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為一名暢銷書作家、作品被改編成熱門電影的歷史小說作者，馬伯庸的讀者群堪稱龐大。7月22日上午，作為受邀到2023第33屆香港書展現場分享的名作家之一，馬伯庸的演講堪稱火爆。活動正式開始時間是上午十點半，封面新聞記者在九點抵達演講廳時，已經有大量讀者排隊入場。演講廳更是啟用了整個香港書展演講廳中超大規模的一間——坐滿大概有5000人。不到演講開始，整個演講廳已經座無虛席。在一個多小時的分享活動結束后，又有大量的讀者排起長龍的隊伍等待他簽名。

分享小說里沒有寫進去的生命故事

馬伯庸本場的演講主題是“小說與中國近代醫事傳奇”。之所以跟“中國近代醫事”相關，源于2022年馬伯庸創作出版的一本主題與中國近代醫療史相關的長篇小說《大醫》。圍繞這本小說，馬伯庸在本場演講中分享了他是如何開始寫這部小說，如何為這部小說搜集、研讀歷史資料，以及在搜集資料中他如何被歷史中普通人的命運故事所打動。在回答讀者提問環節，馬伯庸還分享了自己創作《長安的荔枝》等作品的契機，自己寫歷史題材小說的經驗、感受等等。

在演講過程中，馬伯庸重點講述了幾個他在查閱醫學史過程中，讓他深感震撼，但沒有使用在小說里的故事。其中一個是鐵肺的故事。上世紀30年代，美國一個百萬富翁的年輕兒子，來中國旅游期間，患上一種很嚴重的病癥，喪失了自主呼吸功能。當時的醫療條件，能維持他生命的只有一種叫作“鐵肺”的設置。他被塞入“鐵肺”里面，從北京被運到上海，又被運回美國。這個被裝在“鐵肺”的人，竟然又活了幾十年，而且生活質量并不低，還成立了家庭，生兒育女。“當時我查到這個資料，覺得特別傳奇。同時我也很感慨——一個人為了生命，可以付出多大努力。”

此外，馬伯庸還分享了他是如何從醫學執照、畢業證、病歷卡等檔案資料中的碎片信息，尋覓到珍貴的歷史信息，尤其是普通人在大時代轉換中，所付出的巨大的努力和勇氣。這也是他對歷史題材小說甚感興趣的原動力之一。在演講中，馬伯庸全程脫稿，對著ppt展示的舊照片侃侃而談，可見他對所講的故事，已經完全熟稔于心。

小說《大醫》的創作故事，緣起于2017年。當時馬伯庸受邀到復旦大學附屬華山醫院為職工做一場文化講座，順便參觀了院內的院史館。他驚喜地發現，這個院史館不簡單。館內的歷史文獻、照片和少數文物等，在其他人看來，或許會覺得枯燥。但天生就是吃歷史小說這碗飯的馬伯庸，卻從中敏銳地嗅到歷史與文學結合散發出的魅力氣息。接下來馬伯庸開始有意無意地搜集相關資料，也不斷進行調研。2019年12月31日，他把《兩京十五日》的定稿交給編輯，甚至沒等到次一年的新年，就急不可待地打開一個新文檔，鄭重其事地敲下“華山醫院，第一章”幾個字，正式動筆。 2022年9月，馬伯庸推出最新長篇小說《大醫》，再現晚清一群“蒼生大醫”的故事。

不少人看到“大醫”這倆字，很容易誤讀成“太醫”。馬伯庸透露說，自己一開始就預想到這一層，但是他堅持用“大醫”作為書名，“因為我覺得那些醫生真的很偉大，我也想通過這個名字表達自己的一份敬意。”

寫《大醫》中間調劑狀態寫了《長安的荔枝》

醫學和醫學史是很專業的知識。為了寫好小說《大醫》，馬伯庸多次去醫院查檔案史料。“這是一個讓我很開心的事情。能看到很多平時接觸不到的歷史資料。在閱讀這些資料時，我經常會被史料里的只言片語，或者體現出來的小人物、普通人的生活、命運細節所打動。我們傳統史學里對大人物的關注非常多，二十四史其實就是一部帝王家史，但對大時代夾縫中的普通人、小人物著墨、關注很少。當我從只言片語、字里行間看到一些小人物的吶喊、掙扎、訴求，就非常受吸引。因為我也是普通人。而且我認為，我們普通人對歷史的理解，要更多地從小人物的共鳴開始。理解普通人的命運之后，才能更理解大時代。縱觀整個近現代史，我能深切地感覺到，雖然有很多大人物站在歷史的潮頭，但普通大眾的存在，才是真正推動歷史潮流前進的動力所在。”

馬伯庸透露，在寫《大醫》中途，感到很疲憊，需要休息調整一下狀態。他調劑狀態的方法是寫一個短篇小說，“當時我看到大家都很熟悉的兩句詩：一騎紅塵妃子笑，無人知是荔枝來。忽然我就想知道，當時這個荔枝到底是怎么從廣東運到長安的？路途那么遙遠，誰負責運輸？花多少錢？走什么路線？運完之后他怎么報銷的？這些細微的東西，史書上往往沒有寫。但是我覺得可以用文學的方式進行表現。我就試著去寫一個人把荔枝一路艱辛萬苦從嶺南運到長安，他的心情。”順著這些問題，馬伯庸的創作靈感一下子爆發，很快進入到一種沉浸式心流的狀態，“我當時特別興奮，幾乎是一口氣就寫完了。寫完《長安的荔枝》之后，我再回到《大醫》的寫作，感覺順多了。而且我發現，雖然一個時間設置在唐朝，一個是近代，但是創作的核心其實都是一樣的——要關注普通人的故事。”

下一部作品正在創作中：發生在漢代，與美食相關

馬伯庸的寫作路子擅于在歷史素材中尋寶，挖掘和捕捉歷史的某個耐人尋味的真實細節當成寫作的“藥引子”，然后發揮自己的理解、想象和表達力，寫成自己的作品。這種寫作路徑非常符合一個高度職業化作家的定義，其作品數量高產，質量穩定。當被問及下一部作品計劃。馬伯庸透露，自己正在寫的新作跟廣東關系密切，“故事發生在西漢時期，從一種美食入手來講述當時的廣東與中原的關系。希望今年年底或者明年，這個故事能完成，與大家見面。”

作為一名極為高產的創作者，馬伯庸創作了包括《兩京十五日》《長安的荔枝》《顯微鏡下的大明》《風起隴西》《七侯筆錄》《龍與地下鐵》等在內的一眾作品。近年來，隨著《三國機密》《古董局中局》《長安十二時辰》等相繼被改編后搬上影視屏幕，更讓馬伯庸成為影視IP市場的“寵兒”。

當一個作家的作品被成功改編成劇本，往往經常會被問及他認為的小說與劇本寫作的區別。馬伯庸也不例外。在提問環節，又有人問及這個問題。馬伯庸再次詳細分享了自己的看法，“很多人有一個誤解，認為小說是不是和劇本差不多，會寫小說一定會寫劇本，其實并不是這樣。這兩者之間距離還是挺遠的，幾乎是兩個專業。小說文本和編劇文本是兩種完全不同的寫作表達體系。劇本寫作需要遵循視覺邏輯，需要把所有的東西都轉換成聽覺和視覺，需要呈現出一個形象，但小說不受限制，小說可以很抽象。同時，劇本還需要有一個線性邏輯，人物之間的轉場，他們兩個之間有怎么樣的邏輯關系？但小說不一樣，小說可以隨時插敘、倒敘，或者用第三方旁白來解釋。而且，劇本是一個龐大工業環節的一環，后面還有導演、演員等等，它是一個團隊作戰的東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