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薔薇，就像所有的薔薇，

只開了一個早晨

　　　　　　　　　　——巴爾扎克

寫下這個題目，有些糾結。糾結什么呢？一時難以說清。但有一點是明確的，即：題目中的故園是指魯迅的故園。既然是魯迅的，那么至少有三處，紹興、北京、上海，都有資格成為魯迅故園。如果我是紹興人士，則毫不猶豫地選擇紹興，如果是上海籍呢？而我是北京人，熟稔的當然是北京，因此以魯迅在北京的曾經居住地而作為寫作中心，也就沒有什么可以遲疑了。然而，雖是如此，也還是有些糾結，糾結那些女人與花朵，尤其是女人——新與舊的女人，真的一時梳理不清。那就暫時放下，從故園的貓說起。

一

在北京，魯迅曾經居住過四個地方：一處是南半截胡同7號的紹興會館；一處是八道灣胡同11號周氏兄弟舊居；一處是磚塔胡同84號；一處是宮門口西三條21號的魯迅故居，現在被包圍在魯迅博物館的院子里。在紹興會館，魯迅住了七年半，從1912年的五月到1919年的11月，先是住在會館西北的藤花西館，因為鄰人吵鬧而遷移到會館東南的補樹書屋。關于鄰人吵鬧，魯迅在日記中這樣記載：“半夜后鄰客以閩音高談，狺狺如犬相嚙，不得安睡。”搬到南部的小院以后，雖然逃避了狺狺犬嚙，卻又平添了貓的騷擾。而且，這里多少有些陰氣，魯迅在吶喊《自序》中寫有這樣一句話：“往昔是曾在院子里的槐樹上縊死過一個女人的”，據說是一個官員的姨太太。魯迅對此倒不在乎，況且“現在的槐樹已經高不可攀了”。讓他惱火的是貓，是夜晚鬧春的貓。周作人在《魯迅的故家》中回憶，對于貓叫春，像小兒一樣綿長的啼哭，他們那時是“大抵大怒而起”，周作人說，他的1918年的日記里，也有“夜為貓所擾，不得安睡”的記載。不得安睡怎辦？只有采取行動，“拿著一支竹竿”，周作人寫道：“我搬了小茶幾，到后檐下放好，他便上去用竹竿痛打，把它們打散，但也不能長治久安，往往過一會又回來了。”誰拿竹竿？揣摩文意，既然周作人“搬了小茶幾”，那么就應該是魯迅，是魯迅手持竹竿與搬著小茶幾的周作人走到后檐下面。打貓為什么不在前檐，而偏要繞到房子的后面，舍近求遠地走到后檐下呢？我近日去哪里探訪，繞到補樹書屋的后面明白了，后檐的地勢相對前檐至少高出半米，站在那里可以很容易打散在屋頂上叫春的貓。

當然，在補樹書屋，對魯迅而言，更多是岑靜與寂寞，是抄古碑的好地方，而且“古碑中也遇不到什么問題和主義”。夏夜時分，“蚊子多了，便搖著蒲扇坐在槐樹下”，魯迅在《吶喊》自序中說：“從密葉縫里看那一點一點的青天，晚出的槐蠶又每每冰冷的落在頭頸上。”關于這株槐樹，研究魯迅的著作記述多矣，這里不再多說。我感興趣的是槐樹之前的歷史，因為文獻記載，補樹書屋的墻壁上 ， 曾經嵌有一方石匾，刻有這樣一些文字：

昔有美樹，花夜合。或曰：楝別種蓮芙。

夜晚將花朵合攏的，是什么樹呢？是合歡嗎？合歡我是熟悉的，北京曾有一條街道將其作為行道樹，夏天的時候綻放緋紅的花朵，后來不知道出于什么原因統統被砍掉了。合歡的葉子在晚間閉合，因此在日本有“睡覺樹”之稱。葉子是這樣，花也是這樣嗎？

什么植物的花在夜晚一定閉合呢？有一種叫“夜合花”，“又稱夜香木蘭”的，有九片花瓣，外面三瓣是綠色的，里面六瓣是白色的，清晨開放，晚間合攏，香氣幽馨，直徑有三到四厘米，是一種偏大型的花卉。把這樣的樹，稱為“美樹”，自然是不錯的。但這只是我個人猜測，因為還有這樣的話：“或曰：楝別種蓮芙”。楝，又稱苦楝，果實是圓球形狀的，成熟以后煥發一種金黃的色澤，因此又叫金鈴子。在中國文人的情懷里，楝是高潔的樹木，莊子《秋水》篇中便有鳳凰非梧桐不棲，非楝實不食的議論。楝花一蓓數朵，顏色紫紅，芳香滿庭。

楝，這種樹在印度被稱為神樹，是雕刻佛像的好材料。那么，楝的別種“蓮芙”，是楝的哪一個品種呢？可惜也一時難以說清，而歷史中的現實是，在魯迅的時代，無論是夜合還是蓮芙，都早已在壬寅年的春天死掉了，壬寅是光緒二十二年，即公元1842年。這一年，距魯迅入住的時間是七十年，距周作人是七十五年。他們所見的槐樹，種于癸卯，與壬寅相差一年——公元1843年，如果從這一年算起，周氏兄弟眼際中的槐樹正當盛年，正是亭亭如蓋，青翠如幄的好姿態。周作人說住在這里，盛夏的時候屋子里并不很熱，“不大有蚊子，因為不記得用過什么蚊香，也不曾買有蠅拍子，可見沒有蒼蠅進來”，自然與這株槐樹有關，“它好像是一頂綠的大日照傘，把可畏的夏日都擋住了。”這是槐樹的好處，當然也有壞處，只是槐樹上的“青蟲很有點討厭。”青蟲，在古人的筆下是尺蠖，魯迅寫作槐蠶，是一種像蠶那樣白皙的小蟲子，以槐樹的葉子為食，北京人俗稱“吊死鬼”。這種小蟲子，時常用一根細長而雪亮的白絲吊下來，落在地上一曲一伸地爬，不小心，落在行人的身上是免不了的。如果落在“頭頸上”呢，會像魯迅那樣，產生“冰冷的”感覺嗎？周作人呢？他奇怪的是：“那么舊的屋里該有老鼠，卻也并不見。”這其實是與貓大有關系。周作人說，“誰家的貓常來屋上騷擾，往往叫人整半夜睡不著覺。”這些擾人清夢的貓便是驅逐老鼠的功臣吧！

但是，它們哪里料得到，做了這樣的好事卻難免被痛打，功臣應該受到這樣的“待遇”嗎？

那些白皙的小蟲子，那個自縊的女人呢？

二

展現在我們眼前的是三個活潑的姑娘：俞藻、俞芳與許羨蘇。照片中，俞芳與許羨蘇之間是魯迅的母親魯老太太。

俞芳與俞藻有一個姐姐叫俞芬，俞芳后來回憶，八歲那年，她們的母親去世了，比她大十二歲的俞芬，帶著她和小妹俞藻一起到北京讀書,住在西城的磚塔胡同61號，即今之84號。俞氏三姐妹的父親叫俞英崖，61號是俞英崖朋友的房產。俞英崖在外地工作，俞氏三姐妹便借住在這里。1923年7月魯迅與周作人失和，離開八道灣而遷居于此。

與魯迅初次接觸，俞氏姐妹很拘謹。但是，很快發生了變化，一天，魯老太太給他們講魯迅小時的故事。說魯迅穿著紅棉襖，手持大關刀，模擬關羽征戰的樣子，高喊：“娘，給你看看！”聽了這個故事，俞芬立即拿起雞毛撣子，模擬魯迅小時的樣子高喊：“大先生，大先生，你看！”“這是紅棉襖，這是大關刀，和尚師父給我做的，給你看看！”陌生的界限一下子打開了。

俞芬與許羨素同為紹興人，是魯迅三弟周建人在紹興女子師范教書時的學生。許羨素到北京女子師高讀書的時候，俞芬在師高附中讀書，因此許羨蘇在回憶往事的時候，說她的這位同學是一位超齡的活潑的女中學生。魯迅借寓磚塔胡同61號便是通過許羨蘇介紹的。1920年，許羨蘇從紹興來到北京報考北京大學，住在八道灣，魯老太太很喜歡她。后來，許羨蘇考上了北京女子師高，住到學校里去了，魯老太太舍不得，流了好幾次眼淚。許羨蘇當時剪了短發，與高師當局的要求相抵觸。當時剪短發的，還有廖伯英、甘睿昌和張挹蘭。張挹蘭后來轉到北京大學，與李大釗同日遇難。高師當局下令這些剪短發的學生必須把頭發養長，而這四個學生拒不遵命。高師當局于是向學生的保證人、監護人與家長，要求他們督促執行。許羨蘇的保證人是周作人，為此，周作人退掉聘書以示抗議；魯迅則寫了一個短篇《頭發的故事》，表達他的激憤與支持。

1926年8月26日，魯迅與許廣平南下，由此，魯迅與許羨蘇的通信也頻繁起來。以8月27日至10月2日為例，根據《魯迅日記》他們之間的通信次數是：

八月

二十七日 上午以明信片寄壽山、淑卿。午蹬車，一點鐘發天津。

二十九日 晨七時抵上海……以明信片寄淑卿。

九月

一日 下午寄羨蘇明信片；

四日 下午一時抵廈門，……以明信片寄羨蘇及三弟；

五日 午寄淑卿信；

八日 下午得淑卿信，二日發。

十二日 下午寄淑卿信及明信片一；

十八日 上午寄許羨蘇信并《語絲》十本；

二十三日 午后得羨蘇信，十五日發；

二十四日 上午寄羨蘇信并《語絲》；

二十七日 收小景片十二枚，十六日淑卿自北京寄。

十月

二日 下午得羨蘇信，廿四日發。

按：淑卿，即許羨蘇。魯迅九月八日得到許羨蘇的回信應是對九月一日以前三張明信片的回復。許羨蘇二日寄出的信，魯迅六天就收到了，說明其時郵政是順暢的，作為平信的收發時間今天也大抵如此。從8月27日到10月2日，在三十七天的時間里，魯迅與許羨蘇通信13封，魯迅8封，許羨蘇5封。有人根據《魯迅日記》統計，魯迅與許羨蘇的往來信函大概有二百五十余封。魯迅——包括郵寄書籍，有一百多封，許羨蘇的也有百余封。

在魯迅的人生中，許羨蘇是一位難以回避的女性。許羨蘇面容姣好，性格活潑，歷史如果給魯老太太再一次選擇兒媳的機會，有的研究者認為，她一定會選擇許羨蘇。友人曹聚仁在一本關于魯迅的評傳中，更是把許羨蘇直接稱為“魯迅的戀人”。魯迅的學生孫伏園曾經私下里，將許羨蘇、許廣平與魯迅之間的關系稱為“二許之爭”。這樣的閑話，很快傳到魯迅的耳朵里。1926年9月30日，時在廈門的魯迅，致信在廣州的許廣平，轉述伏園的閑話：“他所宣傳的，大略是說：他家不但常有男學生，也常有女學生，但他是愛高的那一個的，因為她最有才氣云云。”“高的那一個”是指許廣平。對這件事，魯迅看得很淡，認為是：“平凡得很，正如伏園之人，不足多論也。”看到魯迅的信，不知許廣平的心情如何，而許羨蘇又會翻涌怎樣的波瀾呢？

關于魯迅與許羨蘇之間通信的下落，許羨蘇在1961年著文回憶說，1930年她去河北第五女師——其地在大名府，任教前夕，把魯迅給她的來信捆成一包，交給了魯迅的夫人朱安，“不知她怎樣處理了”。但是，后來整理魯迅在北京的故居時，在朱安的箱子里并沒有見到這些信。如果這些信還在，那些曾經的鮮活文字會傳遞何種信息呢？

1927年1月11日，魯迅在即將離開廈門大學的時候，給許廣平寫了一封長信，述及廈大的學潮以及關于北京的一些傳聞，說到一位從北京南來的教授白果 “為攻擊我起見，便和田千頃分頭廣布于人，說我之不肯留居廈門，乃為月亮不在之故”，將許廣平喻為皎潔的月亮。信尾又告知這樣一件事情：“我托令弟買了幾株柳，種在后園，拔去了幾株玉蜀黍，母親很可惜，有些不高興，而宴太即大放謠諑，說我縱容著學生虐待她。”宴太即周作人的妻子羽太信子，令弟即許羨蘇。這封信收進《兩地書》時，羽太信子與許羨蘇的真實姓名都被芟夷而改為代稱，前者是可以理解的，是為了避免麻煩，用魯迅的話是“力求清寧”；后者呢？回避什么？許廣平是許羨蘇在女子師高的同學，比許羨蘇大三歲，稱其為令弟自然可以，但有什么必要回避其名？

“柳”的背后蘊含什么深藏的故事嗎？

三

當然，這樣的柳也可以理解為自然之柳。

1924年6月25日，魯迅從磚塔胡同移居“西三條胡同新屋”。次年四月五日，請云松閣栽種綠植。計有：“紫、白丁香各二，碧桃一，花椒、刺梅、榆梅各二，青楊三。”《魯迅日記》中的丁香、碧桃、花椒、刺眉與榆梅，今天還可以見到，丁香位于前院正房兩側，壯碩蓬勃，已經高過屋頂了。其余的植物均在后園，一株在正房背后的東邊，這是碧桃。余者則位于后園的北墻之下，從西向東依次是花椒、刺眉、榆梅。三株青楊呢？現在是一株也沒有了。

青楊是楊樹的一種，在中國土著楊樹的種類中，與青楊相對應的是白楊。白楊樹皮皎潔，青陽樹皮青灰。 清人陳浯子在輯錄的《花鏡》中比較這兩種楊樹的區別時說，白楊的葉子在萌芽之際，包裹一層乳白的絨毛，及至舒展開來，上面是淡青色，背面依舊是白色的。白楊的葉子似“梨葉長而厚”，“蒂長兩兩相對”，也就是“對生”，“遇風則簌簌有聲”。豈止是“簌簌”，有時簡直會發出驟雨一般的暴響。相對白楊，青楊的葉子要小許多，高度也相對低矮。在中國的傳統文化中，楊樹不種在院子里，而是多植于塋冢之間。由于這個緣故，北京的四合院很少有這種樹。說是很少，是因為，還是有一些新進人士，比如周氏兄弟，不愿意接受這樣的束縛而任性自為。我不知道魯迅對白楊是何種態度，周作人則似乎頗多喜愛，我忘記了他在哪篇散文中說過，在西教中，白楊是有罪惡的，因為基督臨死之前背負的十字架是白楊做的。青楊呢？他，包括魯迅似乎沒有述及，但是雖然不見于紙上的煙霞，卻見于魯迅的后園，而且在不大的園子里栽種三株，可見主人的志趣與喜愛。

如同楊樹，西三條栽種的那些花木，也基本不見于北京的四合院，只是反映了的魯迅個人興趣而已。見于《魯迅日記》中的刺梅即黃刺玫，榆梅即榆葉梅。二者在花期的時候都綻放黃色花朵，而且都是重疊的花瓣，只是刺梅有刺，榆梅無刺，葉子細小模擬榆樹的葉子而已。丁香就不用說了，盛開的時候香氣郁烈，只是味道有些怪異，因此不太被人們所接受。尤其叫人費解的是花椒，有什么觀賞價值呢？當然，這樣的說法難免偏頗，因為《花鏡》里不僅收有花椒，而且把它列在“花木類考”里。《花鏡》描述它是“本有尖刺，葉堅而滑”，氣味辛香，“蜀人取嫩芽做茶”。北京卻沒有這樣雅，春天的北京人，只是以炸“花椒芽”自饗和饗客罷了。我年輕時的工作單位便種有花椒，栽種在食堂門口，好大一片，從那里經過時即便是炎夏，也會感到一種辛辣的涼氣。奇怪的是，我從來沒有見過它們開花，當然不會沒有花，花椒，包括我們食堂附近的都會開花，是一種澄黃、纖巧而類于臘梅那樣形狀的花。

1947年6月28日，南京《新民報》記者來到西三條，采訪魯迅的夫人朱安，說到魯迅，說到院子里的兩株植物，一株是洋桃，還有一株是櫻花。朱安說，魯迅喜歡的那株櫻花被蟲子咬壞了，去年才將它砍倒。而記者看到，“魯迅手種植的那株洋桃，高出屋脊，綠葉森森，遮蓋住西邊的半個院子。”洋桃是南國的嘉果而實如橄欖，成熟以后泛射蜜蠟的色澤，半透明的黃色很是秀麗。洋桃，在《兩地書》中，寫作楊桃。關于楊桃，在許廣平與魯迅的通信中多次述及。先是，1926年9月28日，許廣平在信中訴說廣州的天氣：時常有雨，空氣十分潮濕，“衣物書籍，動輒發霉，討厭極了。”而“無雨則熱甚”，上課的時候汗流浹背。“蚊子大出”，“螞蟻也不亞于廈門”，“食物自然更易招致，即使掛起來，也能緣繩而至，須用水繞，始得平安。”這些是牢騷話，當然也有好吃的水果，“現時有楊桃，五瓣，橫斷如星形，色黃綠”，這樣的水果，“廈門可有么？”10月4日，魯迅回信說，在廈門有香蕉、柚子，都很好吃，“至于楊桃，卻沒見過，又不知道是甚么名字，所以也無從買起。”兩周以后，魯迅在給許廣平的信中再次提到楊桃說，“我很想嘗嘗楊桃”，然而要吃楊桃得去廣東，但是現在卻難以成行。原因是“經濟問題”，因為廈門大學已經提前支付了工資，倘若現在就走，魯迅在10月29日的信中說：“玉堂立刻就要被攻擊，因此有些彷徨。”玉堂，即林語堂，是魯迅來廈門大學教書的介紹人。

在魯迅與許廣平合著的《兩地書》中，以廈門為背景的通信最多，魯迅給許廣平的信，不僅心跡袒露，而且頗多頑皮之態。比如，10月28日：

樓下的后面有一小片花圃，用有刺的鐵絲攔著，我因為要看它有怎樣的攔阻力，前幾天跳了一回試試。跳出了，但那刺果然有效，給了我兩個小傷，一股上，一膝旁，可是使并不深，之多不過一分。這是下午的事，晚上就痊愈了，一點沒有什么。恐怕這事會招到告誡，但這是因為知道沒有什么危險，所以試試的，倘覺可慮，就很謹慎。例如，這里頗多小蛇，常見被打死的，額部多不膨大，大抵是沒什么毒的，但到天暗，我便不到草地上走，連夜間小解也不下樓去了，就用磁的唾壺裝著，看夜半無人時，即從窗口潑下去。這雖然近于無賴，但學校的設備如此不完全，我也只得如此。

跳過有刺的鐵蒺藜，刺傷了自己，可是傷口并不深；把尿“磁”在唾壺裝著，“看夜半無人時，即從窗口潑下去”，這些近乎無良少年的無賴舉動，說明戀愛的力量有多么凌厲！我不知別人見到這樣的文字有什么感想，我是不由得產生了一種微微的莫名的興奮，同時浮想沙翁的喜劇《仲夏夜之夢》。那時的魯迅，恐怕是中了小精靈迫克（Puck）紫色的魔汁，雖然也間或掠過一絲愛情所固有的煩惱，但即便如此，亦是歡樂、青春、幸福的。

而在此之前，在九月三十日的信中，魯迅說，聽課的學生漸漸多起來了，大概“有許多是別科的”，有男生也有女生，“女生共五人”。對這些女生的態度，魯迅的態度是:“我決定目不斜視，而且將來永遠如此，直到離開了廈門。”對魯迅這樣的剖白，許廣平在十月十四日的信中認為“邪視”有什么要緊，“許是冷不防的一瞪罷！”對戀人的戲謔，魯迅回答：“邪視尚不敢，而況‘瞪’乎？”什么是瞪？瞪，是正～視——正面看。“瞪”既可以是冷不妨，也可以是長時間看。這時的魯迅，對講臺之下的女生，既不可以邪視，又不可以正視，在這樣的情形下，有什么辦法呢？要么，閉目不看；要么，像高老夫子那樣仰頭看天花板，借以表達對戀人的忠貞吧。然而，女學生固然可以不看，但楊桃還是要吃。過了幾天，孫伏園，也就是散播“二許之爭”的那位，從廣州帶來了楊桃，從而滿足了魯迅想吃楊桃的渴望。然而，吃過以后，魯迅的態度卻是：“我以為味道并不十分好吃，而汁多可取，最好是那香氣，出于各種水果之上。”

楊桃我是吃過的，的確如魯迅所云沒有任何味道，只是液體多，吃一只可頂一瓶礦泉水。香氣似乎有些夸張，并沒有“出于各種水果之上”的感覺。

四

如同一切家庭，魯迅與許廣平的婚后生活也是瑣碎、物質的，因為瑣碎故而真實，因為真實而所以物質。蕭紅在一篇回憶魯迅的文章中說，吃飯的時候，魯迅不和家人在一起，而是在樓上單開一桌。許廣平總是親手把放著小菜的木盤端上去。小菜盛在碟子里，碟子直徑不過兩寸，有時是一碗豌豆苗，有時是菠菜或者莧菜，如果是雞或者魚則必定選擇其中最好的部位。許廣平用了比祈禱更虔誠的目光，才小心翼翼地端著盤子走上樓梯。

面對妻子——比魯迅小十七歲，這個男人的內心會是怎樣，當會充滿幸福與感激吧。使我們感動的是，臨終之時，他說過的那些話，忘掉我，管自己的生活；兒子倘若無能，千萬不要做空頭文學家。這是對許廣平，對上海的家人；那么，對北京，對北京的家人，他的母親與朱安，他想到了什么呢？在他去世以后，西三條的家里也設立了靈堂，接待前來吊唁的親友。在正房對面的南房，北京人素常所說的倒座的東墻上，懸掛著陶元慶所繪的魯迅肖像，下面是一張方桌。朱安一身素服坐在方桌左側，在裊裊的煙篆里，祭奠遠逝的丈夫。據南京《新民報》報導，當時的情景是，記者寫道：“魯迅夫人的身材很矮”，“臉色很清癯，眼睛里永是流露著極感傷的神態，上身著的是咖啡色帶白花的短夾襖，青褲，白鞋白襪扎腿，頭上挽著個小髻，也用白的頭繩束著”。朱安讓記者坐下以后，有一個女仆執一水煙袋相進，她一邊吸著，一邊接受采訪：

關于后事，她這里還沒什么打算，完全由他三弟周建人在上海就近辦理，她不預備到上海去，因為她母親（作者按：魯老太太）在這里，今年已八十歲，處處需要人照顧，不能離開，同時去上海也沒有多大的用處。記者因為談話已有半點鐘的時間，乃起而辭別，她最后很客氣的說：“謝謝你！，他死了你們還要給他傳名！”

魯迅去世以后，朱安給周建人發的電報中有這樣兩句，一句是：“一生辛苦如是作終”；再一句：“緬懷舊事痛不欲生”。前句是對魯迅的蓋棺之論，當然是朱安對魯迅的理解，后句是朱安自己內心的表達。朱安的電報，雖是倩人代筆，卻真實反映了那一時代舊式婦女在丈夫死后的情感與心境。

魯迅去世以后，朱安還給周建人寫過一封信，希望許廣平“擇期整裝，早入歸來”。若果“動身有日”，請“先行示知”，“嫂當掃徑相迓，決不能使稍受委曲。”住在哪里呢？朱安已經料想得十分周詳了，如果這些地方都不合適，也可以住在朱安自己的房間：“或住嫂之房，余再騰他處”，“一切什物自必代備”，“許妹與余同一宗旨同一境遇，同甘共苦扶持堂上，教養遺孤，以慰在天之靈”。朱安說這些都是出于“肝膈”的話，“特竭誠相告也。”朱安是舊式婦女，對許廣平以姐妹相稱，以魯迅正室自居——她的確是正室，是可以理解的，而作為現代女性的許廣平，自然不會接受這樣的邀請而把自己嵌于舊家庭的屋檐之下。

十年前，在聞聽魯迅與許廣平在上海同居以后，朱安與俞芳有過這樣的對話。俞芳問朱安今后打算怎么辦？朱安痛苦地說，“大先生和我不好”，“我想好好地服侍他，一切順著他，將來總會好的。”但是現在朱安絕望了，“我好比是一只蝸牛”，她說：“從墻底一點一點往上爬，爬得雖慢，總一天會爬到墻頂的。可是現在我沒有辦法了，我沒有力氣爬了，我待他再好，也是無用。”聽了這些話，俞芳很是驚異，她比朱安小三十歲，面對一個比自己小三十歲的鄰家女孩搵淚傾訴，可以想見朱安的內心有多么痛楚與壓抑。

1947年6月28日，南京《新民報》記者采訪朱安，其時距朱安辭世僅僅一天，在那一天，朱安對記者說身體不好，全身浮腫，關節發炎，由于經濟匱乏，又不愿意變賣“先生的遺物”，“只好隔幾天打一針”。她說：“周先生對我并算不壞，彼此之間并沒有爭吵，各有各的人生，我應該原諒他。”關于她與魯迅的關系，朱安曾說，老太太抱怨我沒有孩子，大先生從來不和我說話，怎么會有孩子呢！他曾經向魯迅表示過繼朱家的一個侄子，但是魯迅沒有表態。說到許廣平，朱安的態度也很友善，她說：“許先生待我極好，她懂得我的想法，她肯維持我，不斷寄錢來，物價飛漲，自然是不夠的，我只有更苦一點自己，她的確是個好人”。

一年以后，北平版的《新民報》刊登了一篇紹介朱安生平的文章和一幀照片。文章的題目是《魯迅夫人》，對朱安的生平進行了簡短回顧：

夫人朱氏，紹興世家子，生于勝清光緒五年七月。父諱某，精刑名之學，頗有聲名于郡國間。夫人生而穎慧，工女紅，守禮法，父母愛之不啻若掌上珠，因而擇婿頗苛，年二十八始歸同郡周君豫才（即魯迅）。

文中描述朱安是：“柔色淑聲，晨昏定省”，“事其太夫人魯氏數十年如一日。”抗戰勝利以后，生存日艱 “蒙蔣主席賜予法幣十萬金，始延殘喘”。文末感慨：“嗚呼！夫人生依無價之文人，而文人且不能依”，“依”而不能“依”，朱安的悲劇就在這里。1943年，魯老太太病歿，埋葬在京西板井村，終年八十五歲；四年以后，朱安辭世，終年六十九歲；1968年，許廣平離世，終年七十歲，二人辭世的時間相距二十年；1986年，許羨蘇去世，相距許廣平十九年，終年八十三歲。說來吊詭的是，西三條故居里懸掛著一張魯老太太的遺照，受到參觀者的景仰，因為他的長子是魯迅。同樣是這位老人，紅衛兵去八道灣抄家時，首先砸的就是她的牌位，因為她的次子是周作人。

據說，臨終之前，朱安囑托兩件事：第一件，葬在“大先生”的墳壟一側；另一件，每七需供水飯，五七時請僧人念一卷經。第一件自然做不到，友人提議把她的靈柩也安葬到板井村，從而陪伴魯老太太，但不知為什么沒有實現而是埋葬到了保福寺，而這一地區，恰是今天中關村的核心區域，早已鶴歸遼海人事皆非。每次我經過這里，尤其是夜間乘車從保福寺橋下通過，總免不了產生一種惴惴的不安，現在還有多少人知道這個舊時代的女人？肯定會許有的，夜色中的蝸牛也會吐出幽寂的光芒吧！

五

2012年3月5日，我接到一個《新京報》記者的手機采訪。他說魯迅住過的磚塔胡同84號即將拆除，對此我有什么感想？我說，在84號，魯迅創作了著名的短篇小說《祝福》，完成了《中國小說史略》的下半卷，是研究魯迅生活變化與創作心境的重要場所。次日，我致信給西城區負責人。不久，西城區政府在官方微博中回應，84號暫不拆除。

近日，我路過磚塔胡同發現， 84號以東一帶的房屋都被拆掉，只留下了圍墻與院門，每一處院子的圍墻上，都畫有一個巨大的白圈，里面寫著一個嚇人的“拆”字。84號，還在，只是原本畫在墻上的“拆”字被抹掉了。我和妻子進去，見到一位中年婦女，她說是外地人在這里租房子住的。幾年前我來過這里，當時的房主都是北京人。小院更加湫隘、骯臟，衰敗，對著院門的地方有一株樹木，看看并不十分粗糙的樹皮，我猜度應是小葉梣。在俞芳的回憶中，84號，當時是61號，有三間北房與東西廂房，北房西側是院門。在北京，胡同北部的院子，院門一般設于西北角。因為按照九宮格的原則，西北屬于“西北六白”吉地。61 號是三合院，與北房相對的南邊沒有筑屋，只有一座花壇。花壇上栽種了什么花卉，是北京人喜歡的玉簪——黃昏以后遞送幽細的清芬？我不記得俞芳有過什么記載。也許有，忘記了。法國人莫迪亞諾在他的小說《暗店街》的結尾處，寫有這樣一段話，說是在俄羅斯南方的海濱療養地，一個小姑娘突然放聲大哭起來，她不過是想在海灘上再玩一會兒。但是，她母親堅決不同意而把她拉回家。她們走遠了，穿過街道，拐過路口，再也聽不到她的哭聲，我們的生命不是和這種孩子的悲傷一樣，也會迅速地消逝在冥冥的夜色里嗎？而現實是，在原本是花壇的地方加蓋了簡陋的小屋子，不像今天的八道灣11號，補種了不少植物與花朵。

關于八道灣11號，我曾經向有關部門建議，作為周氏兄弟的文化遺產保護起來。不久，八道灣拆掉了，11號被規劃進北京35中校園，被保護起來。房屋修葺一新，也補栽了不少植物，卻不知為什么，最多的是花椒樹，至少有四到五株，仿佛出操的士兵排成一列，站在正房的背面。正房的堂屋背后是一間平頂的小房子——北京人叫灰棚，使人想起西三條的老虎尾巴，其實這也是老虎尾巴，是一條更早的老虎尾巴，魯迅在這里工作、休息。先后兩條老虎尾巴提供的歷史信息是一致的。正房北側是九間后罩房，西首三間周作人一家住，中間三間周建人一家住，東首三間招待客人——盲詩人愛羅先珂曾經在這里居住。西首三間的窗下有一株碧桃，東向則間隔均勻地栽種木槿一類的植物，因為是二月，北京的氣候尚冷，這些植物沒有一絲春天的消息。對于碧桃，我向來不喜歡，原因很簡單，它的花型繁縟、呆板，仿佛是緋色的表彰紀念章掛滿樹枝。

記得八十年代讀過一篇文章，作者是一位與周作人有工作關系的編輯。一天，周作人送他出門時指著院內的丁香說：“這是家兄種的樹。”語氣中流露出懷念之情。從兄弟怡怡到形若參商，關鍵人物自然是他的妻子羽太信子，是圍繞羽太信子而掀起的“窺浴”風波。關于兄弟反目，魯迅后來在《〈俟堂專文雜集〉題記》中寫過這樣一段話：

 曩嘗欲著《越中專錄》，頗銳意蒐集鄉邦專甓及拓本，而資力薄劣，俱不易致，……。遷徙以后，忽遭寇劫，孑身綰遁，止攜大同十一年者一枚出，余悉委盜窟中。……甲子八月廿三日，宴之敖者手記。

 俟堂，是魯迅早年別號。《俟堂專文雜集》，是魯迅所藏古磚拓本的輯本，但在魯迅生前沒有印行，1960年3月由文物出版社出版。“遷徙以后，忽遭寇劫”,當是指周作人侵占魯迅書物。宴之敖者的署名，據許廣平在《欣慰的紀念》中說，魯迅曾經向她解釋：宴從宀、從日、從女，意為“家里的日本女人”，也就是羽太信子；敖從出、從放，意為“驅逐”，宴之敖者就是“被家里的日本女人驅逐出來的人”。如果沒有這個女人，魯迅與周作人大概不會分手，中國的現代文學史或者會出現另一番景象，這既是一個對周作人，也是一個對魯迅，發生過重要影響的女人。關于這個女人的灰色評論甚多而不必再說。這里只說她的三件事，其一，魯迅的母親有腎炎，需要吃西瓜，為了讓她在冬天也能吃到西瓜，羽太信子就想出了煎熬西瓜膏，以便在冬天也可以食用的辦法；其二，羽太信子每餐必先在牌位（魯老太太、周作人的女兒若子、周建人兒子豐三）前面供上飯食，然后全家人才用膳；其三，羽太信子彌留之際說的胡話，居然是紹興話而不是日語，這使周作人大為感動。羽太信子病故于1962年，周作人猝死于1967年，而前一年的八月，東風驟起，杜鵑啼惡，自此周作人飽經批斗、毆打、凌辱，羽太信子真是幸運得很！

與這些，相對這些遠逝的女人——幸福與不幸福的，故園的花朵，也同樣復雜得很。有的今天依舊繁華灼灼；有的早已梅子心酸而褪盡殘紅；有的被補種，卻也真是莫名其妙。1949年，補樹書屋檐前的槐樹被雷電殛死，補種了一株棗樹；八道灣，補種了大量多刺的花椒，卻沒有補植那種香氣悠長，其香氣可以令人騷動的丁香與笑靨燦爛的黃色刺玫；而在西三條，蜜蠟一樣的楊桃與流霞一樣的櫻花呢？忘記了，而我也忘記了是誰說過這樣的話，女人的隕落對應著花朵的綻放，是這樣嗎？也未必都是這樣。至少，故園的女人與花朵未必如此！