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伯河先生是知名教育專家和文史學者，近年因來省城濟南就職某高校，得不時相見，并于去冬約以為所整理《孫光祀集》作序。不久清樣至，歲暮冬寒，泉河冷落，霧霾鎖城，遂十數日少出門，斷續讀之，乃嘆為好書。清人李應廌《序》所謂“高文典冊，海涵地負，天晶日明，蓋出入于東西漢之間，而魏晉清言、齊梁勝致，亦兼有之，取材博而豎論雄……風流蘊藉，可與斯世并傳不朽者”，誠非虛譽。而此書問世三百年后經魏先生整理由齊魯書社首次出版，既有功于作者，又是對當今學術文化建設的有益貢獻。我既有幸得先讀受其教益，更樂見其廣為流行，又承魏先生之錯愛，不便推辭，而有關本書的作者、成集、流傳與評價等，前人序跋與魏先生《前言》等已有很好的說明或研究，不當再述，乃書一讀之淺見如下。
       孫光祀（1614—1698），字溯玉，號怍庭。清初重要官員、文學家。平陰縣（今屬山東濟南）孫官莊人。出仕后遷至濟南歷城（今山東濟南市歷城區）姚家莊。明崇禎十五年壬午（1642）舉人，順治十二年乙未（1655）進士，選庶吉士。翌年授禮科給事中。歷仕順治、康熙兩朝，累官至兵部右侍郎加四級，贈光祿大夫。前后在朝二十余年，以直言敢諫著稱于時。致仕后為善鄉里。一生著作豐富，書法亦享盛譽，濟南趵突泉立有其詩碑保存至今。
     《孫光祀集》原本孫光祀撰《膽余軒集》（或作《膽余集》）。魏伯河先生據以厘定為上、下編，撰以《前言》，并附錄佚文若干和有關研究資料，包括魏先生有關孫光祀的研究文章，改題曰《孫光祀集》，實際迄今所知孫光祀的存世著作和有關研究資料都在此一書，而今題更有便于文以人傳和人以文傳。作者九泉有知，當亦樂從之。
       然而“膽余”者，謂“臥薪嘗膽”之“余”。《前言》中已有考證，甚是。但是此書原本《四庫全書總目》著錄作《澹余集》之誤還略可進一步說明。這一是有作者自署和友人序跋均作《膽余軒集》或《膽余集》為證；二是以常理而言，此集之前身《膽余雜著》初成于孫光祀父兄死難一家險遭貪官蠹吏勾結滅門后的數年，正痛定思痛，還不大可能有什么“澹余”；三是孫光祀的山東同鄉兼同年，曾任貴州巡撫的曹申吉（1635—1680），字錫余，別號澹余，且著有《澹余集》。孫光祀當不會用友人之別號與書名為自己的書名。所以，誠如《前言》所考證，《膽余軒集》或《膽余集》確為此書初成時之正名。至于作者晚年增廣后刊刻仍用此書名，則可見作者于當年所遭家難的“憤懣之極思”（《膽余雜著自敘》）仍耿耿于懷。而《孫光祀集》實生于憂患之中，與所謂“大抵圣賢發憤之所為作”（《史記·太史公自序》）同一流類。其為高文典冊，意趣淵雅，題旨凝重，在所必然。這或不為一般讀者所喜好，所以此書問世三百多年后才得第一次整理出版。但自古文章的價值，本來首在其為“經國之大業，不朽之盛事”（曹丕《典論·論文》。而當今改革之大潮再起，此書之出，可謂風云際會。不僅當今那些“心靈雞湯”式的注水勾兌之作無可望其項背，而且與古人“《毛穎》、《羅文》、《睡鄉》、《醉鄉》閑放自恣之流判然異趣，是又可于文字得先生之經濟者矣”（汪灝《序》）。唯是“先生立言最富，茲集只十之一二耳”（李應廌《序》），所以本書雖收錄原本《膽余軒集》全部詩文又有整理者搜集附錄了若干佚文，但是看來仍不足孫氏一生著作之半璧，而“膽余”之《集》又成散余之《集》。這在愈顯此次整理出版之必要和及時的同時，也可見書之行世，總有它特殊的命運。讀者諸君于可惜之余，相信此本正是孫氏著作的精華可也！
      《孫光祀集》分上、下編。上編《文集》主要為科舉程墨、奏疏表啟、序說碑傳以及祭文雜著等，多屬經世致用之作，是作者政治主張與經驗的記載。作者為朝臣二十余年，內閣六部中除工部之外，先后但任過吏、戶、禮、刑、兵五部的都給事中，又曾任太常寺卿以至兵部右侍郎等大小十余種官職，是一位久在廊廟之中精通治道的封建政治家，《文集》則是他一生經世致用、應人及物的精華之作。這部分作品，誠如汪灝《序》所說：“按班而求，評史、說經、發策、著論，其有得于六經之旨者，皆可共見；即細及一札一跋，不維系世道，則諷喻人心，……是又可于文字得先生之經濟者矣。”
       汪《序》所謂“經濟”非如今與政治、文化等并提的“經濟”，而是指“經世濟民”，即《論語》中子貢所稱的“博施于民而能濟眾”（《雍也》），包括了古代政治、經濟、文化等治國安邦、施政臨民的方方面面。如《文集》中《報主思恩等事疏》六道，分別涉及選官用人、精兵省餉、罰款歸公、衙門糾風以及制止橫征暴斂搜刮民財等，都與當時政治和歷代政權難免的腐敗密切相關。這類文章敢于直言揭露真相，大膽給出治理的建議，誠是當時皇權政治下“反腐敗”的銳利檄文。這些奏疏的上達正當清初順治皇帝銳意于新政，所以都能給予認可批轉部議或直接實行，對清初政治秩序的建立與整肅應是起到了一定促進作用。
        與上述奏疏反貪腐的內容相表里，孫光祀《文集》中大量傳論人物之作則又多于顯揚其道德、政事、文章之外，突出表彰人物居官清廉，去官不干預政事。有些記載或不免有溢美之辭，但以作者曾飽受貪官蠹吏迫害的經歷，不大可能為真正的貪官貼金，所以可信其所傳以上諸位確為清官。而以孫光祀一人所交并所傳寫清官就能有如許多人，可知其時清官不會是個別的現象，而是政治上一股較為強勁的“正能量”。清朝順、康之際政治能啟長達百年的“康乾盛世”，乃至以一少數民族政權而能有所謂“三百年”天下，原因當即在于朝中正人君子尚多。否則如蒙元之朝無官不貪，無政不腐，數十年玩完，而被毛澤東譏為“成吉思汗，只識彎弓謝大雕”（《沁園春·雪》），豈不是一個歷史的笑話！因此，孫光祀奏議有關反貪治腐的主張與經驗以及為官清廉，去官不干預政事的提倡與告誡，都值得今天讀者認真思考。
       下編《詩集》收詩近三百首，皆親友贈答與平居詠懷之作。題材內容有不少與《文集》所涉“經濟”密切相關，如《送邑令閻鄴侯歸里》慨嘆亂世民生之苦：“慨自勝國末，寇荒兩相倚。浸尋二十年，遺民遍瘡痏。兼之苦上官，誅求靡所底。尪嬴供朘削，凋瘵何以起。”《送包我登邑宰解任旋里》寫縣令包我登因清廉而不能討上司喜歡：“忍貧若相習，三載一空囊。以此事上官，豈不甚荒唐？”結果被免職，而作者嘆曰：“但惜賢令去，后者誰齊芳？廉吏不可為，念之徒心傷。”這類詩見出與《文集》一以貫之的反貪倡廉精神，但對于只能依靠皇帝反腐的現實效果與前景感到了失望，也是發人深省的。
        與《文集》多載道言政之作相比，下編《詩集》多交游紀事抒情之作，主要展現了作者宦海浮沉交友處事的內心生活，而無不醇厚優雅，關切備至，真情流注，往往感人至深。如《送魯山令王惠疇年兄》開篇云：“年來風氣異，為令苦多艱。上官迫相督，那容不作奸。窮黎枯見骨，蕭颯滿塵寰”，對赴任友人的處境感同身受；《送賈睹先文學旋里四首》之二云：“共學十年久，同心千里來。……相看憐契闊，握手且徘徊。”對一位會試連戰皆北的老同學表示了真摯的友好與關懷。此外，作者為濟南人，自平陰移居歷下，《詩集》中有不少寫濟南平陰、歷下山水風物的作品，如畫如見，風味雋永之外，還可資考證，以見清初濟南古貌之一斑。
       總之，孫光祀是我國古代士人所崇尚讀書做官人生的一位成功者，一位道德、政事、文章都有頗高造詣的山左先賢，《孫光祀集》有多方面的歷史與藝術價值。而魏伯河先生的整理亦甚得體，甚見功力。多種附錄，特別是有關研究文章，與原作珠聯璧合，是迄今有關孫光祀著作與研究的完備資料。因此，這部書的整理出版，可以使當今讀者能夠更方便地接近這位清代政治家和詩人的光輝人生，汲取古代政治、社會、人生與文學藝術的寶貴經驗，領略他作為古代一位讀書做官成功人士的道與術、學與思及其獨特的人格魅力，以輔助成就自己美好的人生，為社會發展做出應有的貢獻。我得先讀為快，更以此書將受到更多讀者的關注研究嘉惠學林、有益于天下為快，故敢獻以上初讀之淺見為序，拋磚引玉，并祝賀此書的出版。
        

             二〇一四年二月二十三日于泉城歷下

  （杜貴晨，山東師范大學文學院教授，專業中國古代文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