數280余萬冊。
當時省委領導和文藝界同行紛紛贊揚，鼓勵澄清趁熱打鐵，拿出新的大部頭佳作。老郭在人們的鼓勵聲中也沉靜不下來，一頭扎回老家鄉下，繼續大拚。在回家前，在泰安召開了全省文學創作會議，是“文革”以來第一次規模較大的會，省里老中青作家差不多都參加了，他介紹了自己的創作體會，也給大家鼓勁，要大家都“系上鞋袢大干”。會中我悄悄勸他：“你可是得歇一段，像田地，得有個冬閑時間。”后來他一場重病，落下身體的左一面不聽使喚，住在千佛山醫院，我去看望，他直嘆氣：“你勸我休閑一段，我真后悔沒聽你的勸！”我說：“人生誰也沒有前后眼，還是好好治病。奇跡也會有，好些人都是治療加鍛煉，又大步流星了。”盡管這樣，他在病情稍穩定以后，又默不聲地大干了起來，先后拿出了《決斗》、《龍潭記》、《歷史悲壯的回聲》3個長篇和一些短篇及長詩《黑妻》等，也夠得上碩果累累。實際上他在不能不休閑的時候，也沒有一天休閑。在文壇耕耘中，他是以生命作犁頭，澄清同志就是留給我們這樣一種可敬的形象。
（《大刀記》，郭澄清著，1975年7月出版社初版。文中印刷總數是原有的數，新近總數可參考有關報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