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定浩
我所理解的村上春樹及其他
導語：2015年諾貝爾文學獎公布了，日本作家村上春樹再一次在入圍賠率榜優(yōu)勢排名的情況下鎩羽而歸，似乎村上的命運注定只能陪跑。然而不可否認的是，村上的讀者數(shù)量一定是令一眾諾獎得主都望塵莫及的。不過評論人張定浩卻以為，一個人之所以會持續(xù)地追讀村上春樹，多半是在人生比較死氣沉沉的時期。村上不是復雜的作家，他的小說太過重復，永遠書寫略嫌沮喪的人生，并永遠讓女性充當男主人公的慰藉，所以廣大文藝男中青年可以在村上的自艾自憐中找到了最好的安慰和最完美的生活形態(tài)。村上承認自己的這種死氣，并替所有人坦然接受。但村上并不至于惹人厭惡，因為他有更多的可愛與優(yōu)秀之處，只不過是在小說之外。
我大概是從《海邊的卡夫卡》開始，就不再追讀村上春樹的作品，原因也說不清楚，當然偶爾還留意，比如說動靜很大的《1Q84》三部曲也會找來翻翻，讀了一本半，沒有讀下去；《爵士樂群英譜2》看完后，也只覺得畫得有趣，完全沒有看像第一部時那樣，一邊看一邊四處找他提到的爵士樂唱片，迷chatbaker的嗓音和鋼琴迷到不行；《沒有色彩的多崎作和他的巡禮之年》自己第一時間買了，至今塑封沒拆……現(xiàn)在想來，或許這便是厭倦，就像聽一個其實不太會講笑話的人反復說同樣的笑話，我們聽的人已經覺得不好笑了，可是他說著說著依舊還能自己忍不住先笑起來，對小說家而言，這不能不說也是一種很可欽佩的能力。
有時我又想，一個人之所以會翻開村上春樹的書，不知不覺就一頁頁讀下去，繼而一本一本去搜羅，多半是在他人生比較死氣沉沉的時期。工作也好、愛情也好，總之一塌糊涂的時期。我24歲前后就是如此情況。如同午后厚厚天鵝絨窗簾內的寧靜，本來或許也很享受，但因為正處于24歲騷動不安的年紀，這寧靜才蛻變成死氣，才愈發(fā)使人覺得空蕩、心煩意亂，恨不得撕碎窗簾打破窗戶一跳了事。
扁平與死氣的村上春樹小說
村上的好處就在于，他承認這種死氣，并替你坦然接受。早在其出道之作《且聽風吟》中，他就曾借虛擬作家哈特費爾德之口說道：“我向這房間中至為神圣的書籍、即按字母順序排列編印的電話號碼簿發(fā)誓：說真話，我只說真話——人生是空的。”但正因為其空，他的主人公們才更可以放心享受生活。霏霏細雨或漫漫大雪永遠是窗外的布景，他們固執(zhí)地坐在窗內，深陷在咖啡的香氣和音樂的柔曼中。這是一種深到骨髓又不知具體為何物，徒然在自我營造的孤獨世界審視內心空洞的絕望。
“不是對誰都這么，”初說，“因為是你。并非對誰都親切。我的人生實在太有限了，不可能對誰都親切。假如不太有限，我想我會為你做很多很多。但不是這樣。”這是《國境以南，太陽以西》里面主人公最熱烈的表白。卻是以太多否定詞的面目出現(xiàn)。也許，我們的人生，對于否定的信心總是更足一點罷。
也因為此，我對村上其實曾經有蠻多的好感，但對僅僅因為《挪威的森林》就熱烈喜歡或熱烈討厭他的讀者沒有好感，如果是在我身邊的朋友如是談論，我會建議他們去讀一下《世界盡頭和冷酷仙境》，還有《奇鳥形狀錄》。
在一處稱作“世界盡頭”的所在，主人公的人生就是在安靜的圖書館里閱讀藏在獨角獸頭顱里的古夢，陪伴他的是一個女孩，圖書管理員，屋外是永遠的大雪，屋內是氤氳的咖啡香氣。我一直覺得，這是村上小說世界中最動人的場景，這種世界盡頭的動人場景，來自一種心靈盡頭的簡單，村上不是一個復雜的作家，正如人生的沮喪與失敗并不復雜一樣。斯賓諾莎用內在信仰將失敗的猶太人從現(xiàn)實政治重負中解放出來，與此類似，村上也是憑借對心靈自由的維護，將眾多失敗的都市人從現(xiàn)實的生活重壓下解放出來。他的主人公，再怎么頹唐卑微，依舊還可以聽著羅西尼的歌劇煮意大利面，這種觸手可及的“英雄”姿態(tài)，感染了很多平凡的人。
當然人們可以質問，這種解放在何種程度上為真？我的回答是，當然不夠為真！就像在斯賓諾莎之后，猶太人的問題并沒有真的解決一樣，但我們并不因此看輕斯賓諾莎。人之為人的最光輝之處，就是他永遠身處某種局限性中，卻依舊能做出奮力向前的姿勢。
至于《奇鳥形狀錄》，可能是村上對歷史記憶和集體記憶開掘最深的一部著作，我會記得他所描述的在蒙古曠野上像化石一般裸露在外的諾門罕戰(zhàn)役中的殘骸，以及那一口深井，仿佛唯有咬牙坐入虛構之井中才可以碰觸歷史天空的深邃。
重復的村上春樹及成問題的三觀
然而，他的小說實在太過于重復。主人公永遠為男性，三十到五十不等（其年紀隨作者自己年紀增長會適當增長），離異或分居，喜歡爵士樂，閱讀趣味是巴爾扎克、托馬斯曼、古希臘史，身旁總有幾個可人女孩兒，很會享受生活，卻永遠沉浸在過去與幻夢中。他的小說著力塑造的，不是人物也不是故事情節(jié)，而是某種略嫌沮喪的人生，只是因為恰巧某個時段的我也身處人生沮喪的階段，因此得以共鳴，以及深深的安慰。
但當我自己又經過了十幾年的人生，前不久，看到他最新的一部短篇集，《沒有女人的男人們》，依舊還是這個狀況，我就有點崩潰。覺得這個作者的三觀實在是稍稍成些問題，連帶也開始懷疑那些自稱為村上迷們的三觀了。
據(jù)說李陀先生也是村上的著名粉絲。我看他前陣子在批評林達，把林達和瓊瑤聯(lián)系在一起，視為膚淺的代名詞。我看過以后有兩個感想，首先，唯有林達這種看似魯莽卻充滿實干精神的自由主義才能真的刺到左派的痛處；其次，就三觀而論，瓊瑤似乎比村上更健康一些。在瓊瑤那里，男女雙方至少是默認要在精神上保持對等的，要互相進步，雖然他們必然在經濟上不對等。而在村上那里，看似對女性無限尊重，其實女性是完全沒有精神存在的，她們只作為兩種方式存在，一種是前任，用來讓男主人公懷念，以此作為最好的借口，拒絕與現(xiàn)任發(fā)展除了性愛之外更深入的關系；一種是現(xiàn)任，用來安撫男主人公失敗的人生，作為溫順的性愛伙伴，招之即來，來之能戰(zhàn)，戰(zhàn)罷即去，不留后患。
竊以為，廣大文藝男中青年在村上的這種自艾自憐中找到了最好的安慰和最完美的生活形態(tài)。
小說之外的村上春樹實在更優(yōu)秀
如今，倘若我對村上還有一絲尊敬，那因為他在小說家的身份之外，還一直是一個勤勉的盜火者。我在中國還沒有發(fā)現(xiàn)一位作家，在豐富的小說創(chuàng)作之余，還有力量翻譯那么多域外的小說。村上并非像我們國內很多作家一樣，僅僅滿足做一個外國小說的“推薦專業(yè)戶”，相反，他是扎扎實實地去翻譯這些作品，并成為日本迄今出版譯作最多的作家。身體力行地把影響自己的域外作品翻譯成自己的母語，這種看似吃力不討好甚至有點自曝家底的事情，似乎是很多國外大作家常做的事情，波德萊爾翻譯愛倫坡，菲茨杰拉爾德翻譯魯拜集，陀思妥耶夫斯基翻譯巴爾扎克……數(shù)不勝數(shù)，我們早先也有作為翻譯家的魯迅和巴金，但如今，似乎中國的翻譯家和作家儼然就是兩種人。
此外，就像昆德拉的文論勝過其小說一樣，當村上在談論寫作這回事的時候，會有一些看似平常卻相當有力量的洞見。
比如說，他認為小說家乃至每個人的所謂“自我”應當是隱形的，它隱藏在針對類似炸牡蠣這樣微不足道的日常生活的開放式談論中，“我談炸牡蠣，故我在”。村上筆下一些人物具備的生動性和感染力，其實也正來源于此，他們自行其是，并不受制于小說家的判斷性描述；但從另一個方面來講，這些人物之間的重復性也正和此有關，我們會發(fā)現(xiàn)，無論是炸牡蠣還是炸蝦丸炸肉餅，他們談論的方式都是相似的。
村上的英文很好，且癡迷音樂，這兩個因素滲透到他的小說寫作中，幫助他形成自己獨特的文體。“將母語日語在腦中先做一次‘假性外語化’，規(guī)避意識中語言那與生俱來的惰性，然后再構筑文章，用它來寫作小說。反思過去，我覺得自始至終都是這么做的。”這可以令人想到德勒茲引用過的普魯斯特的話，“美好的書是用某種類似外語的語言寫成的”，當然，對今天已習慣于歐化表達的中文寫作者而言，更有效的追摹方式，不是跟著翻譯里面的村上腔亦步亦趨，而是不妨把這里所說的“外語”，理解成古典的漢語文言。其次，村上認為“音樂也好小說也好，最基礎的是節(jié)奏”，“關于文章的寫法，我差不多都是從音樂里學來的”，這個我覺得說的也很對，“生物之以息相通也”，藝術和生活中最簡單動人的表達和傳遞，都是在節(jié)奏和氣息上的。他又引用爵士鋼琴家塞隆尼斯·蒙克的話，“所謂新的樂音，是哪里都不會有的。請看那鍵盤，所有的樂音都早已排列在那里。只要你扎扎實實把意義注入一個樂音，它就會發(fā)出別樣的樂響”。
這意義，也即每個小說家致力表達的獨特之物，當然各自不同。對村上自己而言，他將之概括為：“世上所有的人終其一生，都在尋求某個寶貴的東西，但能找到的人不多。即使幸運地找到了，那東西也大多受到致命的損傷。但是，我們必須繼續(xù)尋求。因為不這么做，活著的意義就不復存在。”讀者多半喜歡這樣清楚簡潔的形容，雖然評論家難免覺得有些不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