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盛可以的出版人、北京十月文藝出版社總編輯韓敬群看來，這個湘妹子有兩副筆墨，第一種出現在《北妹》和《野蠻生長》中，波俏、爽脆，讀來潑辣痛快，很容易看出她是一位有力道、有鋒芒的作家；另一種風格則以《道德頌》為代表，訴諸理性。

雖說盛可以的文字凌厲，但她一眼看去，卻是個柔弱秀麗的瀟湘女子。她畫得一手好畫，畫面色調明亮，充滿靈氣，她將自己在小說中隱藏著的人性的溫暖亮色，在繪畫中淋漓盡致地進行了展現，并在2015年年初，在京舉辦了個人畫展，莫言題寫主題“野蠻生長——盛可以的人文畫境”。

人們通常說盛可以以敏銳觀察和冷酷書寫著稱，還有的說她下筆“兇猛”，但在記者的采訪中，她說自己不喜歡“兇猛”這個詞，她是在“用一根銀針準確地刺進生活的內部，以及人性的穴位，于是，真實的站立，虛假的坍塌。因為，在虛假和偽善的人間，她不去審那樣粉飾畸形的美”。

記者：你做過文秘，當過宣傳干事，1994年曾移居深圳，2002年開始小說創作，2013年4月自學畫畫，2013年被《紐約時報》稱為“冉冉升起的文壇新星”，你的成長充滿野蠻色彩。開始創作時的故事和經歷，可以分享一下嗎？當作品遭遇困境的時候，你又是怎么把握尺度，寫下一部的呢？那段日子，是你最艱難的寫作坎坷嗎？

盛可以：被《紐約時報》報道應該是在2012年或更早。我出版了七部長篇小說，三部中短篇小說集，一本圖文畫冊。關于野蠻成長，應該是說像荒野中的樹苗，在自然風雨中長大，不知道會長成什么樣，可以肯定的是，它有持續堅韌的生命力。

每一部作品我在寫作時的狀態都不一樣。當時的心情、環境、生活、社會背景都會對寫作產生影響。有過畏手畏腳的寫作經驗，也有過肆無忌憚的我行我素。最終明白，寫作藝術，不是有勇無謀的魯莽，不是噴射耀眼的才華，而是節制、控制以及引流的藝術。寫作最坎坷，最艱難，也是紙上的事兒。生活比寫作難多了。

記者：我認為70后作家特別關注宏大敘事，會在故事中傾注諸多對社會和歷史的評判，這樣有負重感的寫作和批評，是你追求的寫作之美嗎？

盛可以：我不認為我在搞宏大敘事，我沒想搞，也搞不了。我寫的是小人物，最卑微的群體，掙扎在貧困線上的人群，為了活得好一點兒，在人世間作痛苦地抽搐。宏大的是時間。時間像曠野。人物就像撒向曠野的稗籽。《野蠻生長》中李氏家族的爺爺活了整整一百年，也不過是棵長壽的稗草。我不刻意追求寫作之美，我喜歡真多于美，喜歡觀察陰影多于欣賞陽光。

記者：你認為好的小說，好的小說家，應該具備怎樣的素質和品格？

盛可以：好的小說家就是寫出好小說的小說家。好的小說，是不斷被人從圖書館書架上取下來的小說。

記者：像70后作家徐則臣說他寫小說是為了解決問題，你呢？又是什么促使你成為犀利的盛可以而不是別的風格的你？

盛可以：這是一件不可捉摸的事情，不同心境下甚至可以有完全不同的答案。旅行的時候，我特別討厭走大路，不喜歡在某塊刻字的石頭前留影。吸引我的，是那種若有若無的荒徑。有一次就是因為這樣，我在張家界的山里迷了路。天煞黑時，喇叭喊最后一班纜車就要離山，我開始狂奔起來。聽說山里有虎狼，不知真假。

記者：你說過不喜歡對寫作進行再解釋，是因為讀者對你的誤讀嗎？但我想，讀者們和創作者們都很喜歡看創作談以及文論之類的文章，還希望你能多寫寫。

盛可以：我這么說的時候，一定是因為我在寫新的作品。我進入新的作品的時候，不喜歡溜出來，又鉆到舊的作品中去打撈一番，煞有介事。我佩服理論文章寫得漂亮、闡釋自己作品比任何人更到位的作家。按道理，作家是應該比別人更了解自己的創作動機與故事寓意，但我常常從讀者的讀后感中發現，他們理解的更深入，且合情理。這樣的讀者是珍貴的，因為他們懂你。

記者：大家公認你是一個有良知的作家，多部作品都寫現實中國困境和處境，你的寫作，是從哪里汲取營養的？有誰深刻影響了你嗎？你是一個悲觀主義者嗎？

盛可以：我生長在窮鄉村。如果貧窮無助也是一種肥料的話，我倒是得此滋養，當了作家，注定要在困苦落后、民不聊生的灰色底子上寫字，提起筆，故鄉的人物自然就跳到了紙上。也就是說，在寫作之前，就形成的一種感情態度，可能是今后永遠無法超越和掙脫的。如果說關注現實困境是悲觀，那么歌功頌德就是樂觀了。悲觀和樂觀的區別很明顯，一種是醒著，一種是睡著。

記者：你的小說一直在探討如何生存和生活，你認為理想中的生命應該是怎樣的狀態？你自己做到了嗎？

盛可以：理想的生命應該是一棵野外的樹，不會有人拿剪子將它修成各種形狀，裝飾門庭。現在很多農村也栽綠化，也剪剪修修，也栽在缽子里。想一想，缽子外面，到處都是泥巴地呢。真是別扭。我沒有多余的枝丫可剪，因為我沒那么多繁枝贅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