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具是指演出戲劇或拍攝電影時所用的器物。戲劇和影視表演中運用道具都是為了塑造藝術形象，表達藝術家的創作思想。
其實，小說也離不開道具的運用，而且大都用來洞察人物靈魂并表現人物性格及其命運，或揭示人物身上留下的時代烙印，服務于藝術形象塑造。比如，在魯迅小說《故鄉》里，少年閏土“頸項上一個明晃晃的銀項圈”和成年后有著六個孩子的閏土在“我”家選揀了“一副香爐和燭臺”。前者是隨身道具，后者是小道具，雖然都是生活情趣方面非典型細節，對人物性格刻畫起不了多大作用，但都以閏土遵習俗的方式揭露了封建迷信、封建禮教對人民的精神奴役，并反映了當時半封建社會的社會環境。此外，還有很多作家在小說中運用道具為藝術創作服務。
四川遂寧籍作家湯中驥的短篇小說《背后》就運用了多個道具，其中，看病開過的處方單、麥冬父母的遺像、女人海灘邊的剪影照、一包老鼠藥、一小桶白色油漆、一把毛刷等都是小道具；麥冬佩戴的口罩就是隨身道具。這些道具從形狀、樣式看實際上屬于“細小（瑣碎而不重要）的事或項目”，也是細節。所以，作家運用好這些道具，并描寫好相關細節去影響小說情節發展，實現其創作構想。 小說《背后》首發于《湘江文藝》2022年第3期，選刊于《小說月報》＜大字版＞2022第6期；2023年5月22日公布的《2022年度四川文學作品影響力排行榜》中列“四川省2022年中短篇小說排行榜”第三名。小說全篇運用道具次數最多的是口罩，它是作家在小說中精心運用并貫穿全篇的主要道具細節。所以，探究其在不同場景運用所產生的藝術效果，可以客觀上察人心，主觀上明創意。同時，還能在總體上獲得“橫看成林側成峰，遠近高低各不同”的審美享受。
設置懸念，激發閱讀興趣
小說開頭寫道，“出了大門，麥冬才發現飛著小雨，深秋的風嗚咽嗚咽的。麥冬戴上了口罩。當然，就算無風無雨，他也會戴口罩。”據當時的天氣，也許有人認為麥冬戴口罩是避秋風秋雨陰冷之氣，其實不然，因為作家已補充說明麥冬無風無雨也戴口罩。所以，戴口罩的真正目的到底是防疫保健（除癖好外）還是偽裝，就引發了讀者揣測的興趣。顯然，首次出現的口罩成為作家設置懸念的載體，旨在撩撥讀者閱讀興趣，預示并催促情節發展。
破疑解惑，揭示人物靈魂
“麥冬招了出租，坐進副駕駛，扯開口罩一角說，去燕棲街景安小區。”作家再次落筆口罩道具細節，側重通過麥冬“扯開口罩一角說”的連動細節描寫來反映人物反常行為揭示人物反常心理。一般地，戴著口罩能直接與人交流對話，但是麥冬說話時卻“扯開口罩一角”，如此蹊蹺動作除去否定戴口罩的防疫目的和個人癖性愛好外，還給人荒唐滑稽的印象，就跟人們平常譏諷那種“脫了褲子放屁——多此一舉”如出一轍地令人捧腹。不過，正是此反常行為竟確認了戴“口罩”的目的是偽裝，既符合邏輯學的排中律，又為人們破解了前置懸念。從麥冬角度看還有兩點理由：一是“扯開”的前提是確認小車司機與他相互陌生，也為偽裝面目很累的心靈抓住了歇息機會；二是“扯開”能暫時釋放麥冬隱藏在口罩背后那種怕見熟人怕被熟人認出的心理壓力，他那漂泊的靈魂也可短暫落地。所以，此時不必偽裝就“扯開”。誠然，“口罩”能夠偽裝麥冬面目，但是它并不能遮住沒有實現其父寄望“出息大”而忐忑的靈魂，以及耿耿于懷并令其忌憚的周圍熟人的眼光，這是作家基于客觀現實為口罩運用定下的基調。因此，重壓之下靈魂總是要出竅的。對此，作家通過“離小區還有半條街，麥冬就喊停車，付了錢，卻在車上磨蹭”的行為藝術形象地告白讀者。打車人麥冬的反常舉動引人關注，尤其“磨蹭”而邁不出下車步子的細微動作反映其內心猶豫所掀起的波瀾，并引起女師傅的疑問。緊接著，作家便直擊麥冬出竅靈魂：“麥冬調整著呼吸，雙腿有點發軟，仿佛一拉開車門就會一腳踏空，下面是懸崖。”麥冬感覺在精神壓力下呼吸節奏亂了，甚至急促到憋悶必須“調整”地步；因為呼吸不暢，導自然致血液供氧不足和心悸，出現“雙腿有點發軟”的生理反應，這似乎還讓讀者感覺到麥冬雙腿和靈魂也在不由自主地顫抖。在麥冬看來，如果碰見社區熟人并被認出就相當于下車踏空墜崖，那么，慘象將目不忍睹，令人不寒而栗。既有的重壓引起麥冬生理變化，生理變化又導致“懸崖”邊人的心理更加脆弱。所以，巨大的精神負擔讓麥冬產生了現實如夢的幻覺。他不自覺地以掐自己身體方式來判斷自己到底處在現實還是夢境中，還自我反問“憑什么啊”，回家竟會如此不淡定。麥冬無異于給自己注射了一支苯二氮卓類針劑，想強迫自己鎮靜下來，但事與愿違，后來“一個趔趄，撞上了一棵歪脖子樹”，反而顯示回家人像逃亡者一樣亂了陣腳。作家運用夸張手法描寫麥冬生理反應與心理反應相互作用下的怪異和荒誕行為，揭示其靈魂不安、 神不守舍背后的根源在于掉進力不能及和世俗的陷阱，因而無論靈肉如何掙扎，哪怕二十多年的青春熱血拼進去也難以逃脫困境帶來的煩惱與痛苦。所以，麥冬身心出現異動既在意料之外，又在情理之中。可以說，“扯開口罩一角”是作家為人們洞開窺探麥冬靈魂深處的窗口，此后作家聚焦麥冬的心理和動作細節描寫都是口罩道具掩蓋下靈魂痛處的反映，既揭示了底層小人物在生活艱辛與世俗偏見雙重壓力下精神扭曲的過度焦慮和深度自卑的性格缺陷，又渲染了人物命運的悲劇性色彩。
瞞過熟人，慶幸偶得茍安
小說第三處運用口罩道具寫道，“一路到家，碰上兩個熟人，都擦肩而過。口罩就是好，他想。”毫無疑問，麥冬戴口罩回家，面對熟人是唯恐避之不及的。即便有熟人擦肩過，他也絕不會主動招呼。在夜色掩護下，口罩幫麥冬終于實現了瞞天過海的偽裝，一路擔心終于煙消云散。回家后，其不安的靈魂得到了安頓，所以，麥冬暗自慶幸并稱道“口罩就是好”。由此可見，麥冬背負父親的希望及其對兒子“出息大”的吹噓，尤其所背負的世俗眼光竟成了泰山壓頂一樣的重負，躲過熟人雙眼才有僥幸逃過一劫后茍且偷安的竊喜。不過，其審美結果令人心酸，不免哀其不幸。
隱藏邪惡，掩蓋復仇陰謀
回家的第二天，“挨到晚上，麥冬照樣戴上口罩，走到高秋云住的小區，站在了她家樓下。”小說第四次運用口罩道具，麥冬為完成父親“拆門”的遺愿，以求“踩扁”高家扳回一局，撈回丟失的面子，便在實施計劃前去高家住處 “踩點”察看，因仍然擔心被“認出”又佩戴口罩。麥冬琢磨著去高家“拆門”就是心里有“鬼”，當然也是不能泄漏的機密。去干“拆門”的鬼差事（自然是虧心事），除非瘋子，哪有不怕“鬼敲門”——暴露的呢？所以，麥冬仍然輕車熟路地選擇戴口罩偽裝自己，在掩人耳目的同時遮掩著復仇的陰謀和惡變的靈魂，以及原本的不安與恐懼。
性格轉變，助力表達主題
“女人警惕地看著他，厲聲說：你包了啥東西吧？麥冬本要一把扯下口罩，但他的手停在了嘴邊。他感覺有些不對：就算自己戴了口罩，就算……這么近的距離，這么熟悉的身形，難道她一點也認不出來嗎？”小說第五次運用口罩道具，仍是麥冬去昔日戀人住宅小區“踩點”的晚上。小說由此透視他“認出”高秋云后的矛盾心理：不想被熟人認出，又希望被熟人——昔日的戀人認出，但畢竟還是怕被她真認出。當晚，住在小區8樓的高秋云在家里看著麥冬黑影說話被麥冬“認出”（聲音），麥冬內心就十分糾結。事實上，高家離地面的垂直高度有20多米，到麥冬所站草坪處的斜線距離肯定大于高家到地面的垂直距離。所以，高秋云即使在家里推窗俯視樓下麥冬那黑乎乎的人影也根本不能辨認他是誰，麥冬也根本看不清剪影中高秋云（背著燈光）的真容。既然如此，就算麥冬“一把扯下口罩”也暴露不了“廬山真面目”，高秋云又怎能在遠距離的晚上“認出”他呢？但是，麥冬堅信“距離近”、“身影熟”，只要高秋云心存一絲情愛就算自己戴了口罩也能認出來。不然，就是她裝作認不出來，絕情得令人失望。顯然，麥冬真的想多了。他固執地將不可能當作有可能甚至一定能并誤以為別人裝作無視他，這只能是他內心對高秋云尚存一絲“破鏡重圓”的念頭并一閃而過罷了。所以，他最終沒有勇氣“一把扯下口罩”，卻以“感覺有些不對”的假設為自己“手停在了嘴邊”的猶豫去自說自話，自我排解，結果仍然暴露出內心特別的脆弱，以自卑的標尺衡量著高秋云的情感變化。況且，麥冬已被逼得心懷“鬼”胎，很難再與高秋云的戀情兼容并存，才始終不敢見，始終怕被她真“認出”。不難發現，麥冬如此矛盾的心理和惆悵的情緒，與高秋云結婚后沒有幸福的夫妻生活和離婚后的孤單落寞同樣顯得悲情，不禁令人想到田漢《四季歌》唱詞“忽然一陣無情棒，打得鴛鴦各一方”的意境。所以，作家洞悉麥冬靈魂深處，不僅窺見人心向丑、人性向惡的轉變，而且通過這種“逼良為娼”的轉變更有助于小說反觀自由戀愛男女遭遇“門不當戶不對”觀念棒打鴛鴦兩分離，致使男女主人公命運不幸嬗變成悲劇，表達現代婚戀觀與傳統姻戀觀強烈沖突的主題。
強行“拆門”，爭取精神勝利
回涪城的第三天晚上，“麥冬換了身衣服，又戴上口罩，摸到了高家樓下。”這是小說第六次運用口罩道具。麥冬喬裝打扮后帶上油漆和刷子在去高家“拆門”的途中顯得格外神秘。此時，麥冬與高秋云曾經的愛戀已經因高母再度強勢逼迫轉化為麥冬對高家人的怨恨與仇視，而且這種愛恨情仇的轉化也促成麥冬性格由安分守己、逆來順受的軟弱忍讓向肆意妄行、報仇雪恥的強硬怒懟轉變。
當然，歷史和現實的外因通過內因促成麥冬性格轉變，尤其是高母強闖麥家的種種言行進一步激發了麥高兩家的矛盾，加深了敵視和仇恨，為麥冬性格轉變起到了鍛打淬火的作用。這天一大早，高母到麥冬家以急促的敲門粗暴地打斷了麥冬睡夢，美好的夢境如同與高秋云的戀情被攪黃了，令其厭煩不已。高母進入麥家，如公安人員大搜查一般在客廳里轉著圈、上下左右地看，麥冬受到像賊人一樣的歧視性侵擾，感到尷尬和羞辱，便滋生著敵視與憤怒情緒。“他隨時做好了反擊的準備。手開始癢起來。”還設想“能不能從背后，一把掐住她肥碩的脖子呢？”一個以暴反暴的舉措在麥冬心里萌芽了，因為高母“‘強行’造訪很讓他凌亂，讓他不安。他怕自己控制不住。”顯然，造訪者與房主人關系極不和諧了，針尖對麥芒的較勁將難以避免。但是，高母全然不顧，肆無忌憚地在麥冬父親生前住的臥室“鉆了進去”“撞了出來”的，還氣勢洶洶地責罵麥冬是不孝子，責罵他父子“這個騙子，這個該死的！”指責父子倆都不老實。高母自私心驅使還舊事重提，侮辱麥家父子：“那老頭說你在外面大發了，吹！還要拆了我的門，吹！”“你們兩爺子，打腫臉充胖子，而且說過的話，放屁一樣，到‘死’也不認賬。”高母藐視麥家并狠心沖擊其軟肋痛處，甚至還為沒有給麥醫生之死做成“道場”賺到錢耿耿于懷，指責父子倆：“他心中……有鬼，你也跟著造反吧？”高母明目張膽地踐踏麥家父子臉面和人格，不僅盛氣凌人，而且欺人太甚！如此橫蠻無理連麥冬父母親的亡魂都被擾得很是不寧了，何況對有血有肉的麥冬！高母的強勢欺人無異于在高麥兩“冤家”關系上雪上加霜。“麥冬怒道：這……這都是你……你們逼的！”可以說，這是麥冬忍無可忍的吶喊，也是扛起“造反”大旗對高母家開始反擊的宣言！過去，高母以“門不當戶不對”打臉麥醫生，拆散兩戀人，逼迫麥醫生“兵臨城下，興師問罪”去造反。她卻閉門不出，以軟抵抗方式讓麥醫生“吃閉門羹”，輸了一局。如今，高母對麥冬數落和侮罵使其“點化”，步步緊逼使其讓父親“附體”并突然鮮活起來，成為“準父親”一樣的斗士。顯然，高母造訪麥家推進了情節的發展，促成了麥冬性格轉變。值得主意的是，作家對高母言行和表情的描寫，還形象生動地將高秋云“母親更加強勢，且性情乖張，還是那種不按常理出牌，喜歡斜刺里進攻的人”等性格特征細膩地刻畫了出來。
總之，高母對麥家的造訪促成了麥冬性格由父親塑造的逆來順受的綿羊向高母逼迫的奮起反抗的斗牛轉變。其間，還促成麥冬“又戴上口罩”繼承父親遺志，下決心在沒有“出息大”情況下也要“拆了你這……鬼門！”推進小說故事高潮水到渠成——麥冬完成了父親遺愿，強行“拆”了高家的“門”。
其實，麥冬只是學著拆遷安置人員模樣用油漆在高家門上寫上“拆”字（與拆遷人員是將“拆”字寫在墻上不同），比其父親揚言“拆門”的“吹”牛要真牛一點，但是，除侮辱性地對高家造成一定心理傷害外，也沒有多大的實質損害，他只是爭到了“畫餅充饑”的滿足，一種精神勝利的安慰。無疑，如此損人不利己的行為肯定是卑鄙下流的勾當，為人們所不齒，為社會所不容，在審美意義上是丑陋不堪的。難怪麥冬以偽裝來掩人耳目，還是害怕口罩下的丑惡嘴臉暴露，害怕棒打鴛鴦扭曲的骯臟靈魂出竅，但結果只能是欲蓋彌彰。平心而論，以牙還牙，冤冤相報，麥冬無所顧忌地強行報復高家，何嘗不是上演的另一出人與人之間交惡的悲劇。筆者認為，麥冬對高家“拆門”成功爭得“精神勝利”，反倒顯現出其悲劇性命運的幾縷斑駁喜劇色彩，令人啼笑皆非之后便是扼腕嘆息。
作者：陳沛林，筆名葉綠素，曾在《中國教育報》《四川日報》《四川工人日報》《新聞界》《銀幕內外》《影視論壇》《文化月刊》《川中文學》和云南《影迷報》等報刊發表過多篇不同樣式的文學作品，有作品入選走向新世紀叢書之《綠色眷戀》。曾為船山區作協副主席，現為四川省文藝評論家協會會員、遂寧市文藝評論家協會會員、中國報道中文網欄目主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