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邊一條山，/右邊一條山，/一條川在兩條山間轉；/川水喊著要到黃河去，/這里碰壁轉一轉，/那里碰壁彎一彎；/它的方向永不改，/不到黃河心不甘。

這是柯仲平長詩《邊區自衛軍》的開頭。這個開頭用生動形象的民歌語言，既顯示了詩人堅定不移的革命理想，也表明了詩人力圖在新詩民族化與大眾化道路上披荊斬棘、不斷前行的決心。

柯仲平是被稱為“狂飆詩人”的，這不只是由于他20世紀20年代曾在上海參加過“狂飆社”，更是由于他身上洋溢的火一般的革命情懷。中學時代，值五四運動爆發，他是昆明地區學生運動的參與者。20年代他前往北京求學，曾多次拜訪魯迅先生，受到魯遲先生的親切教誨。此后來到上海，參加地下黨組織領導的秘密活動。1930年加入中國共產黨，參加黨領導的上海工人武裝斗爭，擔任上海工人糾察隊總部及上海總工會聯合會糾察部秘書，曾被捕入獄，后經黨組織營救出獄。1935年只身赴日本留學，1937年8月秘密回到武漢，在董必武領導下積極從事抗日救亡活動。1937年11月，柯仲平經組織批準轉到延安，受到了毛澤東親切接見，此后一直在延安參加陜甘寧邊區文藝界救亡協會的領導工作。從上述簡歷，足以見出，柯仲平是一位資深的革命家，是黨在文化戰線上的一位忠誠的戰士。由此出發，才能深切理解“狂飆詩人”這一稱呼的內涵。作為一位意志剛強的革命者，他如同暴風雨來臨前的海燕，抗爭著，呼喚著，他的激情如烈火般熊熊燃燒，他的吶喊如驚雷般震天動地，他的精神世界是與 “左聯”烈士詩人殷夫，與抗戰中拉響最后一顆手榴彈與敵人同歸于盡的詩人陳輝聯系在一起的。胡風說：“一個為人類自由幸福的戰斗者，一個為億萬生靈的災難的苦行者，一個善良的心靈的所有者，即令他自己沒有寫過一行字，我們也能夠毫不躊躇地稱他為詩人。”柯仲平就是胡風所高度贊揚的“第一義的詩人”，他首先是一個革命者，一個“大寫的人”，他把一生獻給了中國人民的解放事業，他在詩歌中發出的“不到黃河心不甘”，是他獻身革命的誓言，也是他矢志不渝，為民族解放事業奮斗終身的寫照。

魯迅先生說，從噴泉里流出來的都是水，從血管里流出來的都是血。正是革命者的身份和立場，決定了柯仲平詩歌的思想內容和激情澎湃的藝術風格，也決定了他何以要堅持不懈地去走一條詩歌民族化與大眾化的道路。

1938年，陜甘寧邊區文藝界救亡協會遵照毛澤東要把詩歌推向街頭的指示，成立了“戰歌社”，柯仲平任社長，與詩人田間等一起發起延安街頭詩運動。據田間回憶：

一天，我和柯老（柯仲平）相遇，談起西戰團在前方搞的戲劇改革，也談起蘇聯馬雅可夫斯基搞的“羅斯塔之窗”，還談到中國過去民間的墻頭詩。于是我們一致問道：目前，中國的新詩往何處去？怎樣走出書齋，才能到廣大群眾中去，走出小天地，奔向大天地？ 我們一致回答，必須民族化，必須大眾化，要作一個大眾的歌手。

柯老隨即便這樣高呼：

寫吧，唱吧！唱吧，寫吧！

是呵，新的“普羅米修士”就在延安，就在這個圣城。

于是1938年8月7日，延安的大街上，便高高懸起一幅長條的紅布，上面寫了一行醒目的大字：

街頭詩運動日。

不久，幾乎是片刻之間，城門旁、大街小巷，寫滿了街頭詩，詩傳單。我大致還記得的，有柯老的《告同志》，以及其它許多墻頭詩作。 我自己，由于是發起人之一，自然也義不容辭，即興揮毫，寫了不少的街頭詩，詩傳單，有的寫在墻上，有的寫在紅綠紙上，貼在墻上，如《毛澤東同志》、《假如我們不去打仗》、《呵，游擊司令》、《義勇軍》等。

柯仲平的《告同志》，現已收在《中國新文學大系1937—1949·詩卷》中，開頭的幾句是這樣的：

啊同志們！戰呵戰！

戰到黃昏后，

夜嗎夜深沉，

西不見長庚，

東不見啟明，

我們指著北斗星前進；

在那夜深沉的時候，

我們黨中央是北斗星。……

在這短促如鼓點的詩行中，流露出對北斗星的深沉的向往，詩意與激情融匯在一起，有一種催人奮起的力量。這是柯仲平街頭詩的代表作，先在1938年11月1日出版的《文藝突擊》第1卷第2期上發表，后收進1950年北京三聯書店出版的詩集《從延安到北京》中，在這首詩的后邊，他回憶道：“此詩曾寫在當時延安城內大禮堂對面的石灰墻上。在干部集會時，我曾朗讀過很多次”。

在熱心于街頭詩與詩歌朗誦活動的同時，柯仲平也在醞釀著長詩的寫作。我們注意到，中國新詩史上在抗日根據地和解放區所出現的幾部著名的長詩，如李季的《王貴與李香香》、阮章競的《漳河水》、張志民的《王九訴苦》等，均是出現在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發表之后，但柯仲平的兩首著名長詩《邊區自衛軍》和《平漢路工人破壞大隊》卻是出現在《講話》發表之前。這是由于他有寫長詩的經歷。1924年，在北平上大學期間，寫成了他的第一部長篇抒情詩《海夜歌聲》。1928年冬，又以大革命時代為背景，創作了反映工農武裝斗爭的長篇詩劇《風火山》，這標志著20多歲的柯仲平已具有駕馭長篇巨制的能力。而在延安的工作與生活，又為他實現創作長詩的想法提供了機遇與可能。是延安給了他高屋見瓴、總攬全局的視點，是抗日戰爭期間中華兒女可歌可泣的英勇事跡為他提供了創作的源泉。

柯仲平注意到，邊區人民在抗戰時期，為保衛家鄉、保衛邊區，在邊區政府領導之下，組織了半軍事性的抗日自衛軍，其基本任務是警戒、放哨、盤查，配合邊區政府或單獨進行清除邊區土匪、特務、漢奸等防衛工作，有力地保護了邊區人民生命財產安全，維護了邊區社會治安穩定。柯仲平為邊區自衛軍的英雄事跡所感動，于1938年“五一”前夜完成了《邊區自衛軍》，首次用敘事長詩的形式為邊區自衛軍打造了一座閃光的紀念碑。這首長詩，以雄渾的氣魄、奔放的熱情，描寫了邊區自衛軍英勇無畏的精神面貌。詩中，作者精心塑造了李排長和韓娃這兩位自衛軍代表人物，表現了他們的獻身精神和英雄氣概。原詩還有一個前言：“這是在邊區工人第一次代表大會上聽來的故事。后來，把這故事詳細告訴我的，是工人代表林光輝同志。這詩寫后，曾得到一位同志的最崇高的鼓勵。我除深致感謝外，以后必須是更加努力的。我們的文藝方向是抗戰的，民族的，大眾的。這方向統一著我們文藝作品的內容與形式，我們正往這方向前進。這詩，可以用民間的歌調唱。我愿將此詩獻給我們邊區的自衛軍。同時也愿獻給各地自衛軍。” 在一次詩歌朗誦會上，毛澤東聽了柯仲平朗誦的《邊區自衛軍》后，索閱全稿并批示：此詩甚好，趕快發表。隨即，中共機關刊物《解放》周刊第41、42期，破例連載了兩千多行的長篇敘事詩《邊區自衛軍》。
柯仲平還注意到，平漢鐵路是民國時期重要的國有鐵路之一,跨越河北,河南,湖北三省。抗戰爆發以后，平漢鐵路的工人建立了平漢鐵路工人破壞大隊,簡稱“平漢鐵破隊”,任務是破壞敵人的通訊聯絡和鐵路交通,以配合抗日。他們的黃勇斗爭給日本侵略軍沉重的打擊，對抗日軍民則是重大的鼓舞。柯仲平的另一部長篇敘事詩《平漢路工人破壞大隊》，便取材于平漢路鐵路工人的抗日斗爭。1939年2 月16日和3月16日，延安的《文藝戰線》分兩次發表了柯仲平的這部長詩，后由重慶讀書生活出版社印成單行本。在再版序言中，他說：“我把‘破壞隊’的人與事，當做中國工人階級在反動勢力下英勇斗爭的‘人與事’來寫……我希望鐵路工人同志們能批準我這個愿望。”這部作品是中國現代詩歌史上描寫工人階級戰斗的最早的也最有分量的長詩。詩中通過共產黨員李阿根遵照黨的教導，組成一支堅強的隊伍，與敵人巧妙周旋，最終打敗日本侵略者的戰斗過程，讓讀者如臨其境，深受鼓舞。

柯仲平在延安創作“街頭詩”與《邊區自衛軍》、《平漢路工人破壞大隊》兩部長詩時，有一個貫穿始終的指導思想，那就是對詩歌民族化與大眾化的追求。老詩人肖三說過，延安詩歌運動最初和最有力的發起人要算柯仲平同志，他是朗誦詩放頭炮的吶喊人。

柯仲平延安時代的好友、作曲家張寒暉，譜寫過《松花江上》、《軍民大生產》等歌曲，廣為流行，還曾在音樂舞蹈史詩《東方紅》中唱響。不幸在延安英年早逝。柯仲平寫了一首《追悼人民藝術家張寒暉同志》，發表在1946年3月24日《解放日報》上。這是一首用民歌手法所寫的悼亡詩。詩前有個小序：“寒暉！《磨炒面》是你從城壕村學來的一首民歌。你頂愛這民歌的曲調。你教我們唱，還曾提煉她，用她來配你《打開腦筋》一劇里《軍民合作》歌。今天，追悼你我也要用《磨炒面》，你頂愛的這曲調先為你唱一曲悼歌！”

文化山頭葬寒暉，

一把土來一把淚！

你在這里開過荒，

這里把你來安葬！

含淚的黃土壘成堆，

哀悼的詩歌刻成碑。

……

用作曲家最喜歡的民歌做悼詞，既是對作曲家的深切懷念，也表明了對民歌的熱愛，體現的是詩人與作曲家共同的審美理想。

《邊區自衛軍》和《平漢路工人破壞大隊》是敘事詩，敘事性強的詩如果控制不當，難免會導致散文化。柯仲平由于是用民歌手法寫敘事詩，寓抒情于敘事之中，所以讀起來仍然語調和諧，朗朗上口。像《邊區自衛軍》第三章對自衛軍戰士韓娃的描寫：

韓娃為人強似鋼

打起來

叮噹響

用起來

硬梆梆

韓娃鋼中也有鉛

鉛性軟

打不斷

鉛性有同相思調

相思調子好纏綿……

詩人用短促、簡潔的句子，寫出了韓娃集剛強與柔和于一身的性格，那就是對敵狠，對己和，從而彰顯了韓娃豐富美好的內心世界與堅毅勇敢的英雄氣質。

1938年10月，柯仲平的詩集《邊區自衛軍》由戰時知識社出版。馮雪峰在署名孟辛的評論中說：《邊區自衛軍》一詩，“在全體的基本的構成和諧和上說，這幾乎是一篇民眾自己天然地產生的民歌了。”“他的詩的有生命的語言，是特別使他的詩的形象顯出了生動和浮雕性的；這一點就更有意義，因為他的西北民歌的精語的適當選用，和以活的大眾的口吻為準則的詩的用語的鍛煉，不但使他的詩顯出了特色，也暗示著我們能夠從大眾語掘發新詩的語言創造的源泉，而且這幾乎是我們唯一的出路。他開始證明著以大眾語為基礎是能夠創造出詩的，形象性的語言的，比我們現在上層社會所用的白話和直接地襲取來的外國詩的譯語要更強。” 1941年9月2日，朱自清在給牧野的信中說：“柯仲平先生的《平漢路工人破壞大隊的產生》，有歌謠的明快，卻不單調，并且用白話的音節，所以能夠嚴肅 。” 馮雪峰和朱自清的話，表明了詩歌界與理論界對柯仲平堅持走詩歌創作民族化與大眾化道路充分肯定。

不只是在延安時期，柯仲平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繼續沿著詩歌民族化與大眾化的道路前進。他熱心學習民歌，意識到在諸多藝術形式中，民歌與音樂是最為接近的了。所以他一直不斷從民歌、從音樂中汲取營養。晚年的柯仲平寫詩時有一個習慣，即懷抱一把月琴，一邊唱一邊彈，待找準了曲調節奏才在紙上記下來。這種頗有個性的創作習慣，體現的依然是那種“不到黃河心不甘”的精神。這種精神永遠不會過時。畢生對中國人民革命事業堅貞不渝，畢生對中國新詩民族化與大眾化不懈追求，正是柯仲平留給我們的在為人與為詩上的雙重啟示。

2023年8月2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