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在北戴河中國創作中心，記者與暑期在此安靜讀書寫作避暑的著名作家王蒙先生見面。自稱“80”后的王蒙先生，著淺紅色的T恤，謙和的笑容，敘談他晚年筆耕不輟和豐富的生活。他仍然保持著旺盛的創作狀態，每天上午堅持寫作四小時，基本每天要寫兩千來字。

王蒙先生新近出版的現實主義小說集《奇葩奇葩處處哀》，就是他年逾八旬創作的新作，被譽為“耄耋之年五味俱全的時鮮新作”，“向讀者打開經他辣手妙繪的一幅最新中國俗世風情圖”，引起讀者廣泛關注。

1 關于新作：不是嘲笑的，是悲天憫人的

今年81歲的王蒙，可謂中國文壇的“常青樹”，一直在推出新書，比如《王蒙自傳》先后出版三部：《半生多事》《大塊文章》《九命七羊》，后來將三部書綜合補充新的材料出版《一輩子的活法》，發行也很大。2010年底，還因為新書出版熱銷、版稅不菲而被網絡列入“中國富豪榜”前列。他是同時代的作家中產量高、最活躍的作家之一。

新作《奇葩奇葩處處哀》這部關于晚年喪偶再婚老年人生活的現實主義小說集，有荒謬的場景、世俗的情懷、呆癡的窘相、緣木求魚南轅北轍直至匪夷所思的情節。網上關于小說集的留言評價有好幾十頁，有對小說題材的評點，有對小說精妙語言的贊嘆，也有對小說中透出的人生哲學的激賞。“有評論者提出，作家年輕和壯年的時候，與社會廣泛接觸，寫作資源豐富，進入晚年后，與社會生活有些隔離，寫作資源匱乏，很難再寫出中長篇小說，而你近年還在堅持小說創作，如何應對小說素材的枯竭問題？”記者向王蒙先生提出了疑問。

對此，王蒙覺得，每個作家的情況不一樣，身體的狀況、精神情緒狀態、生活的方式都不一樣。“我從年齡來說也進入了比較老的階段，但是我有所參與有所結交，事情還是非常之多，每年都會去很多的地方，不是宅在家里做寓公……”他屈指一數，今年他就先后去過井岡山、南昌、新疆、杭州、南京、河北，很快還會去吉林等地，他還有很多地方要走，也還要與各式各樣的人和朋友有所接觸。這些生活見聞就成了他觀察生活的一個窗口，也成了他創作《奇葩奇葩處處哀》的素材。　

有讀者說，看了王蒙先生最近出版的這部小說集，覺得“個中依稀有作者的身影，似與不似，有與沒有，其實是給了你一個任性回味遐思的空間”。王蒙不隱諱地說，作家寫什么東西都會有自己的影子，就是寫一個小偷、妓女肯定也會有自己的見聞、自己的某些想法，寫的小說有自己的影子，但是寫的那些經歷與自己毫不相干，小說里面老年喪偶后擇偶時碰到的那些人物，有的來自聽聞，有的來自自己生活中的接觸，跟這些事件毫無關系，但是他確實碰到過一些堪稱奇葩的女性，更重要的是在小說里他自己的一些悲憫和理解。他一開始對于這些聽聞的“奇葩”并不想寫，好像人一老了找對象碰到一些稀奇古怪的事情，不是好事情。但是在寫作的過程中，他越寫越對那些“奇葩”有了理解和寬容，讀者也會感受到，小說中盡管很多情節很可笑，但是并不是一個嘲笑的小說，而是一個悲天憫人的小說。社會背景、時間的滄桑與性別三個元素糾結在一起，形成了一幅人生的奇觀。

2 關于“奇葩”：非貶而贊，為“奇葩”正名

王蒙先生認為，他多少還為“奇葩”正名了。“‘奇葩’本是含稱贊的褒義詞，是一朵非同凡響的花，一朵非常好的花。而在網絡上卻演變成了罵人的話，匪夷所思、不合情理、胡作非為等等意思。”在王蒙心目中，小說集中另外三個短篇的重要性并不亞于《奇葩奇葩處處哀》，另外三篇是《杏語》、《仉仉》、《我愿乘風登上藍色的月亮》。這四篇小說都是在2014年4月至2015年元月，9個月之內寫成的，他的這種旺盛的創作狀態讓他自己也感到驚異。

讀者對王蒙語言的精妙有不少評價，比如“小說的標題中有個‘哀’字，其實從作者幽默的語言敘述中，這‘哀’看來卻是笑開懷，笑中還帶著淚”。對此，王蒙回應，這部作品和以前的語言沒有什么不同，只是各種新鮮詞匯自己都能接受。他的作品中時尚的字眼、時尚的知識、時尚的生活很多，他一直在網絡上瀏覽新聞，對一些網絡上著名的事件和流行的詞匯也有所了解。他強調自己從沒有隔斷過與生活的聯系，接觸的人依然很多，比如與新疆的農民一直還有來往，用維語通信，托他辦事，說說那里的生活，托他找大夫找藥。他與各級官員有交往，與鄉鎮干部都有接觸。與小孩也有接觸，他的孫子都二三十歲了，他們都有生活的面，互相有很多交流。他覺得自己的年歲雖然大了，聽力、視力也有所下降，但是自己的興趣比較廣泛，也習慣在網上沖浪。有些80、90后作家的作品也接觸、翻閱過一些，像笛安、張悅然、上海的年輕人甫越輝、北京的文珍等的作品他都讀過，有的還有微信聯系，各種段子，好的壞的、各種造謠的他也收到過。他可以和很多人交流，包括做生意的、當官的，這些豐富了自己的晚年生活，也是創作題材的源泉。

3 關于學語言：會維語、英語的語言大師

王蒙先生被稱為“語言大師”，他一直在努力學習其他語言。2004年1月，王蒙先生應約在長沙晚報刊發《王蒙談語言藝術》系列專欄，刊發了《語言是把雙刃劍》、《語言的陷阱》、《語言的貶值》等。談及這個專欄的寫作背景，鉤沉起王蒙先生對自己以往努力學習多種語言的回憶。他說自己的寫作沒有非常明確的計劃，一般寫散文的時候都是比較放松的，對自己熟悉的某些事情或者做一個記錄，或者發一些感慨。“語言當然也是我最有興趣的事情，包括一些時尚語言，包括一些古文，我走哪都帶著各種字典、詞典，喜歡查一些字。另外，我也喜歡盡我的力量，學習一些其他的語言。”

王蒙曾在新疆待了16年，學會了講和閱讀維吾爾族語言，一種完全不同的語系，阿爾泰語系、突厥語族。改革開放以來他也一直熱心于自學英語，也達到一定的程度，可以交流，寫好了稿也可以在大會上用英語講話。這可以說是一種興趣。

“另外，語言對我來說也可以是一種生活，是生活的一部分，是對生活的認識。我有一個體會，人對世界的認識，離不開對世界的命名。你把所接觸的對象，取一個名字。當然我也看到了，西方一個學派認為，語言反過來會對人類有所控制，人被語言所控制。這種現象西方學者講起來理論非常復雜。”而在王蒙先生看來，這非常簡單，一點都不復雜：中國的語言講“守節”，就把中國女性捆綁、迫害了幾千年，所以魯迅寫了《我之節烈觀》。另外像孔子對正名的重視，也就是命名決定了對世界的認識，決定了政策……類似的事情，他想到了什么隨便寫出來，就沒有想寫成系列，也沒有想到要成為專家什么的。

記者｜奉榮梅

選編自《長沙晚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