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公嘉禾故事發生在三千年前西周初年。《尚書》“金滕”、“蔡仲之命”等篇記載，武王逝后，成王尚未成年，周公攝政與管叔、蔡叔和霍叔兄弟失和，從而引發了西周歷史上著名的“三監之亂”。周公東征期間，唐叔虞封國內出現異畝同穎之嘉禾，于是把象征和同之象的嘉禾獻給了成王。成王認為嘉禾現世是周公之德所致，又命唐叔虞把嘉禾饋贈尚在東土平叛的叔父周公。周公被侄兒孝賢之舉感動，作《嘉禾》詩篇回饋，以表自己的忠心和叔侄同心。《嘉禾》篇正文已佚，《尚書》僅存序。另據《尚書大傳·嘉禾篇》說，“成王時有苗異莖而生，同為一穗，其大盈車，長幾充箱人。有上之者，王召周公而問之。公曰：三苗為一穗，天下其和為一”。該文流傳同樣突出了嘉禾故事最為核心的要素——“天下和”。這樣一種思想流傳到后世，對中國歷代歷朝德政和傳統家風建設都有深遠影響。唐代禮部侍郎常袞曾作文贊頌：“王者道洽則靈芝生，天下和一則嘉禾應。”
 

       一、周公嘉禾故事發生背景：周公東征駐師寧陽周公臺
 

       關于周公嘉禾故事的歷史記載，最早來自《尚書·周書》中兩篇佚文的序。其中《歸禾》序說：“唐叔得禾，異畝同穎，獻諸天子。王命唐叔歸周公于東”；《嘉禾》序說：“周公既得命禾，旅天子之命，作《嘉禾》。”對其故事的解讀，初見近千年后的西漢王朝，孔安國整理古文尚書認為：“唐叔，成王母弟，食邑內得異禾也……禾各生一壟而合為一穗。異畝同穎，天下和同之象，周公之德所致。”其后，從學孔傳尚書的司馬遷結合當時留存的文獻，進一步考證出嘉禾故事的發生地點和具體細節。分別是《史記·周本紀》：“晉唐叔得嘉谷，獻之成王，成王以歸周公于兵所。周公受禾東土，旅天子之命”；《史記·魯周公世家》：“天降祉福，唐叔得禾，異母同穎，獻之成王，成王命唐叔以餽周公于東土，作餽禾。周公既受命禾，嘉天子命，作嘉禾”。以上記載說明，周公嘉禾故事發生在周公東征途中的“東土兵所”。

        那么這個東土兵所到底在哪里呢？我們根據實地考察和當地傳說，結合《左傳》、《寧陽縣志》等文獻及李學勤著《夏商周文明研究》的考證，認為周公接受成王饋禾的“兵所”位置就在今寧陽縣周公臺（村）遺址。依據如下。
 

       一是寧陽周公臺的地理位置，與《史記》周公授嘉禾于“東土”位置相符合。商朝時期，“東土”即是指中原地區以東的海岱地區，這個地區有很多商侯小國，周滅商后將這些小國合并封給諸侯。西周初年的“東土”主要是齊國、魯國封地。《左傳·昭公八年》載，“及武王克商，薄姑、商奄，吾東土也。薄姑齊也，商奄魯也”。又載：“因商奄之民，命以伯禽而封于少皞之虛”，杜預注：“商奄，國名也。少皞之虛，曲阜也。”奄國本為商朝東方主要的侯國，歷史上也曾多次作為都城所在地。今寧陽縣周公臺，（村）距商奄國都（曲阜）十五公里左右，自然屬于西周所謂東土之疆域。至今周公臺附近還有一條古河道羅河（現名寧陽河），縣志記載羅河由蛇眼諸泉匯集而成，周邊又是土地肥沃的平原，糧豐水足，周公選為東征滅奄屯兵之地具有合理性。現寧陽周公臺的地理位置，與《史記》周公授嘉禾于“東土”相符合。
 

        二是西周青銅器“小臣單觶”銘文記載，周公東征“在成師”即“成地”駐軍，與寧陽夏朝開始就有“成（郕、盛）”邑歷史記載相吻合。西周初建，平定“三監之亂”后，為徹底肅清殷商殘余勢力，周公親率大軍東征奄國等東夷諸國。《史記·周本記》記載：“召公保，周公為師，東伐淮夷，殘奄，遷其君薄姑”。《韓非子·說林上》也記載：“周公旦已勝殷，將攻商蓋(即商奄)，辛公甲曰：‘大難攻，小易服，不如服眾小以劫大’，乃攻九夷而商蓋服矣。”從文獻看來，東征滅商奄應是一場頗為艱苦的戰爭，周公在奄地周邊駐軍的時間不會太短。至于駐軍的具體地點，西周青銅器“小臣單觶”給出線索，即銘文中有“王后黜克商，在成師”字句，說明周公東征兵所的地理位置在“成地”這個地方。當代著名歷史學家李學勤所著《夏商周文明研究》認為，周公東征“在成師”的“成（郕、盛）”就在今寧陽東北，這一觀點與酈道元《水經注》記載“洸水上承汶水于剛縣西，又西南徑盛鄉城西。”京相番曰：剛父縣西南有盛鄉城。以上觀點與中國著名近現代歷史學家陳槃、陳夢家和楊伯俊、中國歷史地理學家譚其驤的觀點相同，夏商朝和周朝時期的“成（郕、盛）”均在寧陽東北境，《中國歷史地圖集》分不同歷史時期標注在寧陽境內，寧陽縣東莊鎮至今留存山東省重點文物保護單位“郕城故城址”。明朝《兗州府志》記載：“郕域在寧陽縣東北。”清初顧祖禹《讀史方與紀要》亦云：“成，魯地，應在寧陽東北九十里”。《春秋》隱公五年“衛師入郕”。杜預注“郕，國也，東平剛父縣有郕鄉”。臺灣著名歷史學家陳槃，在其著《春秋大事表列國爵姓及存滅表譔異·郕國》一文中考證，同意杜預、酈道元、京相番和高士奇等人郕國都近寧陽，在漢剛縣故地即郕鄉（盛鄉）城；魯郕（成、盛）邑孟孫氏封邑，在寧陽東北九十里，以近郕國都而得名。綜合寧陽周公臺，周公東征駐軍“成地”全國唯一的歷史遺存，周公東征勝利后，周公五弟叔武封于成（郕、盛），封地成（郕、盛）國都在寧陽境內歷史文獻記載，應該是十分可信的。
 

       三是寧陽周公臺《寧陽縣志》歷史記載和傳說，與《史記》周公授嘉禾“東土兵所”、周公東征駐師“成地”（寧陽）歷史記載相吻合，相互印證歷史記載都是真實的。寧陽周公臺位于寧陽縣城南關社區，當地居民稱古堆、點將臺。經調查，周公臺（村）是全國唯一以周公臺命名的村莊，也是周公東征居魯唯一留存的圣跡，因而是研究周公東征和周公嘉禾文化、魯文化以及儒家文化的重要源頭。1973年，周公臺西邊的古羅河改道施工中，曾出土商周時代陶片，證明其地層包含商周文化。至今該村還流傳著周公在點將臺帶兵打仗，期間命受嘉禾并將種子傳授給當地居民的傳說。乾隆八年重修《寧陽縣志》記載：周公臺“在縣南里許，相傳周公居東，系易于此。”咸豐二年縣知事陳紀勛，在重修《寧陽縣志》序言中寫到：“寧山百里間，在昔沐周公之化，近孔子之居，彬彬郁郁，儒風茂美。”可見周公對寧陽的影響穿越3000年光陰，古老且深遠。據《寧陽縣志》和閻氏家譜記載，明初祖父洪武三年周泰伯后裔國寶公奉昭東遷，攜家譜來臥牛山之陽，即今東疏鎮寺頭村世代居住，至今該村建有泰伯祠。到清乾隆十八年，泰伯后裔九十一世孫閻夢圖，又奉命移建泰伯祠至河套園（村）祖宅，與周公臺隔河相望，可惜此處祠廟毀于戰亂兵火。泰伯是武王和周公的伯祖父，其后裔六百多年前為何奉昭攜家譜來寧，或是不解之謎；其后為何又奉命將祭祀祖廟移建周公臺附近，是否與周公居東圣跡有關已無從考證，這至少證明周公家族與寧陽周公臺有不解之緣，血脈相連。
 

       二、周公嘉禾故事重要意義：中華民族家國情懷和家和文化的源頭
 

       周公嘉禾故事發生900年后，司馬遷在《史記·魯周公世家》和《史記·周本紀》中不惜筆墨反復講述，其根本原因在于嘉禾具有特殊象征意義。古語云，厚德之地出嘉禾，天降和瑞于圣者。成王之弟唐叔封地長出異畝同穎嘉禾，是祥瑞之兆，天下和同之象，給建立之初內憂外患的西周王朝帶來了信心。嘉禾現世在當時具有重大意義和深遠影響，是一個不可磨滅的重要歷史事件。周公東征起于周王室內部失和，武庚、商奄等殷商舊部乘機叛亂。在篤信天命的時代，天降和瑞，無異于一道停戰詔書，于是嘉禾故事在周公東征平亂中，就起到了“內和父兄，外撫諸侯”的作用。隨著周公和成王嘉禾故事的傳頌，自然消除了周公和成王叔侄不和的謠言，咸和了周王室，并昭告天下，殷商遺民要順從天意，歸順周王朝。這株象征叔侄同心平天下的嘉禾，聚合了天下人心，為奪取東征勝利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從歷史影響來看，周公嘉禾故事集中體現了中華民族家國同源及家和天下的思想。一是唐叔獻禾成王彰顯兄弟親和，表明治理國家成功，沒有辜負成王厚望；二是成王饋禾周公明孝謙之德，感恩叔父周公勤勞王家，借此鼓舞東征士氣。成王把本該天子擁有的嘉禾，賞賜給為家國盡忠出征的叔叔周公，既表達了感恩之情，又利用嘉禾和瑞的象征性，彌合了叔侄間的隔閡猜疑。《尚書》記載，周公受禾后，嘉天子命作《嘉禾》，明君臣忠誠之意，表叔侄家國之情。就是說盡管三監之亂流言叔侄不和，但是周公卻在東征滅奄的軍營周公臺，接受成王饋禾并寫下千古絕唱《嘉禾》，昭示自己決不辜負亡兄武王重托，一定輔佑成王實現周王朝統一大業。周公和成王叔侄同心平天下的嘉禾故事，從此彪炳中華史冊，千年傳頌，生生不息。兩千年后的宋朝詩人李昂英作《酌別張子元》詩云：“江亭揮別酒，謔笑關機警。景文兄弟情，畝異禾同穎。日邊多便驛，頻書來越嶺。”就是借異畝合穎之嘉禾，表達與張子元兄弟同心相敬的深厚友誼，其受周公嘉禾故事影響之深可見一斑。


 

       三、周公嘉禾文化核心價值：集中體現了周公治國的德和思想
 

       西周初年，唐叔虞為什么要獻禾于成王？周成王為什么贈嘉禾給周公？周公又為什么要作《嘉禾》？要理解這一經典故事的深刻內涵，體會其在今天的時代價值，應從嘉禾文化的源起和漫長的歷史積淀過程中去尋找答案。
 

       從文字學來看，禾亦是和。在遠古時代人們靠天吃飯，只有風調雨順的年份，莊稼才能結出豐碩的果實，先民們才有寶貴的活命糧食。因此，“禾”在先民的心目中具有至高無上的地位。許慎的《說文解字》解釋，禾與和音同義通。禾字甲骨文寫作，像垂穗的莊稼，木形代表植物，植物末梢上下垂的是穗子。其釋義：“禾，嘉谷也。二月始生，八月而孰，得時之中，故謂之禾。”而和字在《說文解字》的釋義為:“和，相應也。從口，禾聲。”“口”中有“禾”，人有飯吃，社會就能安定，所以“和”代表著和諧。考古發現，河南安陽出土的甲骨刻辭中有300條“卜禾”記錄，反映出先民們祈求祖先保佑風調雨順、五谷豐登的文化信仰。《逸周書·商誓》中也有類似記載;“在商先誓王，祀上帝，亦惟我后稷之元谷，用告和，和胥飲食。”“和”最早的意蘊指自然界風調雨順，莊稼茁壯成長的和諧狀態。到商周時代，卜禾、告和一脈相承，“卜禾”成為中華民族和文化的基因和根脈。
 

       從文化學來看，嘉禾亦德和。嘉禾，禾中奇異者，異莖合穎或一莖多穗。古人認為，嘉禾是祥瑞之兆，和同之象。《孫氏瑞應圖》云：“嘉禾五谷之長，盛德之精也”。在農耕文明時代，嘉禾一直是先民崇拜和期盼的圣物。五谷豐登有禾，就有飯吃和衣穿，就能實現人與自然及社會的和諧相處，天下就能和同太平，人們就能過上安定美好的生活。嘉禾從遠古走來，千百年來世間流傳著許多美麗的嘉禾故事。現今湖南省嘉禾縣的縣名，就來自神農在五峰山拾嘉谷教農以耕的傳說。還有神農在今山西高平市羊頭山，見丹雀銜九穗禾落而拾之，教民植田，食者老而不死等故事，都表達了先民對美好生活的向往和謳歌。
 

        到了西周成王和周公時代，嘉禾有了更為豐富的文化內涵和政治倫理價值。此時它不僅是天下黎民生存不可或缺的生命之物，更是王者盛德善政結出的碩果，是儒家天人合一理念的集中體現。《尚書大傳·嘉禾》是關于“嘉禾天下和”理念最早的文獻，詳細記載了周公和成王對嘉禾的論述。“成王時有苗異莖而生，同為一穗，其大盈車，長幾充箱，人有上之者。王召周公而問之，公曰：‘三苗為一穗，天下其和為一乎。’果有越裳氏重譯而來。三苗貫葉，而生子為一穗，周公曰和氣所生，以獻于文王之廟。”周公認為，三苗生子為一穗的嘉禾，是和氣所生，是天下和同為一之象。由此體現出周公治國理念中，重“德”貴“和”的思想核心，這或許就是嘉禾故事的歷史價值和傳世久遠的深層原因。經過千百年的實踐和傳頌，嘉禾承載的德和天下理念愈加深入人心，其倫理價值尤為后世明君圣賢所推崇。如三國時代著名詩人曹植，在《嘉禾謳》詩中詠頌周公嘉禾，表達了對魏國太平盛世的期待和贊美之意。文曰：“猗猗嘉禾，惟谷之精。其洪盈箱，協穗殊莖。昔生周朝，今植魏庭。獻之廟堂，以昭厥靈。《宋書·符瑞志》關于嘉禾德治內涵的闡述更加明確：“嘉禾五谷之長，王者德盛，則二苗共秀。于周德，三苗共穗；于商德，同本異穟；于夏德，異本同秀。”《孝經·援神契》說：“德下至地，則嘉禾生。”周公嘉禾的出現既有歷史偶然性，也是歷史的必然。當初周公始祖后稷，教民耕種不藏私、永奉公的品德，深受百姓的愛戴，被尊為農神。嘉禾文化肇始于西周，與周族發達的農耕文明密不可分。
 

       在嘉禾思想形成以后，周公結合西周初年的國家治理實際，將“德”與“和”統一起來，繼而凝練出更為宏大的德和思想。周公是中國第一個系統提出以德治國的政治家，他所建立的家國一體的宗法制度和禮樂制度，就充分體現了德和思想的重大理論和實踐價值。周公認為，殷朝亡國的根本原因在于殷紂王不敬德，不修德。周王朝基業要長盛不衰，關鍵是天子要有“德”，因為“皇天無親，惟德是輔”（見《左傳·僖公五年》）。他深刻總結了夏商周興亡的經驗教訓，以身作則，教育成王、伯禽和康叔等天子諸侯，要“敬德保民”、“明德慎罰”，順民心，和萬民，江山才能永固。為做好宣教，他寫下了一系列著名篇章，如《嘉禾》、《無逸》、《誡伯禽書》和《康誥》、《酒誥》、《蟋蟀》等修身治國良訓，惠澤萬世，開創了中華傳統家訓的先河。同時，周公制禮作樂，以禮化人，并把“德”引入禮，提出“禮至不爭”，“樂至不怨”，發揮禮樂教化功能，就此開啟了中華民族“禮之用，和為貴”文明時代。周公還非常重視家庭和睦和社會和諧，他告誡四方諸侯和殷商舊臣，“爾室不睦，爾惟和哉”（《尚書·多方》），意思是家庭不和睦，天下怎么能和諧。周公東征平息東夷諸國叛亂后，將殷商舊部叛亂分子遷居到洛陽和薄姑等地，沒有采取極端殘暴的處置方式。此舉贏得了天下人心，使商人與周人走向和解，社會從此更加安定和諧。可以說，周公德和思想成就了周王朝八百年基業。隨后出現的成康盛世，周朝境內四十年不用刑法，天下太平，百姓安居樂業，稱的上中華民族千年一遇的美好時代。傳奇嘉禾故事，咸和天下，承載著周公德和思想，澤被后世。周公嘉禾故事歷經3000多年的傳頌，已隨同嘉禾的種子在中華大地生根發芽，成為倡導“家和萬事興”“和為貴”的儒學思想源頭，堪稱一顆璀璨的中華家和家風遺世明珠。
 

      弘揚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是習近平總書記新時代家風建設的重要內容。他強調，“家庭的前途命運同國家和民族的前途命運緊密相連；不論時代發生多大變化，我們都要重視家庭建設，注重家庭，注重家教，注重家風。使千千萬萬個家庭成為國家發展、民族進步，社會和諧的重要基點”。愿千年周公嘉禾家風，德潤中華、和達天下的優秀思想內涵，能融入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夢的征程中，為推進人類命運共同體，建設地球和諧美好家園，提供無窮動力和磅礴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