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青春歲月
孫向科（廣東）
昨天，我弟弟、中國一級作家孫向學在朋友圈發了兩張照片，一張是1978年剛入大學時，文字是：偉大的青年節，18歲萬歲！
另一張是他24歲時撐著竹筏橫渡他在廣西任中學教師時當地的南盤江。兩張照片一出，哇聲一片，連他女兒都說"這腱子肉，練得太棒了！"因這兩張照片，我也想起了我的青年時代。在61歲的今天，它已很遙遠，可又歷歷在目。
1956年8月28日，我來到這個世界。我的曾外祖父是廣西最大的實業家，爺爺則是國民黨職務不太低的官員。——這樣的社會關系，讓我的父母和我們姐弟受了很多磨難。父親是南下干部工資比一般人高，所以我出世時家里的經濟還好，被養得胖胖的。
弟弟則出生于大饑荒的1960年，母親坐月子只吃到一只死瘟雞，還是排了很長的隊才買到的。所以弟弟小時營養不良，他是讀高中以后才慢慢長開的。媽媽曾說我小時常被人夸長得漂亮。看這些照片，還真有點小明星的范兒。
我的父母都是知識分子很愛讀書，他們很重視我和弟弟的學習，每個月發工資那天，都會給我們買幾本書。不過很快小人書就不能滿足我了，才9歲我就讀完了《林海雪原》和《青春之歌》。我不但愛讀也愛寫，膽子很大，也是9歲那年吧，我居然寫了個小話劇還自導自演，和母親工作單位——縣百貨公司的一群孩子在縣大禮堂煞有介事地演出了！
我的表演天分也是那時展現出來的嗎？總之有什么出頭露面的事，老師都會挑我去，像六一兒童節篝火晚會獨唱《我是一個黑孩子》、開"三家村"批斗大會上臺發言等等，縣劇團的領導每次見我總笑咪咪的，要我快點長大，到縣劇團去。
1967年，我才11歲，父親突然病逝！1968年，母親守寡還不到1年，就在“文革”的斗批改中被當成專政對象。父親的死，讓我們家后來陷入生活的窘境（父親生前在企業工作，我們只拿到一筆撫恤金），母親的被批斗，則讓每次注冊家庭成分一欄都填“地主”的我們雪上加霜。
我曾是小學文藝宣傳隊員，后來不是了；當年班主任的寵兒，后來連紅小兵也入不了。1968年底小學畢業，我意料之中被擋在中學大門外。我裝作若無其事說那我就去給別人帶孩子吧，母親哭了，說："向科啊，沒有文化你以后怎么辦！"她冒險給縣領導寫信，以我是南下干部的后代苦苦陳情，我才在開學那天拿到了錄取通知書。
母親對我要求很嚴，剛上中學不久，一場山火，縣城所有的干部和學生接到通知后都跑去滅火，跑了幾公里后我肚疼得厲害退到了路邊，母親看到了回家后嚴厲地批評我，她說剛吃過飯誰都可能肚子疼，別人都還跑你為什么不能跑！——因為母親，我很認真的學習很賣命的勞動。 當時暑假我們都去幫貧下中農收稻子和插秧，我總是干得又快又好，以至農民大嫂開玩笑，要我留在村里當媳婦。
1969年底，更大的災難再次壓向母親，她被逼瘋了卻又被當成現行反革命關進監獄長達半年，那段日子，我在中學不敢回家，弟弟則被當地一位叫“婆大”的善良老人收留。
我寫過幾次加入紅衛兵的申請書，每次宣布名單，我的心都怦怦狂跳，希望下一個叫的是我。母親入獄之后，我在班里也被批斗，至此便一點妄想都沒有了。
那時候照相很便宜，一寸的也就兩三角錢，幾個人合照，每人也就幾分錢。那些愿意與我合影的同學，都令我好感激。
那個時候，不少同學是同情我的，但有的同學因為接近我，被老師告到家里而被父母責罵，在那種形勢下很多同學選擇了疏遠我，個別人為表現自己的"革命"甚至欺負我。都是年少無知我早就釋懷，但在我最受孤立時一直陪伴在我身邊的，我永遠記得她們永遠感激她們！現在有的同學已不在人世，睹相思人，我的心好痛……
那時候大家都沒幾件衣裳，誰有件好點的大家都借來拍照。我還記得，這件衣服是借陳英的。
那時的老師也是動輒得咎，有的干脆就不作為。因為沒有老師組織，我們居然沒有全班的畢業合影，我們班的女同學臨時起意，才有了這張缺一人的留念。
母親出獄不久清醒后便調到一個茶場勞動鍛煉，半年后在那里當會計。我的高中就是在那邊的公社中學讀的，也是開學了近一個月才接到的通知。但那里的老師和同學都特別善良，不像縣中經常喊打喊殺，那兩年，我過得很輕松。當然，我依然沒法加入紅衛兵，也不是校文藝宣傳隊員。
1973年夏天，縣照相館下鄉服務，我們班的4個女同學直到畢業前夕才有了這張合影。
左邊的是隨天津下放醫生的父母到廣西的張美娟，我們是校籃球隊的最佳掛檔——我打后衛她打前鋒，我搶到球后一聲大喊“美娟”一個長傳，她接球后三步上欄一個擦板，又是兩分！——全縣中學生籃球比賽，除了縣中學我們沒法比，其他真是孤獨求敗——與某隊打了個120：0，為此，我們因沒有認真執行“友誼第一、比賽第二”而被批評……
我比弟弟大4歲，我高二的時候，弟弟讀初一，這是我們姐弟時隔多年后的又一次合影。我比較粗心，小時候，弟弟愛我甚于我愛他。但我此生唯一打過的一次架而且是狂揍成年人，是為母親和弟弟。當時所有的人都同情我，所以至今講起來，我仍毫無愧疚。
1973年10月，全縣的高中畢業生都集中到我母親所在的茶場插隊，生活條件比到農村和貧下中農"三同"要好多了，但對出身不好者明顯的歧視讓我內心并不快樂。
回到縣城，我們最大的樂趣，依然是去照相館，來張合影。
我的語文一直很好，后來有同學看到這張合影就說："這句話一定是向科想出來的！"——補充說一句，高二時縣里發行文藝刊物，發通知要求積極投稿，結果，我作詞譜曲的一首兒歌《星期天》被縣委宣傳部副部長黃偉民（即從前一見我就笑咪咪的縣劇團領導）看中了加以修改，就發表在刊物的封底。
1974年春節，縣里舉辦農村青年文藝會演，茶場的青年也去了。我編寫和自導自演的小話劇《一百個放心》被評為優秀節目，后來又參加了地區的文藝會演。而我被安排的角色，往往都是所謂的"一號人物"，這讓一直在宣傳隊的個別同學多少有點不爽。
1974年5月，我和幾位插友被抽調到縣劇團參加第一期文藝培訓，結束后，我和王金桃被留下來參加第二期。第二期結束后，我們便被留在了縣劇團。
黃偉民副部長告訴我們，留我們下來，是縣委常委開會決定的。——那時的縣委書記劉鳳元也是縣武裝部政委，如果沒有他如此愛才，就沒有我后來的發展。
那時我們很刻苦，每天練功結束后，我們的發梢都能擠出汗水來。最辛苦是突擊排練舞劇《沂蒙頌》，我們的腳都受傷化膿，血從足尖的鐵片中滲了出來，就這樣滴到排練場的水泥地上。
插隊前我和金桃并不認識，插隊后交集也不多，但兩個出身不好的人居然最早離開茶場，使我們成了插青的公敵，我們像兩只受傷的兔子，抱團取暖中成了最要好的朋友——一生一世的朋友。
當時文藝單位要求一專多能，所以，我們既練民族舞也練芭蕾舞還練戲劇戲曲，每個學員還要練一樣樂器。開始我練月琴，后來改學中阮。當然，我還繼續寫劇本寫歌詞，現在想起來，那時我咋就那么大膽呢？
因為有曾當過文藝兵的黃偉民副部長，又有從北影下放來的導演高步隊長，我們那個縣劇團曾是全地區最好的縣劇團，創下過地區文藝會演一舉獲得8個優秀節目參加匯報演出的最好成績。
雖然到我進劇團時，隨著優秀人才的上調和改行，劇團開始走下坡路了。但老團員們的言傳身教，還是讓我受益終身。
那時的領導很嚴，嚴到有點苛刻，但也很公道。因為我學東西學得快，凡有重要學習，都安排我去，到后來竟引起一些團員的抗議。比如1975年初中國京劇團到廣西南寧演出《平原作戰》，每個團只有兩個觀摩名額，這樣的機會竟然落到我的頭上，那時，我還只是個學員！
與我合影的是地區文工團的頂梁柱。在與這些優秀人才的交往中，我這個小妹妹學到了不少知識。
當時我們的演出任務很重，每年100多場，上山要上到頂，下鄉要下到邊。因為貧下中農只有農閑時才有時間看表演，我們往往一下鄉演出就要走一個月，靠的都是11號車（步行）。我們那個縣地處云貴高原邊緣，山高坡陡，每天要走六七個小時。往往走到最后幾天，我們都是咬著牙數著腳步來走的。如果半路遇到雷雨，連躲的地方都沒有。我們的被子都是用桐油布打的背包，油布用久了漏水， 好幾次我蜷在濕被子里怎么也睡不著。
晚上，我們一般都住農民家，鋪稻草打地鋪。很多時候我們都被跳蚤咬得全身都是大疙瘩。如果遇到有兩間教室的小學男女都安排得下，就太好了。——當時很多村小就一間教室，1-5年級全在一間教室學習，現在這種復試班應該沒有了吧？
如果是搶收搶種季節，我們下鄉，就白天下地勞動，晚上演出，勞動量比貧下中農還大。記得當時有些老農看著看著就睡著了，而我們演完后還要走很遠的路回到住地。
上世紀七十年代，農民很苦。我們下鄉都是農民有什么我們就吃什么。印象最深的是到一個叫后龍的瑤族村，那里缺水，房東大嫂把芥菜從地里拔出來，往腳上拍幾下打掉泥塊，擰成幾段就往鍋里扔，看得我瞠目結舌。沒有油，就把火麻籽舂碎了扔進水里當油。結果吃起來又是泥沙又是火麻籽，不知是吞好還是吐好。
缺水是普遍現象，那里的農民都挖塘來蓄水。那水長滿幼蚊又黃又綠。有一次我打水時掉下去成了落湯雞，接下來的煮飯作菜還都用那塘水。多少年以后講起來，那些老團員還笑我，說怎么吃都有一股怪味！有水的地方當然好，但農村沒有洗涼房，一身臭汗的我們都是提個桶端個盆打了冷水鉆進樹叢里洗。有些水是山坑水極涼我們照洗不誤，就有老團員警告我們，說以后你們會倒霉的！果然，現在一到陰雨天我就全身說不出的難受。
條件那么艱苦，但我們演出的質量不能下降。當時我當報幕員，一次謝幕唱《大海航行靠舵手》時有人在我身后放了一個響屁，我忍不住笑了場，結果下來就被上綱上線地批了一晚！當時受條件所限，團里沒有保留演出資料的規定，像《沂蒙頌》和《楓葉紅了的時候》這樣的大型節目，我們都沒有一張圖片。現在我和團友保存的，都出自縣文化館一個叫勞恭高的創作員之手——他已去世多年了！
弟弟高中畢業后到農村插隊，一次他來縣里看我，于是有了這張合影。弟弟插隊的地方離縣城有30多公里，一年冬天，他居然步行給我背來了一背簍自己燒的青岡木炭！
這是當地瑤族的一支——盤古瑤的服裝。僅那個土布頭巾，就有10來斤重！
在當了兩年每天8角每月24生活費的學員后，我轉為正式工人，然而剛過數月，又說文藝單位要實行學徒制，于是我又作了每月領18元的學徒（學徒制為3年，一年漲2元）。很多同事都替我打抱不平，甚至到地區勞動局為我反映和呼吁，雖然最后還是落實不了，但我非常感激大家！
我們劇團離縣城稍遠，平時我也不太走動信息不靈，直到若干年后，我才知道當時很多人喜歡看我的表演。其實當時我是初生牛犢不怕虎，什么都敢嘗試。比如馬季創作表演的諷刺前蘇聯的相聲《采訪記》，團里沒男演員愿演，我覺得這個相聲很好，就拉上一個女演員主動請纓，結果反響非常熱烈，直到現在有的人看到我，還會提起當年人人談論《采訪記》的往事。
到劇團后，我交了兩次入團申請，但因為出身的緣故，沒有下落。1976年9月9日下午4點，我們排練中途回房休息，我剛擰開收音機，就聽到哀樂，當聽到"……沉痛宣告……毛澤東……"，我失控地跳出門大哭說毛主席去世了，當即有人一邊喝斥一邊沖過來要抓我，再一聽才也失聲痛哭。
當晚，在沒有任何人提醒的情況下，我寫下了第3份入團申請書。雖然我的真摯感情后來在全縣大會上得到表揚，但申請還是石沉大海。什么原因？因為我的母親又受到壞人欺凌，精神病再次發作，也再次被當成了現行反革命。
1976年最后一批工農兵學員上大學，同事們推薦了我，筆試后老師放出話來，說最滿意我的作文，但最后也是沒有消息。1977年，廣西電影制片廠要借我去演某個角色，這次我是連商調函也沒看到。幾年后團里某位領導成員說了她的遺憾，要我自己聯系制片廠看看還有無機會。我搖頭說算了。我清楚自己的藝術功底，還是安安心心做好現在的工作吧！
母親的病越發嚴重，縣委的忍耐也到了極限。在公開批斗之前找我談話，要我跟母親劃清界限。為了弟弟，也為了我這個家不倒，我被迫表態。但不管我怎么努力，全團一致推選的生產標兵，到上面被劃掉了。1977年底恢復高考，我過了廣西大學分數線，據教育局同情我的老師透露，我的檔案連送都沒送上去！
那段時間我真的很迷惘，條條路都被堵死，我不知道自己的希望在哪里。那年清明，我自己去給父親掃墓，想到我們這個家的處境，我哭得昏死過去。好在沒幾天，1978年4月，因為仍然存在唯成分論許多優秀考生落選的情況，中央決定擴大招生，縣里也缺教師，便問我大專愿不愿意去？我還有點猶豫，但征求意見，所有的人都說："去！趕快去！"
我在縣劇團呆了正好4年，從幼稚懵懂，到有了一定的思想和工作能力。回首往事，我感激所有的人，包括對我嚴得似乎太苛責的某領導，正是他的嚴格，讓我改掉了好些壞毛病。而練功和下鄉的艱苦，也讓我養成了不嬌氣不怕苦不怕累的性格。
我在那個縣生活了15年，回首往事，我也有許許多多的好人要感謝。比如1977年高考后我去體檢，在親屬一欄的政治表現上違心地寫上"母親是現行反革命"。那位姓鄭的醫生一把奪過筆來，一邊劃掉一邊說："什么現行反革命！你母親就是精神分裂癥！"
跨進當時的百色地區師范學校現在的右江民族師范學院我是忐忑不安的，但政教處處長韋俊卿一見我就說："招生我去了你那個縣，說你母親是現行反革命，真是亂來！你安心讀書，不要有什么顧慮！"
就這樣，我在那所學校，當了3年的班干，3年的校廣播員，3年的三好學生。就在入學當年的9月9日毛主席逝世紀念日，我舉起右手，宣誓加入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
我進校不久，78級也入學了，弟弟來到我這所學校與我同在中文系。他很快也象我一樣成了學校的知名人物，他的長跑總拿金牌總破紀錄，而他的小說《小梅的生日》后來竟登上校刊的頭條，很多人讀了都泣不成聲，如果不是傷痕文學已近尾聲，反響應該更大。文革停課鬧革命時我10歲，弟弟則剛上小學，我們在學校都沒讀成什么書。我們后來都考上大學又都有文學方面的特長，除了基因遺傳除了我們個人的努力，還要歸功于父母的潛移默化。
1979年，大量的冤假錯案得到平反，我受到鼓勵，給縣委寫信并在假期參與尋找母親（被迫害妄想弄得完全混亂的她東躲西藏晝伏夜出），終于把母親送進廣西精神病院，我和弟弟才有了一年安心讀書的日子。
父親去世后，父親的家人、我在煙臺的姑媽和在沈陽的叔叔和姑姑都在經濟和精神上給過我們支援。1980年暑假，我和弟弟終于回到沈陽，姑母也從煙臺趕過來。流散幾處的孫家人終于團聚了！
回程時我和弟弟在北京住了幾天，站在天安門前的金水橋上我們感慨萬千。如果不是黨及時糾正了錯誤，我們這對昔日人人可以作踐的“狗崽子”，怎么可能站在這里！
在百色地區師范學校，我不僅可以平等地和同學們一起學習，還收獲了我的愛情。其實他與我來自同一縣城，我們打小就認識卻從未交談過，這次上學也是各走各的。誰知一起當班干卻擦出了火花，也算是緣分吧！
畢業了，根據我和他的成績和表現，我們一齊分到了廣西的重點高中——百色高中。我和兩歲便失去父親的他都沒有任何背景，當時的擇優分配，現在想起來真不可思議。所以，我一再說，百師是我的再生之地！
為了不讓母親再受任何刺激，我一畢業就結婚，把母親接到了身邊。這是我們新婚的小屋。
1982年6月，我也當母親了！養兒方知父母恩，當我深切感受母親撫養我們姐弟的艱難想認真回報她時，已經卸下養育擔子的母親卻決然地走了！在我26歲生日的那個深夜！
我自責得形銷骨立。多少次站在母親離去的大橋上，我總想跳下去陪她。可丈夫怎么辦？才78天就沒了外婆的女兒還要再失去她的母親嗎？我終于決定活下去，好好的活下去！
我是個要強的人，1986年和1989年，我帶的班參加地區中考，都拿了第一名。而我，在認真履行教師職責的同時，還拿到了函授本科的畢業證書。
除了教語文我還當班主任，記得當年的黨委書記曾在全校教職工大會上讀了學生家長的來信："如果每位老師都能像孫向科老師那樣，百高的牌子就永遠不會倒！"1987年7月，我成為百色高中恢復重點高中后第一個入黨的青年教師。
除了搞好本職工作，我還堅持寫作，1986年我的第一個中篇小說的稿費寄到學校收發處，引起了不小的轟動，480元！一一那時我每月的工資僅48元。
這是我1987年隨廣西百色作家代表團到云南采風時所照。
離開劇團后不管是讀師范還是教書，我一直都沒離開過舞臺。我喜歡這樣一句話："別人能做到的，我也能做到，而且可能比別人做得更好。"所以，只要接受了任務，我總不會辜負大家的期望。
這期間，在我和丈夫的共同努力下，我們的女兒也在順利地成長。
這是結婚10周年時，我和丈夫補的婚紗照。我們很少爭吵也不搞冷戰，有人問為何能做到，我說是因為我母親。我的父母以前久不久會吵架，有一次甚至到了要離婚的地步。父親去世后母親懊悔不已，多次跟我說："要知道你父親走得那么早，我就不會跟他吵架了！"所以婚姻生活趨于平淡之后，我總提醒自己要把每一天都當成我們生命的最后一天來過。
很多人羨慕我的婚姻，婚姻不是兩個人而是兩個家族的結合，我們其實也經過了許多磨難，之所以能一直走下來，我歸結為八個字——互敬互愛互讓互惜。“敬”是尊敬更是敬佩，即我們都有讓對方欣賞和佩服的特點；“愛”是愛慕更是疼愛，即對方在經受病魔摧殘或其他打擊時都能感同身受去保護；“讓”是謙讓更是忍讓，即我們都懂得人無完人而能夠看主流多包容求同存異；“惜”是愛惜更是珍惜，珍惜我們在一起的每一天——因為它不可能再來……
不知不覺，我已步入中年，但在別人的眼里和我自己的心里，我還年輕。記得寒暑假，我們男女老師會合在一起打籃球賽，就有男老師提醒："別靠近孫老師！她會撞翻你的！"
應該是上世紀80年代末吧，日本電視劇《阿信》風靡全國。第一次聽那首主題歌，我便淚流滿面，它唱的就是我的心聲啊！
——沒有月亮，我們可以看星光。失去星光，還有溫暖的眼光。抱著希望，等待就少點感傷，仿佛不覺得寒夜太無助太漫長。我淚流下，當你說我很堅強，不是那樣，我只是不肯絕望。因為最怕茫茫然隨風飄蕩，忍痛不放手緊抓住夢想的翅膀。永遠相信遠方，永遠相信夢想，走在風中雨中都將心中燭火點亮。給你溫暖雙手，給我可靠肩膀，今夜可以擁抱可以傾訴忘卻彷徨。永遠相信遠方，永遠相信夢想，希望是迷霧中還能眺望未來的窗，辛酸釀成美酒，苦澀因愛芬芳，回頭風里有歌歌里有淚淚中有陽光……
11年任教，我患了嚴重的職業病，咽喉炎和支氣管炎一到季節交替時就發作卻因已抗藥而很難治愈。1988年，弟弟到深圳發展。1993年初，我也過來了，改行，在深圳重新起航！
這就是我的青春歲月。它有苦澀，更有甘甜；它有屈辱，更有光榮。我為自己曾這樣活過而自豪！
媽媽曾說我小時常被人夸長得漂亮。看這些照片，還真有點小明星的范兒。
我的父母都是知識分子很愛讀書，他們很重視我和弟弟的學習，每個月發工資那天，都會給我們買幾本書。不過很快小人書就不能滿足我了，才9歲我就讀完了《林海雪原》和《青春之歌》。我不但愛讀也愛寫，膽子很大，也是9歲那年吧，我居然寫了個小話劇還自導自演，和母親工作單位——縣百貨公司的一群孩子在縣大禮堂煞有介事地演出了！
我的表演天分也是那時展現出來的嗎？總之有什么出頭露面的事，老師都會挑我去，像六一兒童節篝火晚會獨唱《我是一個黑孩子》、開"三家村"批斗大會上臺發言等等，縣劇團的領導每次見我總笑咪咪的，要我快點長大，到縣劇團去。
1967年，我才11歲，父親突然病逝！1968年，母親守寡還不到1年，就在“文革”的斗批改中被當成專政對象。父親的死，讓我們家后來陷入生活的窘境（父親生前在企業工作，我們只拿到一筆撫恤金），母親的被批斗，則讓每次注冊家庭成分一欄都填“地主”的我們雪上加霜。
我曾是小學文藝宣傳隊員，后來不是了；當年班主任的寵兒，后來連紅小兵也入不了。1968年底小學畢業，我意料之中被擋在中學大門外。我裝作若無其事說那我就去給別人帶孩子吧，母親哭了，說："向科啊，沒有文化你以后怎么辦！"她冒險給縣領導寫信，以我是南下干部的后代苦苦陳情，我才在開學那天拿到了錄取通知書。
母親對我要求很嚴，剛上中學不久，一場山火，縣城所有的干部和學生接到通知后都跑去滅火，跑了幾公里后我肚疼得厲害退到了路邊，母親看到了回家后嚴厲地批評我，她說剛吃過飯誰都可能肚子疼，別人都還跑你為什么不能跑！——因為母親，我很認真的學習很賣命的勞動。 當時暑假我們都去幫貧下中農收稻子和插秧，我總是干得又快又好，以至農民大嫂開玩笑，要我留在村里當媳婦。
1969年底，更大的災難再次壓向母親，她被逼瘋了卻又被當成現行反革命關進監獄長達半年，那段日子，我在中學不敢回家，弟弟則被當地一位叫“婆大”的善良老人收留。
我寫過幾次加入紅衛兵的申請書，每次宣布名單，我的心都怦怦狂跳，希望下一個叫的是我。母親入獄之后，我在班里也被批斗，至此便一點妄想都沒有了。
那時候照相很便宜，一寸的也就兩三角錢，幾個人合照，每人也就幾分錢。那些愿意與我合影的同學，都令我好感激。
那個時候，不少同學是同情我的，但有的同學因為接近我，被老師告到家里而被父母責罵，在那種形勢下很多同學選擇了疏遠我，個別人為表現自己的"革命"甚至欺負我。都是年少無知我早就釋懷，但在我最受孤立時一直陪伴在我身邊的，我永遠記得她們永遠感激她們！現在有的同學已不在人世，睹相思人，我的心好痛……
那時候大家都沒幾件衣裳，誰有件好點的大家都借來拍照。我還記得，這件衣服是借陳英的。
那時的老師也是動輒得咎，有的干脆就不作為。因為沒有老師組織，我們居然沒有全班的畢業合影，我們班的女同學臨時起意，才有了這張缺一人的留念。
母親出獄不久清醒后便調到一個茶場勞動鍛煉，半年后在那里當會計。我的高中就是在那邊的公社中學讀的，也是開學了近一個月才接到的通知。但那里的老師和同學都特別善良，不像縣中經常喊打喊殺，那兩年，我過得很輕松。當然，我依然沒法加入紅衛兵，也不是校文藝宣傳隊員。
1973年夏天，縣照相館下鄉服務，我們班的4個女同學直到畢業前夕才有了這張合影。
左邊的是隨天津下放醫生的父母到廣西的張美娟，我們是校籃球隊的最佳掛檔——我打后衛她打前鋒，我搶到球后一聲大喊“美娟”一個長傳，她接球后三步上欄一個擦板，又是兩分！——全縣中學生籃球比賽，除了縣中學我們沒法比，其他真是孤獨求敗——與某隊打了個120：0，為此，我們因沒有認真執行“友誼第一、比賽第二”而被批評……
我比弟弟大4歲，我高二的時候，弟弟讀初一，這是我們姐弟時隔多年后的又一次合影。我比較粗心，小時候，弟弟愛我甚于我愛他。但我此生唯一打過的一次架而且是狂揍成年人，是為母親和弟弟。當時所有的人都同情我，所以至今講起來，我仍毫無愧疚。
1973年10月，全縣的高中畢業生都集中到我母親所在的茶場插隊，生活條件比到農村和貧下中農"三同"要好多了，但對出身不好者明顯的歧視讓我內心并不快樂。
回到縣城，我們最大的樂趣，依然是去照相館，來張合影。
我的語文一直很好，后來有同學看到這張合影就說："這句話一定是向科想出來的！"——補充說一句，高二時縣里發行文藝刊物，發通知要求積極投稿，結果，我作詞譜曲的一首兒歌《星期天》被縣委宣傳部副部長黃偉民（即從前一見我就笑咪咪的縣劇團領導）看中了加以修改，就發表在刊物的封底。
1974年春節，縣里舉辦農村青年文藝會演，茶場的青年也去了。我編寫和自導自演的小話劇《一百個放心》被評為優秀節目，后來又參加了地區的文藝會演。而我被安排的角色，往往都是所謂的"一號人物"，這讓一直在宣傳隊的個別同學多少有點不爽。
1974年5月，我和幾位插友被抽調到縣劇團參加第一期文藝培訓，結束后，我和王金桃被留下來參加第二期。第二期結束后，我們便被留在了縣劇團。
黃偉民副部長告訴我們，留我們下來，是縣委常委開會決定的。——那時的縣委書記劉鳳元也是縣武裝部政委，如果沒有他如此愛才，就沒有我后來的發展。
那時我們很刻苦，每天練功結束后，我們的發梢都能擠出汗水來。最辛苦是突擊排練舞劇《沂蒙頌》，我們的腳都受傷化膿，血從足尖的鐵片中滲了出來，就這樣滴到排練場的水泥地上。
插隊前我和金桃并不認識，插隊后交集也不多，但兩個出身不好的人居然最早離開茶場，使我們成了插青的公敵，我們像兩只受傷的兔子，抱團取暖中成了最要好的朋友——一生一世的朋友。
當時文藝單位要求一專多能，所以，我們既練民族舞也練芭蕾舞還練戲劇戲曲，每個學員還要練一樣樂器。開始我練月琴，后來改學中阮。當然，我還繼續寫劇本寫歌詞，現在想起來，那時我咋就那么大膽呢？
因為有曾當過文藝兵的黃偉民副部長，又有從北影下放來的導演高步隊長，我們那個縣劇團曾是全地區最好的縣劇團，創下過地區文藝會演一舉獲得8個優秀節目參加匯報演出的最好成績。
雖然到我進劇團時，隨著優秀人才的上調和改行，劇團開始走下坡路了。但老團員們的言傳身教，還是讓我受益終身。
那時的領導很嚴，嚴到有點苛刻，但也很公道。因為我學東西學得快，凡有重要學習，都安排我去，到后來竟引起一些團員的抗議。比如1975年初中國京劇團到廣西南寧演出《平原作戰》，每個團只有兩個觀摩名額，這樣的機會竟然落到我的頭上，那時，我還只是個學員！
與我合影的是地區文工團的頂梁柱。在與這些優秀人才的交往中，我這個小妹妹學到了不少知識。
當時我們的演出任務很重，每年100多場，上山要上到頂，下鄉要下到邊。因為貧下中農只有農閑時才有時間看表演，我們往往一下鄉演出就要走一個月，靠的都是11號車（步行）。我們那個縣地處云貴高原邊緣，山高坡陡，每天要走六七個小時。往往走到最后幾天，我們都是咬著牙數著腳步來走的。如果半路遇到雷雨，連躲的地方都沒有。我們的被子都是用桐油布打的背包，油布用久了漏水， 好幾次我蜷在濕被子里怎么也睡不著。
晚上，我們一般都住農民家，鋪稻草打地鋪。很多時候我們都被跳蚤咬得全身都是大疙瘩。如果遇到有兩間教室的小學男女都安排得下，就太好了。——當時很多村小就一間教室，1-5年級全在一間教室學習，現在這種復試班應該沒有了吧？
如果是搶收搶種季節，我們下鄉，就白天下地勞動，晚上演出，勞動量比貧下中農還大。記得當時有些老農看著看著就睡著了，而我們演完后還要走很遠的路回到住地。
上世紀七十年代，農民很苦。我們下鄉都是農民有什么我們就吃什么。印象最深的是到一個叫后龍的瑤族村，那里缺水，房東大嫂把芥菜從地里拔出來，往腳上拍幾下打掉泥塊，擰成幾段就往鍋里扔，看得我瞠目結舌。沒有油，就把火麻籽舂碎了扔進水里當油。結果吃起來又是泥沙又是火麻籽，不知是吞好還是吐好。
缺水是普遍現象，那里的農民都挖塘來蓄水。那水長滿幼蚊又黃又綠。有一次我打水時掉下去成了落湯雞，接下來的煮飯作菜還都用那塘水。多少年以后講起來，那些老團員還笑我，說怎么吃都有一股怪味！有水的地方當然好，但農村沒有洗涼房，一身臭汗的我們都是提個桶端個盆打了冷水鉆進樹叢里洗。有些水是山坑水極涼我們照洗不誤，就有老團員警告我們，說以后你們會倒霉的！果然，現在一到陰雨天我就全身說不出的難受。
條件那么艱苦，但我們演出的質量不能下降。當時我當報幕員，一次謝幕唱《大海航行靠舵手》時有人在我身后放了一個響屁，我忍不住笑了場，結果下來就被上綱上線地批了一晚！當時受條件所限，團里沒有保留演出資料的規定，像《沂蒙頌》和《楓葉紅了的時候》這樣的大型節目，我們都沒有一張圖片。現在我和團友保存的，都出自縣文化館一個叫勞恭高的創作員之手——他已去世多年了！
弟弟高中畢業后到農村插隊，一次他來縣里看我，于是有了這張合影。弟弟插隊的地方離縣城有30多公里，一年冬天，他居然步行給我背來了一背簍自己燒的青岡木炭！
這是當地瑤族的一支——盤古瑤的服裝。僅那個土布頭巾，就有10來斤重！
在當了兩年每天8角每月24生活費的學員后，我轉為正式工人，然而剛過數月，又說文藝單位要實行學徒制，于是我又作了每月領18元的學徒（學徒制為3年，一年漲2元）。很多同事都替我打抱不平，甚至到地區勞動局為我反映和呼吁，雖然最后還是落實不了，但我非常感激大家！
我們劇團離縣城稍遠，平時我也不太走動信息不靈，直到若干年后，我才知道當時很多人喜歡看我的表演。其實當時我是初生牛犢不怕虎，什么都敢嘗試。比如馬季創作表演的諷刺前蘇聯的相聲《采訪記》，團里沒男演員愿演，我覺得這個相聲很好，就拉上一個女演員主動請纓，結果反響非常熱烈，直到現在有的人看到我，還會提起當年人人談論《采訪記》的往事。
到劇團后，我交了兩次入團申請，但因為出身的緣故，沒有下落。1976年9月9日下午4點，我們排練中途回房休息，我剛擰開收音機，就聽到哀樂，當聽到"……沉痛宣告……毛澤東……"，我失控地跳出門大哭說毛主席去世了，當即有人一邊喝斥一邊沖過來要抓我，再一聽才也失聲痛哭。
當晚，在沒有任何人提醒的情況下，我寫下了第3份入團申請書。雖然我的真摯感情后來在全縣大會上得到表揚，但申請還是石沉大海。什么原因？因為我的母親又受到壞人欺凌，精神病再次發作，也再次被當成了現行反革命。
1976年最后一批工農兵學員上大學，同事們推薦了我，筆試后老師放出話來，說最滿意我的作文，但最后也是沒有消息。1977年，廣西電影制片廠要借我去演某個角色，這次我是連商調函也沒看到。幾年后團里某位領導成員說了她的遺憾，要我自己聯系制片廠看看還有無機會。我搖頭說算了。我清楚自己的藝術功底，還是安安心心做好現在的工作吧！
母親的病越發嚴重，縣委的忍耐也到了極限。在公開批斗之前找我談話，要我跟母親劃清界限。為了弟弟，也為了我這個家不倒，我被迫表態。但不管我怎么努力，全團一致推選的生產標兵，到上面被劃掉了。1977年底恢復高考，我過了廣西大學分數線，據教育局同情我的老師透露，我的檔案連送都沒送上去！
那段時間我真的很迷惘，條條路都被堵死，我不知道自己的希望在哪里。那年清明，我自己去給父親掃墓，想到我們這個家的處境，我哭得昏死過去。好在沒幾天，1978年4月，因為仍然存在唯成分論許多優秀考生落選的情況，中央決定擴大招生，縣里也缺教師，便問我大專愿不愿意去？我還有點猶豫，但征求意見，所有的人都說："去！趕快去！"
我在縣劇團呆了正好4年，從幼稚懵懂，到有了一定的思想和工作能力。回首往事，我感激所有的人，包括對我嚴得似乎太苛責的某領導，正是他的嚴格，讓我改掉了好些壞毛病。而練功和下鄉的艱苦，也讓我養成了不嬌氣不怕苦不怕累的性格。
我在那個縣生活了15年，回首往事，我也有許許多多的好人要感謝。比如1977年高考后我去體檢，在親屬一欄的政治表現上違心地寫上"母親是現行反革命"。那位姓鄭的醫生一把奪過筆來，一邊劃掉一邊說："什么現行反革命！你母親就是精神分裂癥！"
跨進當時的百色地區師范學校現在的右江民族師范學院我是忐忑不安的，但政教處處長韋俊卿一見我就說："招生我去了你那個縣，說你母親是現行反革命，真是亂來！你安心讀書，不要有什么顧慮！"
就這樣，我在那所學校，當了3年的班干，3年的校廣播員，3年的三好學生。就在入學當年的9月9日毛主席逝世紀念日，我舉起右手，宣誓加入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
我進校不久，78級也入學了，弟弟來到我這所學校與我同在中文系。他很快也象我一樣成了學校的知名人物，他的長跑總拿金牌總破紀錄，而他的小說《小梅的生日》后來竟登上校刊的頭條，很多人讀了都泣不成聲，如果不是傷痕文學已近尾聲，反響應該更大。文革停課鬧革命時我10歲，弟弟則剛上小學，我們在學校都沒讀成什么書。我們后來都考上大學又都有文學方面的特長，除了基因遺傳除了我們個人的努力，還要歸功于父母的潛移默化。
1979年，大量的冤假錯案得到平反，我受到鼓勵，給縣委寫信并在假期參與尋找母親（被迫害妄想弄得完全混亂的她東躲西藏晝伏夜出），終于把母親送進廣西精神病院，我和弟弟才有了一年安心讀書的日子。
父親去世后，父親的家人、我在煙臺的姑媽和在沈陽的叔叔和姑姑都在經濟和精神上給過我們支援。1980年暑假，我和弟弟終于回到沈陽，姑母也從煙臺趕過來。流散幾處的孫家人終于團聚了！
回程時我和弟弟在北京住了幾天，站在天安門前的金水橋上我們感慨萬千。如果不是黨及時糾正了錯誤，我們這對昔日人人可以作踐的“狗崽子”，怎么可能站在這里！
在百色地區師范學校，我不僅可以平等地和同學們一起學習，還收獲了我的愛情。其實他與我來自同一縣城，我們打小就認識卻從未交談過，這次上學也是各走各的。誰知一起當班干卻擦出了火花，也算是緣分吧！
畢業了，根據我和他的成績和表現，我們一齊分到了廣西的重點高中——百色高中。我和兩歲便失去父親的他都沒有任何背景，當時的擇優分配，現在想起來真不可思議。所以，我一再說，百師是我的再生之地！
為了不讓母親再受任何刺激，我一畢業就結婚，把母親接到了身邊。這是我們新婚的小屋。
1982年6月，我也當母親了！養兒方知父母恩，當我深切感受母親撫養我們姐弟的艱難想認真回報她時，已經卸下養育擔子的母親卻決然地走了！在我26歲生日的那個深夜！
我自責得形銷骨立。多少次站在母親離去的大橋上，我總想跳下去陪她。可丈夫怎么辦？才78天就沒了外婆的女兒還要再失去她的母親嗎？我終于決定活下去，好好的活下去！
我是個要強的人，1986年和1989年，我帶的班參加地區中考，都拿了第一名。而我，在認真履行教師職責的同時，還拿到了函授本科的畢業證書。
除了教語文我還當班主任，記得當年的黨委書記曾在全校教職工大會上讀了學生家長的來信："如果每位老師都能像孫向科老師那樣，百高的牌子就永遠不會倒！"1987年7月，我成為百色高中恢復重點高中后第一個入黨的青年教師。
除了搞好本職工作，我還堅持寫作，1986年我的第一個中篇小說的稿費寄到學校收發處，引起了不小的轟動，480元！一一那時我每月的工資僅48元。
離開劇團后不管是讀師范還是教書，我一直都沒離開過舞臺。我喜歡這樣一句話："別人能做到的，我也能做到，而且可能比別人做得更好。"所以，只要接受了任務，我總不會辜負大家的期望。
這期間，在我和丈夫的共同努力下，我們的女兒也在順利地成長。
這是結婚10周年時，我和丈夫補的婚紗照。我們很少爭吵也不搞冷戰，有人問為何能做到，我說是因為我母親。我的父母以前久不久會吵架，有一次甚至到了要離婚的地步。父親去世后母親懊悔不已，多次跟我說："要知道你父親走得那么早，我就不會跟他吵架了！"所以婚姻生活趨于平淡之后，我總提醒自己要把每一天都當成我們生命的最后一天來過。
很多人羨慕我的婚姻，婚姻不是兩個人而是兩個家族的結合，我們其實也經過了許多磨難，之所以能一直走下來，我歸結為八個字——互敬互愛互讓互惜。“敬”是尊敬更是敬佩，即我們都有讓對方欣賞和佩服的特點；“愛”是愛慕更是疼愛，即對方在經受病魔摧殘或其他打擊時都能感同身受去保護；“讓”是謙讓更是忍讓，即我們都懂得人無完人而能夠看主流多包容求同存異；“惜”是愛惜更是珍惜，珍惜我們在一起的每一天——因為它不可能再來……
不知不覺，我已步入中年，但在別人的眼里和我自己的心里，我還年輕。記得寒暑假，我們男女老師會合在一起打籃球賽，就有男老師提醒："別靠近孫老師！她會撞翻你的！"
應該是上世紀80年代末吧，日本電視劇《阿信》風靡全國。第一次聽那首主題歌，我便淚流滿面，它唱的就是我的心聲啊！
——沒有月亮，我們可以看星光。失去星光，還有溫暖的眼光。抱著希望，等待就少點感傷，仿佛不覺得寒夜太無助太漫長。我淚流下，當你說我很堅強，不是那樣，我只是不肯絕望。因為最怕茫茫然隨風飄蕩，忍痛不放手緊抓住夢想的翅膀。永遠相信遠方，永遠相信夢想，走在風中雨中都將心中燭火點亮。給你溫暖雙手，給我可靠肩膀，今夜可以擁抱可以傾訴忘卻彷徨。永遠相信遠方，永遠相信夢想，希望是迷霧中還能眺望未來的窗，辛酸釀成美酒，苦澀因愛芬芳，回頭風里有歌歌里有淚淚中有陽光……
11年任教，我患了嚴重的職業病，咽喉炎和支氣管炎一到季節交替時就發作卻因已抗藥而很難治愈。1988年，弟弟到深圳發展。1993年初，我也過來了，改行，在深圳重新起航！
這就是我的青春歲月。它有苦澀，更有甘甜；它有屈辱，更有光榮。我為自己曾這樣活過而自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