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代作家評論 2023-07-17 14:57 發(fā)表于遼寧

1949年7月2日至19日，中華全國文藝工作者代表大會在北平舉行，來自國民黨統(tǒng)治區(qū)與解放區(qū)的長期被分割開的兩支文藝大軍勝利會師了。朱德代表黨中央致詞，周恩來在大會上做了政治報告，毛澤東也親臨會場向與會者致意：“你們都是人民所需要的人，你們是人民的文學家、人民的藝術家，或者是人民的文學藝術工作的組織者。你們對于革命有好處，對于人民有好處。因為人民需要你們，我們就有理由歡迎你們。再講一聲，我們歡迎你們。”（1）在這次會議上，毛澤東的《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被確定為新中國文藝的方向。周揚在大會報告《新的人民的文藝》中斬釘截鐵地指出：“毛主席的《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規(guī)定了新中國的文藝的方向，解放區(qū)文藝工作者自覺地堅決地實踐了這個方向，并以自己的全部經驗證明了這個方向是完全正確，深信除此之外再沒有第二個方向了，如果有，那就是錯誤的方向?！保?）

中華全國文藝工作者代表大會的精神在詩歌界很快就得到了響應。1950年1月，有兩家詩歌刊物，一家在北京，一家在上海，一北一南，同時創(chuàng)刊。

壹

《大眾詩歌》的創(chuàng)刊號，沒有“發(fā)刊詞”，而是用《大眾詩歌創(chuàng)刊了》這篇文章闡明自己的辦刊宗旨。文中鮮明表達了刊物的政治傾向：“要堅決地站在新形勢、新任務底下，用詩歌的形式為廣大的人民服務。中國既然在巨大的變化當中，也就不斷產生著一些典型事例與高貴的品質；……這一切正是詩人應該熱情歌頌的！同時，那些死灰一樣的反動殘余、特務和所有的國內外幫兇們，也就不能不作最后的掙扎，陰謀破壞人民的解放事業(yè)、人民的勝利成果，中國的詩人，正好用強烈的階級意識，犀利的眼光，銳敏的感情，來暴露、諷刺、打擊這些反動殘余的丑態(tài)、陰謀，并指出他們必然滅亡的命運。在如此的新形勢、新任務要求下，……這就必然規(guī)定了詩人不允許再躲在自我小圈子里，要面向人民大眾、走進人民大眾中間，和他們一同呼吸、一同感受、一同生活、一同提高、一同前進?！迸c此同時，文章還提出了在新的形勢下，對詩歌形式的要求：“必須使你所用的語言，表現(xiàn)的形式做到通俗易懂……因此，創(chuàng)作為人民大眾喜愛的詩歌作品，就成了當前中國詩人們底嚴肅而神圣的任務。我們知道寫一首被群眾喜愛的通俗詩歌，或者說是大眾化詩歌，是極其不容易辦的事情。詩人們多半是知識分子出身，對工農兵大眾的生活、思想、情感、語言，懂得不多，體驗不夠，這里就必須深入具體地認識他們，了解他們，向他們學習，懂得他們怎樣用恰當?shù)挠泄獠实恼Z言表達思想、情感，進一步去提煉一番、加工一番，才能夠創(chuàng)造出新形式、新風格。這正是本刊和廣大詩歌寫作者、愛好者共同努力的一個目標?！保?）

創(chuàng)刊號還特意在突出位置上發(fā)表了郭沫若的《關于詩歌的一些意見》：“詩歌應該是犀利而有效的戰(zhàn)斗武器，對友軍是號角，對敵人則是炸彈。因此，寫詩歌的人，首先便得要求他有嚴峻的階級意識，革命意識，為人民服務的意識，為政治服務的意識。有了這些意識才能有真摯的戰(zhàn)斗情緒，茲而為詩歌也才能發(fā)揮武器的效果而成現(xiàn)實主義的作品?！保?）郭沫若還在文中談了詩歌的形式問題：“形式可以有相對的自由，歌謠體，自由體，甚至舊詩體都可以寫詩，總要意識正確，人民大眾能懂。但如所謂商籟體，豆腐干式的方塊體，不遵守中國的語言習慣分行分節(jié)，則根本是脫離大眾的東西，是應該摒棄的?！保?0）郭沫若五四時期給宗白華信中有過這樣的話：“我想我們的詩只要是我們心中的詩意詩境之純真的表現(xiàn)，生命源泉中流出來的Strain，心琴上彈出來的Melody，生之顫動，靈的喊叫，那便是真詩，好詩，便是我們人類歡樂的源泉，陶醉的美釀，慰安的天國?！薄八艘殉傻男问绞遣豢梢蛞u的東西。他人已成的形式只是自己的鐐銬。形式方面我主張絕端的自由，絕端的自主。”（11）對照之后便不難發(fā)現(xiàn)，在新的形勢下，郭沫若對詩的內容與形式的看法已發(fā)生了根本的改變。

創(chuàng)刊號上發(fā)表的《大眾詩歌創(chuàng)刊了》和郭沫若的《關于詩歌的一些意見》大致概括了《大眾詩歌》的指導思想與編輯方針，那就是堅持為現(xiàn)實的政治服務，為工農兵服務，用工農兵所喜愛的、能接受的形式去寫詩。

在實際的編輯工作中，應當說《大眾詩歌》是盡力按他們所說的去做了，如發(fā)表了歌頌領袖毛澤東、斯大林的詩篇，諸如《毛主席在蘇聯(lián)過新年》（徐遲）、《毛澤東的語言》（端木蕻良）、《毛主席，俺聽了你的話》（鐘鈴）、《斯大林同志，你馬列的光榮》（林庚）、《斯大林唱傳》（沙鷗）。在為現(xiàn)實的政治服務方面，發(fā)表了歌頌中蘇友好的作品：《中蘇友好萬歲》（侯唯動）、《中蘇友好同盟萬歲》（沙鷗）。結合政治形勢，設置了“保衛(wèi)和平特輯”“慶祝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慶特輯”“反對美帝侵略臺灣朝鮮特輯”“抗美援朝特輯”等。在內容方面，則大量發(fā)表了反映工農兵生活的作品，如《李大娘分勝利果》（嚴辰）、《繳公糧》（柳倩）、《小鐵匠》（丁力）、《煤鎬尖上論英豪》（苗培時）等。為了扶植工農兵作者，還開辟了“工人詩選”“戰(zhàn)士詩選”等。在形式方面，則發(fā)表了不少歌謠、唱詞、歌曲等。

《大眾詩歌》重視詩歌理論建設，發(fā)表了不少詩歌理論與批評文章，如《詩的民族的形式》（俞平伯）、《關于詩的一封信》（艾青）、《評〈時間開始了〉》（黃藥眠）、《民謠的現(xiàn)實主義》（鐘敬文）、《談詩與音樂的結合問題》（放平）等。

另外，《大眾詩歌》還辟有“詩訊”欄目，報道了1950年的詩人動態(tài)和詩歌活動，比如：“北京市文聯(lián)于8月19日舉行詩歌朗誦音樂演奏晚會，到會文藝工作者120余人，由市文聯(lián)主席老舍，秘書長王亞平分別致詞。詩歌朗誦節(jié)目有：嚴辰的《我們是光榮的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主人》，呂劍的《英雄碑》，王亞平的《青春的中國》，田間的《戎冠秀》，晏明的《獻給金日成將軍》，袁水拍譯智利詩人聶魯達的《讓那伐木者醒來》（朗誦前由袁水拍報告聶魯達生平），沙鷗的《紅茶花》，艾青的《獻給斯大林》，胡風的《歡樂頌》；由蘇民、方琯德、楊沙林、藍天野、田沖、徐遲、狄辛、趙蘊如、耿震等人朗誦。”（12）像這樣的短訊，真實地記載了當年詩人和朗誦家的活動，對于了解那個時代的詩歌活動和詩歌傳播具有很大的價值。

貳

1949年5月，上海解放?！霸娙藗冇瓉砹诵碌纳鐣度胄碌纳睿蠹移惹邢Ｍ淖冞^去‘一盤散沙’的狀況，團結在一個統(tǒng)一的組織內，形成合力，發(fā)揮詩歌更大的作用，以有效地推動詩歌的發(fā)展，這樣，7月份組建了‘上海詩歌工作者協(xié)會’（簡稱‘詩協(xié)’）籌備會，并開展有關工作。后因全國文聯(lián)要求各地成立文學工作者協(xié)會（簡稱‘文協(xié)’）。而‘詩協(xié)’與‘文協(xié)’似乎成了兩個并列的協(xié)會，不甚妥當。于是，‘詩協(xié)’于11月經全體會員同意，更名為‘上海詩歌工作者聯(lián)誼會’籌備會，又經過近半年的籌建，于1950年4月16日，在虹口區(qū)一所小學教室，召開‘詩聯(lián)’正式成立大會。到會會員80余人，選出勞辛、柳倩、吳越、沙金、吳視、張白山、任鈞、屠岸、紫墟、陳伯吹、牧野等11人為常務委員，并推選勞辛任主席，柳倩任副主席?！保?3）

1950年1月15日，《人民詩歌》于上海誕生，這是“上海詩歌工作者聯(lián)誼會”籌備階段所做的一件大事。據韋泱介紹，詩刊沒有專職編輯，吳越、屠岸、沙金等都是業(yè)余為詩刊編稿，分文不取。該刊發(fā)表的詩文，由出版方給付稿費?！度嗣裨姼琛窞樵驴?，以半年6期為1卷，共出2卷12期。1950年第1期至第6期為第1卷，由上海詩歌工作者聯(lián)誼會主編，中華書局印行。此后，在刊物發(fā)行上，“詩聯(lián)”與中華書局未達成一致，導致此后刊物暫停了8個月。1951年3月1日，《人民詩歌》復刊，為第2卷第1期，刊物上標明為“上海詩歌工作者聯(lián)誼會、南京詩歌工作者聯(lián)誼會合編，華東人民出版社出版”。1951年8月1日，《人民詩歌》出版第2卷第6期，這即是終刊號。（14）

《人民詩歌》的“創(chuàng)刊特大號”上沒有“發(fā)刊詞”，但是刊登了一份“稿約”，明確表達了辦刊方向：“凡為人民服務，啟發(fā)人民的政治覺悟，鼓勵人民的勞動熱情的創(chuàng)作，并一切有關新詩理論建設的理論、批評、介紹及各地詩歌運動報道的投稿均受歡迎。尤其希望直接參加勞動的或戰(zhàn)斗的同志踴躍投稿?！?/span>

《人民詩歌》所發(fā)表的詩歌的思想內容，與北京的《大眾詩歌》有很多的相似之處，大多是緊跟政治形勢，大致有如下幾個方面：一是歌頌領袖，歌頌中蘇友好，如《同志，請你告訴毛主席》（劉嵐山）、《他向著毛主席不眨眼睛》（丁力）、《“毛主席，毛主席”外一章》（謝霞）、《獻給列寧》（史衛(wèi)斯）、《祝斯大林長壽》（蘇金傘）、《斯大林》（張白）、《“中蘇友好同盟互助條約”禮贊》（洛雨）、《讓敵人憎恨這種友誼》（吳視）、《贊美頓巴斯的煤礦工人們》（吳越）、《烏克蘭頌》（曉帆）等；二是歌頌新時代、新生活，如《幸福的歲月》（柳倩）、《天天過新年》（沙金）、《歌唱人民的新上?！罚ㄈ吴x）、《發(fā)電廠鍋爐旁的詩》（海濤）、《打鐵歌》（巴牧）、《小黃?；丶摇罚ㄎ滴模ⅰ兜乩锒嗌霞S》（陳雨門）等；三是配合政治形勢與政治運動，如《地主與長工》（沙鷗）、《王大媽送子把軍參》（常年）、《王豁子犁地》（陳雨門）、《交通員買公債》（任鈞）等。此外還根據政治形勢與中心任務設置了一些特輯或選輯，如“反轟炸”“華東農村生產救災”“抗美援朝”“保衛(wèi)世界和平運動”“鎮(zhèn)壓反革命運動”“土改運動”等。

無論《大眾詩歌》還是《人民詩歌》，都把培養(yǎng)與扶植工農兵作者放到一個很重要的位置，在這方面，《人民詩歌》做得尤為突出?！洞蟊娫姼琛分皇遣欢ㄆ诘匕l(fā)表“工人詩選”與“戰(zhàn)士詩選”，而《人民詩歌》從“創(chuàng)刊特大號”開始即設立了“工人詩選”“戰(zhàn)士詩選”專欄，在屈楚所選輯的“工人詩選”（一）的前邊，屈楚寫了一段前言，代表了編輯部的聲音：“工人階級翻身作主人，這并不是一句空話，從文藝思潮底發(fā)展來看，每一個階級翻身之后，必然地，他要求自己底生活，感情，人物，出現(xiàn)在文藝作品各種形式里。這當中，尤其是詩，她就是一面進軍底號角……不同的階級性決定不同的審美觀，也許這詩會使有的‘詩人’們搖頭，但我們敢說，這是我們工人階級的新詩歌的起點。我必須重復這起點兩字，因為我決不以為這些詩都很好，相反，這些詩還都是我們工人同志的試作，大部分的作者都是第一次運用詩這莊嚴的形式來表現(xiàn)自己的感情，從技術水平乃至思想性上要求都很不夠，但我想沒有一個真正的思想通順的批評家會有這一種勒索的要求的。我向讀者們介紹這些詩只有兩個原因：第一，這是我們工人階級的詩。第二，這是我們工人階級在今天寫出的詩啊。讓我們的詩歌為了工人，而且屬于工人吧！”（16）《人民詩歌》的“工人詩歌”和“戰(zhàn)士詩歌”專欄在1950年出版的第1卷6期當中，每期都被安排在顯著位置刊出。

與《大眾詩歌》一樣，《人民詩歌》也很重視詩歌理論與批評。除去“創(chuàng)刊特大號”上發(fā)表了勞辛的《寫什么和怎樣寫》這篇綱領性的文章外，還陸續(xù)發(fā)表了勞辛與其他評論家的系列文章：《詩的想象短論》（勞辛）、《論詩的思想性》（勞辛）、《寫朗誦詩與詩底朗誦》（紫墟）、《關于詩的分行》（史衛(wèi)斯）、《詩歌雜談》（哈華）、《音節(jié)與韻律》（許杰）。這些文章不僅涉及詩歌的思想內容，而且涉及詩歌的藝術技巧，在當時的歷史條件下，是很難得的。

《人民詩歌》發(fā)表的論文還有關于外國詩人與詩歌理論的。在當時“向蘇聯(lián)學習”的大背景下，以俄蘇詩人以及世界進步詩人的介紹與研究為主，如《人民詩人普希金》（張白山）、《略談馬雅可夫斯基與中國新詩》（勞辛）、《偉大的人民詩人：巴勃羅·聶魯達》（屠岸）、《詩人巴格立次基的道路》（屠岸）等。

叁

    《大眾詩歌》和《人民詩歌》均在1950年年初創(chuàng)刊，都出滿了兩卷12期，持續(xù)的時間都不長，前者在1950年年底?？?，后者在1951年8月?？?，而且停刊都是戛然而止，沒有終刊詞，沒有任何說明。

那么，導致《大眾詩歌》與《人民詩歌》?？脑蚴鞘裁茨?？

顯然，并不是這兩家刊物在辦刊方針上有什么重大問題，或有什么嚴重的政治錯誤。實際上，兩者都是遵循中華全國文藝工作者代表大會的精神，向當時主流意識形態(tài)靠攏，以《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為指導，力求緊跟時代，強調為現(xiàn)實的政治服務，為工農兵服務。《大眾詩歌》和《人民詩歌》都是詩歌刊物，雖說有一定的競爭關系，但總的來說，它們之間的關系還是正常的，表現(xiàn)為兩家刊物從創(chuàng)刊之初，就互相刊登對方的目錄廣告，而兩家刊物的主要成員如王亞平、沙鷗、蘇金傘、柳倩、馮至、黃藥眠、沙金、陳雨門、任鈞、屠岸等，也均在對方的刊物上發(fā)表過作品。兩家刊物都刊登過一些引起批評的作品，像《大眾詩歌》上發(fā)表林庚的《人民的日子》、王亞平的《憤怒的火箭》、沙鷗的《驢大夫》，引起過《文藝報》的批評。對林庚《人民的日子》的批評主要是“晦澀”，并不涉及政治。對王亞平的《憤怒的火箭》和沙鷗的《驢大夫》的批評則是到了1951年才在《文藝報》上刊登的，而當時《大眾詩歌》已經?？恕？梢?，對林庚《人民的日子》的批評、對王亞平的《憤怒的火箭》和沙鷗的《驢大夫》的批評，并非導致《大眾詩歌》?？闹苯釉?。何況，《大眾詩歌》編委會曾在1950年第9期《大眾詩歌》上發(fā)表《把我們的工作改進一步》一文，對辦刊工作中的問題做了反思與總結，態(tài)度應當說是誠懇的。至于《人民詩歌》發(fā)表的作品，《大眾詩歌》1950年第5期曾發(fā)表黃君穎的論文《詩人站在何處——讀詩筆記》，對柳倩的《幸福的歲月》、任鈞的《歌唱人民的新上?！贰督煌▎T買公債》、吳視的《讓敵人憎恨這種友誼》提出了批評，在篇末“附記”中作者注明：“這篇短文所引的幾篇詩，均見上海版的《人民詩歌》第一和第二兩期”，文章的結尾還有這樣的話：“我們千萬不要以為‘我已經是無產階級的詩人了’，這種想法會使我們更不容易改造。但我們必須改造，否則，我們的作品就不可能真正地為人民喜愛，因為你想的與人民大眾想的是兩回事情，各想各的，就很難在一起了，為人民服務就不容易做到了。應該更謹慎些，更小心些，不是說一發(fā)表了，責任就算終了，恰恰相反，多一個人讀，就多負了一分責任?！保?7）這篇文章意在提醒詩人要站穩(wěn)無產階級立場，要加強思想改造，出發(fā)點是善意的，因而這些批評并未給詩人造成什么麻煩，也未引起《人民詩歌》發(fā)表反批評的文章。這樣看來，《大眾詩歌》與《人民詩歌》盡管發(fā)表過一些在當時看來有缺點的詩歌，但這并不構成?？睦碛伞?/span>

再從兩家刊物的主辦者及主要作者而言，在《大眾詩歌》編委會和上海詩人聯(lián)誼會周圍，各自聚集了一批重要詩人。《大眾詩歌》編委會及其骨干成員，有的來自解放區(qū)，如艾青、田間、公木、柯仲平、王亞平、嚴辰、張志民等；有的是在國統(tǒng)區(qū)堅持寫作的進步詩人，如袁水拍、臧克家、徐遲、沙鷗、力揚、鄒荻帆等。這些詩人久負盛名，他們中不少人參加了中華全國文藝工作者代表大會，其政治傾向是鮮明的?！度嗣裨姼琛返闹鬓k者為上海詩人聯(lián)誼會，其主要成員，“首先他們都是三四十年代從事詩歌創(chuàng)作的重要詩人，且具有相當?shù)娜松洑v與創(chuàng)作經驗。其次，這些詩人大多參加重要的詩歌組織，尤其是柳倩、任鈞、紫墟等是中國詩歌會、中華抗敵協(xié)會主要骨干，這就決定了‘詩聯(lián)’的宗旨是革命的……再次，這些‘詩聯(lián)’的重要成員中不少是中共黨員，建國后又在軍管會文藝處等重要部門工作，如勞辛、柳倩、吳越、屠岸等，他們正是代表了新中國詩人的精神面貌，也與時代的氣氛與要求相適宜。”（18）這兩家詩歌刊物，一南一北，各自團結了一批詩人，《大眾詩歌》偏于北京與北方地區(qū)的作者，《人民詩歌》偏于上海和南方地區(qū)的作者，卻都排除了新詩史上的新月派詩人、象征派詩人、現(xiàn)代派詩人、中國新詩派詩人等。總的說來，兩家刊物的主辦者與作者隊伍都是革命的、進步的詩人及工農兵業(yè)余作者，因此，身份問題也不是?？睦碛伞?/span>

實際上，導致《大眾詩歌》與《人民詩歌》?？母驹?，在于這兩家詩刊的同人刊物性質，與共和國建立初期黨要加強對新聞出版等部門的領導與掌控的要求不能相容。

同人刊物不同于由國家機關、黨派、社會團體主辦并宣傳其主張的機關報刊，而是由志趣相投、主張相近的同人自愿結合，共同經營與編輯的刊物，其辦刊宗旨體現(xiàn)了同人的主張，不依賴政府、政黨或社會團體，堅持獨立的立場，文責自負。歷數(shù)中國現(xiàn)代詩歌史上的詩刊，從20世紀二三十年代由劉延陵、朱自清、俞平伯、葉紹鈞創(chuàng)辦的《詩》，徐志摩、邵洵美等編輯的《詩刊》，由中國詩歌會編輯的《新詩歌》，以卞之琳、孫大雨、梁宗岱、馮至、戴望舒為編委的《新詩》，到40年代由胡危舟、陽太陽、陳邇東編輯的《詩創(chuàng)作》，由臧克家、曹辛之、林宏、沈明、郝天航等創(chuàng)辦的《詩創(chuàng)造》，由辛笛、杭約赫、陳敬容、唐祈、唐湜等編輯的《中國新詩》，無一例外，都是同人刊物。

共和國成立初期，黨對新聞與出版工作的指導思想的主要依據是從蘇聯(lián)引進的一系列理論、體制與做法。列寧在1905年11月13日的《新生活報》上發(fā)表的《黨的組織與黨的出版物》一文明確指出：“寫作事業(yè)應當成為無產階級總的事業(yè)的一部分，成為由全體工人階級的整個覺悟的先鋒隊所開動的一部巨大的社會民主主義機器的‘齒輪和螺絲釘’……報紙應當成為各個黨組織的機關報。寫作者一定要參加到各個黨組織中去。出版社和發(fā)行所、書店和閱覽室、圖書館和各種書報營業(yè)所，都應當成為黨的機構，向黨報告工作。”（19）列寧的指示，蘇聯(lián)的作家協(xié)會制度和報刊出版制度，實際上成為中國共產黨指導文藝工作與新聞出版事業(yè)的藍本與依據。

1949年7月，中華全國文藝工作者代表大會召開，隨即成立了由中國共產黨領導的中華全國文學藝術界聯(lián)合會，以及中華全國文學工作者協(xié)會（即中國作家協(xié)會前身）。全國文聯(lián)和作協(xié)成立后，各省市的文聯(lián)與作協(xié)也相繼成立。這便出現(xiàn)了韋泱在《“詩聯(lián)”，〈人民詩歌〉及其他》一文中談到的情況：“到1951年7月，上海召開第一屆文代會，成立文聯(lián)，下屬有文學工作者協(xié)會（簡稱‘文協(xié)’，設小說、散文、詩歌各組，這樣，詩歌組列為文協(xié)的專門機構，上海詩人大多轉入這一組織，‘詩聯(lián)’便逐漸停止活動，自動解散了?！保?0）這里提到了上海詩人聯(lián)誼會的解散。上海詩人聯(lián)誼會是《人民詩歌》的主辦單位，皮之不存，毛將焉附？《人民詩歌》停辦也就順理成章了。另外，關于《人民詩歌》停辦的原因，韋泱文章中還有這樣一句話：“屠岸說，當時中央對各地文化部門有整頓期刊要求，停辦了不少刊物，《人民詩歌》也不能幸免?！保?1）這里牽涉到共和國建立初期黨和政府的有關政策。當時，百業(yè)待興，出版界面臨的問題是存在眾多的私營出版社和同人刊物，這顯然與要把出版事業(yè)納入黨總的事業(yè)當中這一目標相沖突，因此亟須整頓。1949年10月，當時的中共中央宣傳部部長陸定一在全國新華書店出版工作會議閉幕詞中說：“我們的出版事業(yè)與舊的出版事業(yè)不同之點，就是無條件地為人民服務。”第一次把“為人民服務”作為共和國的出版方針提了出來。1950年4月19日，中共中央發(fā)出《關于在報紙刊物上展開批評和自我批評的決定》。1950年9月，政務院出版總署召開的第一屆全國出版會議，討論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出版事業(yè)的發(fā)展問題。在這次會議通過的決議中，進一步明確地把“為人民服務”規(guī)定為出版工作的基本方針，還提出：“必須依照統(tǒng)籌兼顧與分工合作的方針，消滅無計劃無組織的狀況，實現(xiàn)專業(yè)化與計劃化。”1951年12月21日，政務院會議通過了《管理書刊出版業(yè)印刷業(yè)發(fā)行業(yè)暫行條例》。這一切表明黨和政府加強了對報刊、出版等部門的管理和控制。與此同時，由中華全國文學藝術界聯(lián)合會主辦的具有機關報性質的《文藝報》，由中華全國文學工作者協(xié)會主辦的具有“國刊”身份的《人民文學》，均已于1949年創(chuàng)刊。在這一背景下，作為同人刊物的《大眾詩歌》與《人民詩歌》顯得是那么“不合時宜”，?？簿褪潜厝坏拿\了。

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成立，不僅掀開了中華民族歷史嶄新的一頁，而且對此后中國文學藝術事業(yè)的發(fā)展產生了深遠的影響?！洞蟊娫姼琛放c《人民詩歌》，無論其誕生環(huán)境、發(fā)育形態(tài)，還是其傳達的內容、表現(xiàn)的手段，都打下了獨特的時代印痕。在中國現(xiàn)代詩歌史上，這兩家刊物持續(xù)的時間是短暫的，它們各自留下的兩卷12期刊物，現(xiàn)已成為具有重要價值的詩歌檔案，從中可以看到它們既是“左翼詩歌”、國統(tǒng)區(qū)進步詩歌、革命根據地詩歌的承續(xù)，又是1957年誕生的《詩刊》和《星星》的先聲。70多年過去了，翻閱這些紙張有些發(fā)黃的刊物，眼前似乎浮現(xiàn)出共和國成立初期詩人們緊跟時代，艱難行進的身影。盡管他們不斷揚棄舊我，改造自我，力圖把自己融入時代的洪流中，但受那個時代政治環(huán)境與主流意識形態(tài)影響，他們的作品更多的時候呈現(xiàn)出單一化、政治化的美學特征，其歷史局限性是明顯的。

《大眾詩歌》和《人民詩歌》誕生在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初期，它們?yōu)樵谏鐣髁x的歷史條件下，如何辦好詩歌刊物做了最早的試驗，它們走過的道路，它們的辦刊經驗與教訓，為后來中央和地方的詩歌刊物所借鑒。

最后，還要提及的是，這兩家刊物為中國作家協(xié)會1957年創(chuàng)辦的《詩刊》，準備了一支有水平、有經驗的編輯隊伍?！洞蟊娫姼琛返木幬瘯蓡T和主要作者，幾年后成了《詩刊》的主要負責人和編委會成員，如臧克家成為《詩刊》主編，徐遲、嚴辰成為副主編，艾青、田間、呂劍、沙鷗、袁水拍成為編委，丁力成為編輯部主任，編輯吳視曾是上海詩歌工作者聯(lián)誼會的常務委員、《人民詩歌》的重要作者。兩家刊物與《詩刊》的編輯隊伍人員上的重合，很自然地會在辦刊方針、辦刊方式上呈現(xiàn)出某種連續(xù)性。比如《大眾詩歌》創(chuàng)刊號上發(fā)表了毛澤東手書的“詩言志”題詞，《詩刊》創(chuàng)刊號上則發(fā)表了毛澤東手書的《關于詩的一封信》，這兩個創(chuàng)刊號均形成了巨大的轟動效應，產生了深遠的影響，這不單是巧合，也是精心策劃、前后呼應的一種編輯策略。

注釋：

（1）毛澤東：《毛主席講話》，《中華全國文學藝術工作者代表大會紀念文集》，第3頁，北京，新華書店，1950。

（2）周揚：《新的人民的文藝》，《現(xiàn)代文學史參考資料》，第683頁，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79。

（3）（5）趙立生：《我與〈詩號角〉》，《詩探索》1999年第3期。

（4）《前奏（發(fā)刊詞）》，《詩號角》創(chuàng)刊號，1948年8月1日。

（6）張向陽：《抗日烽火中崛起的重慶青年詩群——寫在詩人晏明百年之際》，《文藝報》2020年9月9日。

（7）《啟事》，《大眾詩歌》1950年第3期。

（8）《大眾詩歌創(chuàng)刊了》，《大眾詩歌》創(chuàng)刊號，1950年1月1日。

（9）（10）郭沫若：《關于詩歌的一些意見》，《大眾詩歌》創(chuàng)刊號，1950年1月1日。

（11）郭沫若：《論詩》，《文藝論集》，第343-344頁，上海，光華書局，1925。

（12）《大眾詩歌》1950年第10期。

（13）（14）（18）（20）（21）韋泱：《“詩聯(lián)”，〈人民詩歌〉及其他》，《新文學史料》2011年第4期。

（15）勞辛：《寫什么與怎樣寫》，《人民詩歌》創(chuàng)刊號，1950年1月15日。

（16）《人民詩歌》創(chuàng)刊特大號，1950年1月15日。

（17）黃君穎：《詩人站在何處——讀詩筆記》，《大眾詩歌》1950年第5期。

（19）〔蘇聯(lián)〕列寧：《黨的組織與黨的出版物》，《列寧論文學與藝術》，第68-69頁，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83。

本文刊發(fā)于《當代作家評論》2023年第3期

作者簡介

吳思敬，首都師范大學中國詩歌研究中心教授，《詩探索》主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