既然倫理是小說不可缺少的要素，那么就有理由為倫理在現代敘事作品中找到合法的位置，敘事倫理這一概念應運而生。所謂敘事，一般性的理解就是講故事；所謂倫理，基本等同于道德，在倫理學領域中即使作詳細的區分，也僅僅是“道德較多的是指人們之間實際的道德關系，倫理則較多的是指有關這種關系的道理”[ 任丑. 倫理學基礎[M]. 重慶：西南師范大學出版社, 2011：13]。西方第一個使用敘事倫理這一術語的紐頓，從熱奈特對敘事概念界定的角度把敘事倫理分為講述倫理、表達倫理和闡釋倫理[ 伍茂國. 現代小說敘事倫理[M]. 北京：新華出版社, 2008：52]。中國第一個使用敘事倫理的劉小楓，從倫理本體意義的角度把敘事倫理分為人民倫理的大敘事和自由倫理的個體敘事[ 劉小楓. 沉重的肉身（第6版）[M]. 北京：華夏出版社, 2007：7]。同樣是對敘事倫理的闡釋，紐頓、布思側重于敘事學（形式）分析，劉小楓、福柯則側重于倫理學（內容）分析。由此看來，敘事倫理之所以能立足于文學批評之林，一方面是由于它糾正了傳統倫理批評只關注小說的倫理道德卻忽視審美藝術價值的功利主義的偏頗，另一方面是由于它對形式主義、結構主義過分強調小說的結構技巧的反撥。

基于此，伍茂國在《現代小說敘事倫理》一書中，根據對敘事二分法的原則，將敘事倫理劃分為故事倫理和敘述倫理，并作如下界定：故事倫理是指“小說的題材、內容所蘊含的倫理現象以及這些倫理現象所揭示的倫理意義”[ 伍茂國. 現代小說敘事倫理[M]. 北京：新華出版社, 2008：93]，敘述倫理是指“各種形式安排所導致的倫理選擇、判斷和矛盾”[ 伍茂國. 現代小說敘事倫理[M]. 北京：新華出版社, 2008：97]，也就是說，故事倫理大致等同于倫理意義，即倫理認識、倫理選擇、倫理判斷和倫理矛盾沖突，敘述倫理大致等同于藝術形式，即那些推動和促進倫理意義表達的敘述形式。基于上述概念界定，對小說敘事倫理概念的內部結構關系可作如下梳理：故事倫理和敘述倫理可以看成是同一事物（敘事倫理）的兩個方面——故事倫理實質上就是小說作品在情節內容中表達的倫理意義，敘述倫理實質上就是敘述形式的采用，這種形式對倫理意義的表達具有重要的價值和作用。

二、“仁”與“信”：小說《大綢商》的故事倫理

張葆海小說《大綢商》以清末民初的時代背景、山東昌邑縣柳疃鎮絲綢文化的地域背景為典型環境，通過閻立信重振家族絲綢產業——天有信商號的故事情節主線，塑造了閻氏父子、亓氏父子、李氏父子等民族資本家以及仆人、土匪、官員等眾多人物譜系，表達了“仁”與“信”的倫理意義，展現了主人公閻立信作為愛國民族資本家個人倫理觀的成長提升。

（一）“仁”與“信”的倫理觀

“仁”與“信”是小說《大綢商》敘事倫理中的核心意義，也是作品最具傳統文化色彩和敘事審美價值的地方。“仁”與“信”是中華傳統倫理價值觀，是“義”的標準要求，無論是在家族內部，還是在生意場上、江湖場上，踐行仁、信的倫理價值觀便是“義”，反之則是不“義”。“義”是合于天道的，因此是為道義。無論何種情況，比如在利益甚至生命面前，道義是第一位的，先義后利，舍生取義。小說通過多處的情節反轉和故事巧合所展現的人物性格命運，都是為了契合于道義，表達仁、信的倫理意義。

小說《大綢商》通過主人公閻立信，生動形象地表達了“仁”的倫理意義。孔子說過，“仁”就是“愛人”，就是“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 徐志剛譯注. 論語通譯[M]. 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 1997：73]，孟子進一步闡釋“仁”是一種發自于天性的“不忍人之心”[ 方勇譯注. 孟子[M]. 北京：中華書局, 2010：59]，行“仁”可以上下一心，無敵于天下。小說《大綢商》塑造的主人公閻立信就是“仁”的化身，正是由于閻立信的“仁”，天有信商號才能凝聚起二柱、高友亭、魏海生兄弟、張沖父子等一般眾人，為振興天有信出謀劃策、忙里忙外。除此之外，小說還不惜筆墨，通過設置多處情節反轉和故事巧合，進一步表達了“仁”的倫理意義和價值，即在面臨生命危急時刻，閻立信依然能夠化險為夷，其根源在于平日里行仁義，正應了民間的諺語“善有善報惡有惡報”。比如，閻立信在騎馬去找朋友黃如海的路上遇到了受傷的土匪“鎮山東”，后來閻立信三次險些喪命，都是“鎮山東”在關鍵時刻出手相救，在“鎮山東”的幫助下得以與失散的嫂侄團聚；在閻立信險些被軍閥殺害的時候，又是“鎮山東”挺身而出，用自己的性命救下了昔日的恩人；閻立信的“仁”體現在平日里的樂善好施，用仆人馬清泉的話說“這些年仍給他們的銀子足夠在京城買一套房子了”，有一次還把一個祖傳玉佩施舍了。正是這次施舍所救的乞丐，日后竟成為了吏部侍郎，不僅在官監中多次幫助他，教會他很多官場上、生意場上的道理，還通過介紹杭州織染局的匠人張沖，使柳疃絲綢產品有了更多款式和花色，提升了產品質量，更指出了“絲綢之路”，使柳疃絲綢擴大了銷路，走向了中亞和歐洲，這些都為閻立信重振家族產業起到了至關重要的作用；閻立信在縣牢里，即便是在自己生死未卜的情況下，仍然盡心照料一位孤僻古怪的老囚犯。老囚犯病身患重傷寒時，所有的人都唯恐避之不及，唯獨閻立信主動讓班頭將他們關在一起，為他泡腳、艾灸、喂飯喂藥、挖屎倒尿。閻立信的仁心感動了老囚犯，打開了他的心扉，彌留之際，老囚犯將自己“滿弓刀肖炎”的身世具以相告，并留下了捻軍信物鐵八卦。鐵八卦可號令江湖，日后在義和團運動中救了閻立信一命，鐵八卦還揭示了藏寶之地，這筆寶藏成為日后還清債務、重振家族產業的本金。在重走絲綢之路中，閻立信不顧個人安慰，救下了法國情報員卡麗姆，當商隊來到中東，遇到法國兵的刁難面臨全部覆亡之際，是卡麗姆身份讓商隊得以轉危為安。后來，又是通過卡麗姆，閻立信認識了英國商人查普曼，隨即打開了家族絲綢產品的國際銷路。

“信”是小說《大綢商》中蘊含的最為突出的倫理意義。翻看作品卷首，“天有信”的絲綢家族商號便進入眼簾，作品敘述到這是京城第一大絲綢商號，既表明閻氏父子絲綢產業的“大”，又揭示了做大絲綢產業的秘訣——信。小說講述閻于誠創辦天有信的過程時寫道：“十幾年前，他和幾個同鄉來到天子腳下的京城，開辦了天有信綢緞店，靠著山東人特有的誠信和從不摻假的質量，買賣越做越大。”除此之外，閻氏父子的名字，閻于誠、閻立德、閻立信，還有老佛爺御賜匾額“信誠德昭”，無不彰顯著這個絲綢家族世代傳承的倫理觀念——誠信。二少爺閻立信在煙臺地區收購蠶絲的過程中，向人強調“俺天有信做買賣一直講究誠信為本，賺的是天道”，為此他看中了誠信經營的福盛號老板郝進財，讓他全權負責天有信的蠶絲收購。郝進財不負眾望，肩負起了天有信的原料供應，后來柳疃鎮義和拳鬧事，多虧了有煙臺地區的蠶絲供應，幫助天有信渡過了難關。除了誠信經營，小說中還精心設計了閻、亓兩個家族第二代之間的交往關系，流露出閻立信、亓學文真摯動人的兄弟情誼，這正是中國古代朋友間交往的重要倫理原則——“與朋友交，言而有信”[ 徐志剛譯注. 論語通譯[M]. 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 1997：3]。在閻家遭難之后，亓學文買下了天有信在北京的店鋪，讓以前的老伙計都住在里面，還幫助照顧閻立信的情人小香櫞。臨刑前面對前來送行的亓學文，閻立信也并未因其父的落井下石而產生誤會，依然選擇相信亓學文的心意。在庚子事變中，天有信因與洋人通商成為拳民的攻擊對象，亓學文沒有辜負閻立信的信任，在其弟亓學武派兵護送下躲進了自己的外宅，得以安全渡過危機。小說中朋友間“信”的倫理意義，更多可以通過閻立信與孟四海之間的恩怨糾葛中體現出來，孟四海本是日本人，受到上級命令偽裝成中國絲綢商人，潛入昌邑柳疃鎮，伺機攪亂市場以達到控制絲綢產業的目的。在經商中，孟四海與閻氏父子結成了深厚友誼，但是上級的命令他不得不執行，要想徹底控制中國的絲綢產業，必須不惜整垮天有信這個最大的絲綢商號，除掉閻氏父子。經過一系列操作，孟四海利用了清廷的腐敗，利用了閻家與亓、李兩家的商業矛盾，害死了閻于誠、閻立德父子，在七年后又試圖用同樣的手段，害死重振家族產業的閻立信。這些操作讓孟四海的良心受到了譴責，小說中屢次寫道閻立信最喜歡唱的京劇劇目是《失空斬》，并且兩次提到他最喜歡唱的“兩國交鋒龍虎斗，各為其主統貔貅”，這兩句雖然在小說中用到了閻立信和亓學文的競爭矛盾中，但是用到孟四海與閻氏父子的恩怨情仇中更為合適。如果按照上級命令繼續執行，那是對朋友的不信；如果按照自己的意愿放棄行動，那是對上級的不忠。在忠信兩難全的矛盾下，孟四海履行了兩年前“欠中國人的，會還”的承諾，于庚子國變中救下了閻立信等人，然后“穿著一身中國的長袍坐在十字大街前面向日軍剖腹自殺”。

（二）從興業到興邦：閻立信個人倫理觀的成長提升

縱觀中國現當代文學史，可以發現在社會變革和時代思潮的影響下，作家個人所要表達的倫理意義也在發生著變化。就小說創作而言，新文學運動第一個十年，在文學革命浪潮中的“問題小說”，主要關注的都是道德、宗教、政治、教育、民生、婚姻、家庭等社會熱點問題，通過小說故事情節和人物，形象地表達了倫理意義——努力專注于個人事業，就可以解決社會諸問題，讓國家變得強大。如當時的魯迅也抱著啟蒙主義，希望用文藝來解決問題，通過小說來“揭出病苦，引起療救的注意”[  魯迅著. 吶喊[M]. 海口：南方出版社, 2021：167]。到了新文學運動第二個十年，在大革命、土地革命的浪潮下，文學思想的主潮由文學革命轉變為革命文學，正如魯迅所言：“階級意識覺醒了起來，前進的作家，就都成了革命文學。”[ 魯迅著．且介亭雜文[M]．.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 1973：13]小說作品的倫理意義表達，開始更多關注社會、關注時代、關注民族和國家的前途命運。小說《大綢商》雖然是當代的作品，但是其中表達的倫理意義是符合新文學發展的歷史規律。小說通過主人公閻立信個人倫理觀的成長提升，形象展現了作者試圖想要表達的倫理意義，即個人和家族的事業發展固然重要，但必須以民族和國家的繁榮富強為前提，個人家族的命運與民族國家的命運息息相關，個人的利益與集體、國家的利益在本質上是一致的。

小說主人公閻立信本是一位公子哥式的浮浪子弟，后來家族產業天有信破敗，父兄蒙冤受害，自己也險些喪命于刑場，家庭的變故、命運的捉弄并未打垮這位年輕的少爺，他痛改前非，振作起來，自新圖強，經過一番努力讓天有信再度復興，在張沖等技術人員的努力下，把洋布的紡織工藝和花樣應用到絲綢上，將柳疃傳統的白綢改造成色彩斑斕的花綢，產品不僅賣到了西北和南方，還通過絲綢之路遠銷中亞、西歐、南洋。就在事業蒸蒸日上之時，各種危機開始接踵而至，外有日本間諜的搗亂破壞，內有封建官僚的盤剝、軍閥的敲詐，再加上國內政局的動蕩、西洋人造絲綢的沖擊，使得柳疃鎮的絲綢產業大受影響，天有信的經營也日漸困難。對此閻立信感嘆道：“這么腐敗的執政府，俺要看著他倒臺。唉，中國啥時候才能真正實現陳干說的民主富強啊！”最終閻立信終于認識到，沒有國，哪有家，沒有健全的政治制度和穩定的社會環境，就不可能有個人和家族事業的振興，于是他大力支持兒子閻書強加入中國共產黨，大力支持新民主主義革命，自己擔任起了革命工作的聯絡員，開辟了中蘇革命事業交流的紅色“絲綢之路”。從興業到興邦，表現出閻立信個人倫理觀的成長提升。對于像閻立信這樣的民族資本家，毛澤東主席有過科學的分析：“那些中間階級，必定很快地分化，或者向左跑入革命派，或者向右跑入反革命派，沒有他們‘獨立’的余地。”[  魯迅著．《草鞋腳》小引[C]．.張弘主編. 魯迅散文全集[C]. 長春：時代文藝出版社, 2003:273]小說中閻立信個人倫理觀的成長提升，就是民族資產階級“向左跑入革命派”的真實書寫。

需要指出的是，不同于老舍《駱駝祥子》中主人公祥子“有車夢”的破滅、茅盾《子夜》中主人公吳蓀甫的企業破產、葉圣陶《倪煥之》中主人公倪煥之教育事業的完全失敗，小說《大綢商》的結局是不完美卻充滿著光明的。閻立信雖然也破產了，但他的頭腦是清醒的。在共產黨人陳干、王瑞俊、王翔千的影響下，閻立信知道了“中國共產黨的誕生，知道了中國共產黨的使命是讓勞苦大眾都過上好日子，知道了蘇聯的布爾什維克和十月革命……”。可見，在帝國主義和反動軍閥控制的舊中國，作家通過小說表達倫理意義過程中，即便是關注了社會、時代、民族和國家，但仍不免于悲觀，即便是身為左聯領袖、革命戰士的魯迅，也只能“在《藥》的瑜兒的墳上平空添上一個花環，在《明天》里也不敘單四嫂子竟沒有做到看見兒子的夢”，以此來避免“將自以為苦的寂寞，再來傳染給也如我那年青時候似的正做著好夢的青年”[ 魯迅著. 吶喊[M]. 海口：南方出版社, 2021：167]。現如今，國家全面建成了小康社會，實現了第一個百年奮斗目標，在新的歷史征程中，二十大報告旗幟鮮明地指出：“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深入推進，書寫了經濟快速發展和社會長期穩定兩大奇跡新篇章，我國發展具備了更為堅實的物質基礎、更為完善的制度保證，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進入了不可逆轉的歷史進程。”[ 本書編寫組. 黨的二十大報告學習輔導百問[M]. 北京：黨建讀物出版社, 2022：12]也只有在科學理論的指引下、偉大政黨的領導下，國家才能真正富強、人民才能真正幸福，也只有在這樣時代和社會環境中，小說《大綢商》的作者才能成功塑造出閻立信這樣頭腦清醒、樂觀向上的民族資本家形象，才能完整地表現出一個覺醒的民族資本家個人倫理觀的成長提升。

三、藝術形式的意義表達：小說《大綢商》的敘述倫理

美國當代文藝理論家布思所言：“思想不是某種可以與形式分開的東西，而形式也不是某種可以與我們的感情介入分開的東西。”[ 程錫麟 王曉路. 當代美國小說理論[M]. 北京：外語教學與研究出版社, 2001：50]葉圣陶同樣認為“內容和形式分不開來”[ 葉圣陶. 論中學國文課程的改訂[A]. 葉圣陶集16·語文教學四[M]. 南京：江蘇教育出版社, 2004：50]。這些經過小說作者匠心安排的“各種形式”，就是藝術形式，也即前文提到的敘述倫理，具體而言指的是小說的敘事功能模式、敘事人稱和敘事視點。

（一）情節：小說《大綢商》的敘事功能模式

敘事功能模式方面，小說《大綢商》采用的是情節模式。所謂情節模式的敘事作品，就是以“故事本身內在的邏輯關系，以及事件與事件之間波涌浪卷的轉變發展”[ 徐岱. 小說敘事學[M]. 北京：商務印書館, 2010：254]為中心來進行謀篇布局。

小說《大綢商》在敘事功能模式方面，正是采用了情節模式，將天有信振興的大故事情節，與救亡圖存的時代主題緊密結合在了一起，不僅表達了“仁”與“信”的倫理意義，更表現出艱苦創業、奮斗不息的絲綢創業精神，流露出“家國一體”高尚情懷，表現出“王于興師、修我甲兵”的英雄氣概，堪稱一部蕩氣回腸、昂揚向上的壯美史詩。作品以清末到抗日戰爭這段歷史為時間坐標軸，嚴格按照時間順序安排種種扣人心弦的事件，分別是天有信商號遭難——閻立信大難不死重新振作——振興天有信的漫漫之路——天有信再遭挫折并最終覆滅，由此構成了整部作品的大情節。在作品大情節的結構框架之中，作者又巧妙地安排了洋務運動、甲午戰爭、戊戌變法、八國聯軍侵華、日俄戰爭、辛亥革命、五四運動、國共內戰、抗日戰爭這些重大歷史事件，使得閻、亓、李三個家族的矛盾糾紛在民族危難中轉變為閻立信與日本間諜孟四海父子之間的矛盾，作品的主旨得到了升華，表現出昌邑絲綢工商業者“兄弟鬩墻，外御其侮”的胸襟和氣魄，個人的前途、家族的命運最終與民族獨立、國家富強聯系到了一起。

葉圣陶說過：“構成意境和塑造人物，可以說是小說的必要手段。”[ 葉圣陶. 讀《虹》[A]. 葉圣陶集10·文學評論二[M]. 南京：江蘇教育出版社, 2004：106]作者在采用情節模式、營造史詩般宏大敘事風格的過程中，也并未忽視在細節處刻畫人物、塑造意境，比如小說結尾處寫到：

“閻立信喘著粗氣，眼里閃著淚花，說：‘這些年，我一直在想啊……一代代昌邑人……背著包袱開疆拓土靠的是什么……除了‘誠信’二字……不就是憑著吃苦耐勞的闖勁……和包容世界的家國情懷嗎……國民政府……沒有希望……你們……才是……國家的希望……沒有了國……哪里還有家啊……我不行了……家里還有幾十條槍……你們拿走……還有幾千大洋……也拿去吧……洋槍隊……以后就聽您調遣了……’說著，慢慢地轉向閻書邦：‘能運走的綢布……都運走……機器炸掉……萊陽的柞樹林……全砍了……一棵不留……孩子……記住……柳疃絲綢不能就這樣垮了……’說完，仰天吐出了最后一口氣，鮮血順著嘴角滴到了白綢布床單上，迅速擴展開來……

腳下的土地仍在顫抖，似乎在等待一種平衡的力量——

終于，1938 年 2 月 5 日，中共魯東工委在昌邑瓦城組織發動了抗日武裝起義，成立了‘八路軍魯東抗日游擊隊第七支隊’，打響了昌北抗日第一槍。

三月底，當松田孟京帶著日軍撲進柳疃時，看到的只是炸爛的機器和滿地的灰燼……”

閻立信臨終前發表了抗爭到底的壯志豪言，并親手毀掉了柳疃鎮的絲綢產業，在廢墟中，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偉大民族抗戰開始了，“八路軍魯東抗日游擊隊第七支隊”誕生了。這種結尾處的人物刻畫、意境塑造，使得作品的敘述時間放慢甚至定格，使價值生活得以呈現，從而增強作品的思想情感深度和藝術審美表現力，也進一步增強了小說倫理意義的表達效果，正如佛斯特所認為，優秀的小說“必須包含價值生活”[ 佛斯特. 小說面面觀[M]. 廣州：花城出版社, 1981：23]。小說《大綢商》的結尾，正是通過呈現價值生活，進一步渲染了毀家紓難的壯志豪情，淋漓盡致地展現了生活在昌邑大地的優秀兒女的韌性、骨氣和脊梁。

習近平在文藝座談會上強調，廣大文藝工作者要“善于在幽微處發現美善、在陰影中看取光明，不做徘徊邊緣的觀望者、譏讒社會的抱怨者、無病呻吟的悲觀者，不能沉溺于魯迅所批評的‘不免咀嚼著身邊的小小的悲歡，而且就看這小悲歡為全世界’”[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 習近平關于社會主義文化建設論述摘編[M]. 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 2017：180]，從這個意義上來說，小說《大綢商》就是用心用情用功書寫時代、謳歌人民的作品，就是有筋骨、有道德、有溫度的作品。而要實現“文以載道”的文藝創作理念，實現弘揚創業精神和革命精神的創作動機，實現史詩般的審美風格，作品就必須采用情節模式，這便是小說《大綢商》的敘述倫理。

（二）第三人稱全聚焦：小說《大綢商》的敘事人稱和敘事視點

敘事人稱和敘事視點方面，小說《大綢商》采用的是第三人稱全聚焦的敘事視點。敘事人稱即“作品中敘事者的稱謂”[ 王瑞蓀等. 實用百科全書[Z]. 北京：開明出版社, 1993：604]，“決定敘事格局，這種格局關系到作者與讀者之間的對話方式和作品的敘事效果”[ 胡家才. 新編美學概論[M]. 北京：東方出版社, 1999：382]。敘事視點就是小說的敘述者“對故事內容進行觀察和講述的角度”[ 童慶炳. 文學概論[M]. 北京：科學出版社, 1998：264]，也稱視角或聚焦。因此，敘事人稱和敘事視點，在小說的倫理意義表達方面具有不可忽略的作用和價值，也就是說，小說創作采用某種敘事人稱、敘事視點，既是藝術形式方面的需要，也是倫理意義表達的需要。從文學史發展歷程來看，第三人稱全聚焦的敘事視點是一種傳統的經典藝術形式，中國古代志怪小說、唐傳奇、宋元話本均采用的是第三人稱全聚焦的敘事視點，這種藝術形式，在明清章回體小說中被運用到了極致，形成了“說書人”式的敘事藝術形式。第三人稱全聚焦敘事視點，以其縱橫捭闔的時空感和扣人心弦的故事感，給讀者帶來豐富別致的審美體驗，就連《水滸傳》中李逵這樣的大老粗角色，亦能沉浸在這種敘事方式的藝術審美之中：當說到關云長刮骨療毒時，“李逵在人叢中高叫道 ：‘這個正是好男子！’眾人失驚，都看李逵。”[ （明）施耐庵，（明）羅貫中著. 水滸傳 下[M]. 成都：四川少年兒童出版社, 2021：983]可見，第三人稱全聚焦的敘事視點帶給讀者或觀眾的審美體驗，能有效促進倫理意義的表達和傳播。

小說《大綢商》采用的是第三人稱全聚焦的敘事視點，這正是作者對中國古典敘事藝術養料的充分汲取，從而建構出了符合中國人審美特點和閱讀習慣、具有中國氣派和中國風格的小說文本。具體說來，第三人稱全聚焦的藝術形式的采用，讓小說《大綢商》可以全景式展現清末民初山東地區的風土人情，表達熱愛家鄉的倫理意義。翻開小說長卷，讀者能夠看到山東昌邑柳疃鎮絲綢紡織產業的繁榮景象，如小說第三章以樸實簡單的語言，簡單勾勒出柳疃街市的場景：“柳疃街兩邊的商鋪大多是從事絲綢和生絲買賣的，也有酒館和客棧，間或一兩家銀號和鏢局。街上人來人往，不少人操著外地口音，似乎在討價還價。”看到山東青州方山的奇險勝景：“山寨就在青州的方山上，以險決勝。山雖然不高，卻布滿了峻嶺絕壁，陡峭懸崖。進出山寨只有一條山路，崎嶇難行，易守難攻。方山頂部是一方形平臺，從遠處看形似硯臺，故又稱‘硯臺山’。看到山東昌北的名產民俗：“大年初二，按照柳疃第三十六章的規矩，張揚送來了開凌梭，是孝敬老丈人的。這種梭魚是北海的特產，也只有海冰化開的時候最為鮮美。在昌北，一直有開春送長輩開凌梭的習俗。”看到山東昌邑的婚嫁習俗：“李中原早就命人請來了六個戲班，搭起了大戲臺，從街頭到街尾，擺上了流水席。路過的客人和附近的村民盡可敞開肚皮吃喝。”值得一提的是，小說中將“只賣柳疃鎮產的絲綢布”作為“天有信”商號的祖規，而歷史上天有信商號的店規是只賣國產布[ 王焯. 百年百號 老字號的傳承與變遷[M]. 北京：知識產權出版社, 2020：103]，從店規到祖規，從國產布到柳疃綢，這一藝術改寫更為突出表達了熱愛家鄉的倫理意義。（作者系濰坊市委黨校講師）

（注釋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