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時，我的父親是個生產大隊長，也就是現在的村長，全國最小的“干部”。我知道父親在年輕時有過一些“輝煌”的資本：“大躍進”時的青年突擊隊長，在全縣農田水利建設的多個戰場上帶領他的隊員馳騁風云于我家鄉的大江河湖堤壩上。我還知道他是蘇南最早的一批社隊企業開拓者。

　　記得1964年春節，父親出去訪貧問苦。家里來了一個叔叔，拎了兩瓶我特別喜歡吃的蜂蜜。幼小的我怎么知道這兩瓶蜂蜜把我父親害得不輕，最后還牽涉到我的政治生涯。

　　幾個月后，“四清”運動開始了。父親因收受了這兩瓶蜂蜜被人檢舉而很快被革職，當了“下臺干部”。接著是文革，父親被當作“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飽受欺凌與摧殘。被打倒的父親當了幾年生產隊會計后，又被鄉里調去搞鄉鎮企業。這是他的強項，兩三年下來，他創辦的眼鏡廠和繡花廠生意興旺，再度成為蘇州地區的明星企業。但是，因為曾經有過“蜂蜜”污點，父親一直沒有被重用。經歷人生風雨之后的父親似乎已經想得開了，倒是踏踏實實度過了他的后幾十年。

　　十年前的一天，家人突然打電話告訴我：父親患了晚期癌癥，被送到了上海的醫院。聽到如此晴天霹靂般的消息后，我當日趕到上海。“小明，你有沒有埋怨過我？我知道因為我那點事，也牽連了你……”有一天晚上他突然問我。

　　我知道父親指的是什么。因為自從他收了兩瓶蜂蜜而下臺后，我的命運便跟著幾乎沒有好過，比如讀書特別優秀的我總也不能在學校年級里被推薦少先隊大隊長，比如入共青團要比一般人晚一年，比如保送大學根本輪不到我，連當兵都受到“政審”的拖累——后來因為武裝部領導看中我的“小秀才”本領才給了個機會，結果一下讓我“飛”了出去。

　　所有“狗崽子”受過的苦我都受過。四十多度的酷暑里，踩著燙腳的田埂，在水田里插秧，一天近20個小時的“雙搶”(搶收搶種)——這是我十三四歲時整個暑假的全部生活；冰天雪地里赤著腳，肩上壓著一百來斤重的湖江泥，在農田水利工地上一干就是幾十天——那是我十五六歲時整個寒假生活……我記得與農民兄弟比著五天一次從蘇州往返于上海之間的拉纖路途上，是不是還能省下隨身所帶的兩塊錢伙食費而打賭，結果我贏了。五天時間，每天要當纖夫，走五十多里河岸路，卻只花了一塊八毛錢的伙食費。那些老船工奇怪我這個嬌生慣養的“干部子弟”竟然能如此省吃儉用，而且吃一口咸——只有吃咸才會最省伙食費的，像鹽、醬油和咸菜。

　　“真的委屈你了！”聽行將走至生命盡頭的父親如此說，不由叫我無比感慨。

　　“一點不感覺委屈，反倒感覺挺好！”我說。

　　“為啥？”父親疑惑地盯著我問。

　　“我后來一直在部隊里干得挺順的，轉業到地方也干得不錯，當了作家，還當了作家中唯一的全國勞模，不挺好嗎？您知道為啥這么順嗎？”我有些得意地反問父親。

　　我又一次看到了父親當大隊長時的那種眼光——犀利而明亮：“為啥？”

　　“因為您為兩瓶蜂蜜當了一輩子‘下臺干部’，讓我時時警惕再不要重蹈您的路……”

　　“小赤佬！”我的一句話，讓父親像是一下忘了患重病的人似的，高興得有些忘乎所以。

　　“聽說你現在真的不吃甜的了？”爺兒倆樂了一陣后，他又似信非信地問我。

　　“是。吃糖多了也害人，所以我得了糖尿病，現在沒法吃甜的，連咸的也不吃了，只能吃不甜不咸的……”我說。

　　“哈哈……”父親聽后大笑。突然又劇烈地咳嗽起來，一夜沒停。第二天時，他的病情明顯下滑，渾身疼痛得翻來覆去，無法仰躺在病榻頭。這可怎么辦？醫生說，你們就給他多翻翻身。但我發現這并無用。每次翻身不到五六分鐘父親就疼得又受不了啦！

　　“來，您靠在我背上吧！”急中生智的我，躍上床鋪，彎著腰，用自己的背當靠墊似的讓父親的背靠在我身上——我盤腿而坐地，將后背弓成約五十度左右，一動不動地堅持著……五分鐘、十分鐘過去了，我竟然發現父親打起了鼾聲……他睡了。

　　我好不高興！兩行熱淚傾然而下。

　　那一刻，我覺得自己真正做了一回兒子！也第一次感受到了父子間的生命傳承原來如此奇妙——它是肉體與情感兩者的天然融合。那一刻，我特別感謝父親給了他兒子一生最寶貴的“財富”——“甜”的和“咸”的都不能吃。　　從人生角度而言，不貪“甜”食，不專愛“咸”味，始終保持生活上的不“甜”不“咸”，難道不是更有利于修身養性嗎？對一個領導干部來說，少一點“糖衣炮彈”侵襲，少一點惡意攻擊，不也是很好的事嗎？　

文｜何建明　中國作協副主席、黨組成員、書記處書記，中國作家出版集團黨委書記、管委會主任。全國勞動模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